我们知道，阿尔弗里德病了，但我们不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在埃森，人们也注意到，那辆车号为E-Rz1的银灰色宝时捷几乎很少停在主管理大楼预定好的停车位上。
7月14日，当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阿尔弗里德没有出现，这才真正引起克虏伯人的担心。当新的董事会主席贡特·福格桑三天之后走马上任时，他没有受到阿尔弗里德的欢迎，这更加肯定了他们的忧虑。如果没有绝对令人信服的理由，阿尔弗里德，这个永远正确无误的、永远有礼貌的、永远贵族化的人，从来不会做这样不合礼仪的事情。
阿尔弗里德病了。他得的是恶性肿瘤，发现得也太晚了。阿尔弗里德一生都习惯了健康，他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去看医生了。现在他躲进他的房子里，不想见任何人。只有拜茨还定期去看望他。拜茨是他与世界还联系的话筒和他为数不多的谈话伙伴之一。在拜茨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份遗嘱，遗嘱中会给拜茨许多权力。阿尔弗里德仔细地、充满义务感搀做着准备，为将来他不在的时候。公司尚留给他的一切他已经都做了充分考虑，做了很好的安排。他的病很严重，不治之症，但从某种非医学的角度讲，阿尔弗里德也死于破碎的心，或者更客观地说，他死于缺少生存欲望。
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些。全家都很镇静，准备要承受长时间的痛苦和长时间的病痛。因此，我的母亲打消了顾虑并且同意在布律巴荷举办一次早就要举办的家庭聚会。在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许多朋友和亲戚都来到了那里。那时正值仲夏，天气较热。平台上的花在温暖的风中轻轻地摇动，草地上升腾起一股新割了草的香味，布律恩小溪潺潺流过桥下，溪水那么清，那么透明，以至于胖鳟鱼鳞片上的每个点都清晰可见。整个房子象个蜂箱一样嗡嗡地响，每张床都住了人，孩子们在长长的走廊里玩，年轻人在平台上讨论，偷闲。或者散步穿过成荫的森林。晚上大家跳舞，所有的大门都大开着。他们让夜间凉爽的空气和银色的月光进入房间。窗户上金色的灯光洒进夜色中，与美妙的音乐和跳舞的人的笑声融合在一起。这是1967年7月30日夜晚。
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埃森的电话来了。我们无法相信，阿尔弗里德在他60岁寿辰的前两个星期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当他的情况突然恶化时，只有他一个人呆在他房子里。震惊的护士叫来了克虏伯医院的主治大夫莫什斯基教授，但他也无法帮助阿尔弗里德了。这天深夜，医生给贝托尔特·拜茨打了电话，他正在卡姆盆度周末，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正邀请了客人与他共进晚餐，客人与他一起得到了阿尔弗里德去世的消息，客人是阿尔弗里德的儿子阿恩特和他的母亲安娜里泽，阿尔弗里德离婚的第一任妻子。
在布律巴荷，全家人默默地、心情沉重地坐在壁炉前。
客人们非常知趣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都无言地离开了。我的母亲脸上煞白，显然她在责备自己。我认为她没有理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站在我们的房间里，望着外面的黑夜。葡萄叶围绕着窗户，发出簌簌的轻响。深深的幽静象团雾从峡谷中升起来。我想起了阿尔弗里德，这个在所有舅舅中与我距离最远的舅舅，而我却万分崇敬的舅舅。在这个地方，他度过了他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我感觉他离我很近。现在他死了，整个一个时代也随他死了。这也是布律巴荷的结束，就在今天这个晚上，我就非常本能地认识到，它再也不会象我们大家热爱的那样了：尽管非常大，但很简单，温暖，温柔，这曾经是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的地方。
在埃森，正是礼宾部的伟大时刻。与家庭成员一样。
只有夜间短短的几个小时是留给贝托尔特·拜茨哀悼的。
第二天早晨，他与阿尔弗里德的弟弟们商谈葬礼之事。大家都清楚，最后一个克虏伯不能在没有公众注意的情况下举行葬礼。但克虏伯家人没有忘记关于联邦担保所发生的一切；克虏伯家族坚持葬礼只在家庭小范围内进行。最后达成妥协：在威拉山庄的追悼会应该与国家葬礼性质一样，允许公众参加。而真正的葬礼则只允许家庭成员参加。这将是最后一次为了克虏伯的名誉而在威拉山庄举办的大型活动。贝托尔特·拜茨决定，要把这追悼活动组织得豪华气派，完美无缺，以便克虏伯的礼宾部记录下来。
他抓起电话，拨通了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电话，他找的人叫库特·舒坡，他是拜茨的“少壮职工”之一，曾经多年担任克虏伯礼宾部部长。他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已于半年前离开康采恩。他正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当听说有位拜茨先生要找他时，他猛一下还没想起来。“你连你上司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贝贝对着电话吼道，“上车，马上到我这里来。”于是，库特·舒坡开始负责准备追悼会和葬礼，追悼会和葬礼定于1967年8月3日举行，它们必须完美，必须顺利进行。那天天气很恶劣。下着雨，又有电闪雷鸣，直至最后棺材要放进墓穴的时候，才有几束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
尽管如此，仍然有几千名埃森市民自动来到威拉山公园，以便通过喇叭收听追悼会的实况。在最后两天，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威拉山庄的下层大厅，走过阿尔弗里德的灵柩，与他的遗体告别，向阿尔弗里德表示最后的敬意。当应邀参加葬礼的贵宾乘车去灵堂时，有几百个花圈摆放在通往威拉山庄的路上。参加葬礼的贵宾从A字头的阿波斯(德意志银行)，到B字头的布莱辛(联邦银行)，再从G字头的格伦帝希，到V字头的如凡·达姆(犹太人中央委员会)，S字头的斯特尔腾贝格，一直到以Z打头的曹恩布莱协(主教大教堂教士)。除了英国和美国外交官，克虏伯通知的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公司，我们恨中有爱。”英国人对克虏伯公司的这番评价，在阿尔弗里德这个最后一位克虏伯的葬礼上，甚至直到今天，战争结束22年了，它仍然很合适。
在我的记忆里，这追悼会举办得很不好，但这并不是因为库特舒坡组织得不好。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完美，但缺少内在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这次葬礼是礼节和虚假的象征，因为没有感觉到应邀参加葬礼的客人有多么伤心。《明镜》周刊这样写道：“最后一个克虏伯被无动于衷的人们抬进了坟墓。国王在他未死之前，就已经死了……在他躺在地下之前，他就已经被埋葬了，因为他在逝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明镜》认为：“3月初，金融界最高层人士取得一致意见，要将埃森的一个私人公司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或者一个基金会。从此，对于确定了那些数字的男人们来讲，克虏伯这一章就结束了。最后一位姓克虏伯的人的死，属于一个结束性的、过渡性的事件和过程，人们已经为另一个时期的开始安排了自己的人选，有时命运会做出一些令人惊讶的补充。在葬礼前，人们一组一组地站在一起，离灵柩不远，但他们并没有以压抑的声音谈论死者的生平和人品(如果人们聚在一起)，而是谈论那些值得探听别人意见或值得做的话题。”当然，在那些聚在灵柩前的大批人群中，那些倾听别人谈话的人群中，也有怀念阿尔弗里德的人。如果库特舒坡在他繁忙的职务中有一点点时间，他可能会想起他初到克虏伯的那些年，想起来，在他首次独立完成任务之后，他站在威拉山庄的阳台上，观察着海尔·塞莱西皇帝，这时候，阿尔弗里德转过身面向他，微笑着说：“您看，舒坡先生，您大约瘦了几磅。”他觉着这些话对他来说就象是骑士晋封仪式似的。
1967年8月3日，在参加葬礼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有这样诚实的小往事和感触，但他们没有站在大厅里的贵宾中间。在大厅里，除了阿尔弗里德家人，只有一个人确实很悲痛，并且不怕把悲痛表现出来，这个人就是贝托尔特·拜茨。他无法第一个为阿尔弗里德致悼词。向阿尔弗里德表示感谢的时候，他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致悼词时，象是一个必须要说话、但更愿意沉默的人，但他必须要说，因为他的演说除了感谢以外，还有战斗的宣言。
“十几年来，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日复一日。因此，在那最后的几周和几天里，当有迹象表明，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也在他身边。他给予我的是人与人的情谊，是真挚的友谊，这不由使我悲从中来，难于继续讲下去。…… 早在几年之前，他就在他的遗嘱中决定，他的财产要交给一个基金会。您，亲爱的阿恩特·冯·伯伦，非常负责任地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只有您放弃财产继承权，才会使转变成基金会的道路畅通无阻。我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您不藩于表达赞誉和认可的父亲，对您，他唯一的儿子，是多么地感激。转变为基金会的计划和转变成股份公司是他的事业。
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在这里肯定地说，这一切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推动力。
阿尔弗里德。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朋友。他给予我完全的信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毫不犹豫地支持我。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一生。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也将是我将来道路的榜样。他的愿望是保持公司未来的统一，这也是他给我们的遗愿。我们把它当作我们必须完成的责任。”他在这些话中所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意挑选的。这些话是讲给谁听的，他们也都知道，也都明白了。而这些话中的每一句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这里也充满激情地讲，这也表明了拜茨内心里都想着什么。
在所有致悼词的人中，除了拜茨，我觉着还有一个人讲了实话。海因茨·屈恩，州政府总理，老社会民主党人。他说，如果为了满足惯例的要求，那他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因为他来自社会主义阵营，永远不会正确理解死者的世界。
“在德国历史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价值判断和偏见中，克虏伯这个名字被爱过，被恨过，被惊奇过，被嫉妒过，被尊重过，也被侮辱过。……我为这个人高贵的性格深感钦佩，尽管他拥有巨大的财富，但仍然没有逃脱掉命运对他的考验，正如一位诗人所写的那样：‘人不能期望得到人们的赞同，他们今天为你树碑立传，明天他们又为同一个人和同一样行为制定贝壳放逐法。”’
当我们护送灵柩前往墓地时，那些应邀前来的贵宾可以在威拉山庄歇息。那些未被邀请的人中，如果有谁鼓足勇气走向了冷餐桌，那他也与其他人一样受到款待，至少这些会使阿尔弗里德高兴的。许许多多普通的克虏伯人向我们表示慰问，对此阿尔弗里德肯定也会很感激的。圣经里有一句话，可能比所有富丽堂皇的墓碑和赞誉都更适合阿尔弗里德的最后一段路：“谁会给我鸽子一样的羽毛，使我能够飞翔，能够休息？你看，我飞逝了，我依然孤独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