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例子就是参观巴黎近郊的“雨果国际中心”。这个中心在巴黎郊区，不仅不是繁华市区，而且也不是居民区，正经说是个风景区。在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小山坡上，一栋造型优雅的二层小楼，附带几间厨房、马号、车棚之类平房，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这不奇怪。因为雨果本来就出身上层社会，23岁就被授予骑士荣誉勋位。后来又著作等身，晚年造这么一所写作修身之处并不困难。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故居维修保护良好，遗稿文物展览有序，这也不特殊，我们中国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惊奇的是，当我问这样一重要文体机构属于法国什么部门，经费由何处拨付时，他们竟回答说：“这个中心由日本‘创价学会’创办和管理。一切经费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问过一大阵，我才大致明白了个道理。雨果故居本是私人财产，多年无力也无人维修照管，破烂不堪，不能维持了，一度改作小工厂。创价学会是个爱好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组织，是与中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有着友好关系的日本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团体，池田先生也是个有远见的文化人，他们知道这情况后，为表达对雨果的尊敬和对法国人民的友好，作为日法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项举措，他出钱把它买了下来，按照雨果当年居住时的模样修复整理。由日、法两国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管理经营机构。从全世界征集、收购、整理、展出有关雨果的文物。因此，这里正式名称才叫作“雨果国际中心”！怪不得这中心有工作人员会说日语，连请我们吃饭都是吃的日本饭。
我曾有幸陪巴金、冰心二位前辈到日本时拜访过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本人。我为他们热爱文化和友谊的精神感动，当即代表中国作家们发了电传向池田先生表示敬意。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些作家，不论他出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一旦他作品代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表达了大多数人民的心愿，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和荣誉了。因此，纪念他们，尊敬他们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法国和日本在这件事上的合作也令人欣然。使人对某些保守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类有许多事上原来都可以做到双赢的。
德高文美长存人间
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敬佩、纪念之情，我想这是所有有社会责任感、对人民充满爱心的作家的共同的愿望。
6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只是书名译作了“可怜的人”。我从这本书中开始认识法国人，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欧洲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那时我是11岁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环境中。惟一的课外活动是在学校图书馆读故事书。有一天看到书架上摆了10多本这样的书，出于好奇，我随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可怜的人”。再一看，是法国人写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烟的绅士，难道他们那里也有“可怜的人”吗？我忙把书翻开，看了头一行便被吸引了，上边写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一个徒步的人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领带已经纽成和索子一样的了，一条蓝棉布的裤子已经破旧磨光了，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两只手弯上，补着一块用麻绳缝上的绿呢布……
我惊住了！这不是我在街头上常见到的中国流浪汉吗？难道法国也有这样的人？由此我还想到了在街头被日本军队鞭打着修路的中国苦工，想到了衣不遮体、一脸病容、沿街乞讨的难民。于是我就找座坐下来一页页读下去。我为饭店不接待这个受苦人不愤，我对给他吃、给他住、银器被偷走却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满由衷的敬爱……直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通知我到了关门时间，才发现屋中只剩下我一个读者了。
从这天起一连几十天，每天下学后都捧着这本“可怜的人”看到图书馆关门。我完全浸沉在书中的世界里。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个去世的女亲戚，见一家邻居打骂寄养在他家的一个小姑娘，我就低声叫他“汤那提！”并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学路上看到伪警察头目耀武扬威地抓人打人，认为这就是蛇威！从一些慈祥老人脸上又看见让。阿让的影子。尽管书上人的名字叫起来这么拗嘴，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就像我身旁的中国人，事也是常从大人那里听到的中国事！啊，我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
小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观念，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要像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烧杀，民不聊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我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战。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在人民抗日热情鼓舞下，12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受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雨果作品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勇敢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办法！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战友们带来的书和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陆续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不过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的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的人为争权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16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23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44岁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宪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拿破仑的队伍……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对中国人民最早发出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軌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直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地落实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写作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穷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地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堪称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他体现了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200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头、为领一杯粥食排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
漫步意大利
有些城市你虽然没到过，凭照片和文字介绍你可以想像出它的轮廓，威尼斯不行，它是无法想象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历史与现在的交融感都无法想像。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又听说贵州也有个“中国威尼斯”，还听说东南亚什么地方是“东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发现按这些城市的模样去想像威尼斯，越想越离谱。威尼斯世界只有一个，别的城市有别的城市的长处，但绝不会是第二个威尼斯。
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别的水城(如苏州)是流水穿过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则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别处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陆地”是人们在4加多年的时间里，从山上运来几百万棵大木桩，砸入水下海底。在100多个随潮水涨落而出没的小岛上架起来的。它等于是架在木桩上的一个城市。人们习惯说威尼斯内有170多条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们用建筑物把一片浅海分割成多条河道，再用400多座桥把它联络起来。”
飞机场建在另外一个岛上。下了飞机再乘船进威尼斯城，船一直开到旅馆门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见一辆汽车，这里也有“巴士”和“的士”，不过是标志灯按在船顶上。乘这类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走路过桥更直截了当。人们也不喜欢这些冒烟古咚的机动船，它的烟雾和噪音污染了这可爱的环境。大家更爱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动的“贡都拉”。它又瘦又长，两头高高翘起，据说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边划船一边口里哼着小调，把船从两边大理石的亭台楼阁间摇过去，从三角梅，夹竹桃，凌霄花间摇过去，使你忘掉时光的流逝，地域的转移，仿佛置身古代，置身于神话的世界中。
我写日记，刚写上“我们住的旅馆在水边桥头”，我就把它抹了，因为这是句废话。威尼斯没有哪家旅馆不在水边桥头。意大利旅馆的名称不好记，窍门是要记住门口那座桥的名称，就会找到旅馆。不过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馆门外，左边是桥，右边也是桥，往前是桥，往后还是桥，街道只是桥与桥之间的联系线。商店开在路边，也开在桥上。
威尼斯是个闪光耀眼，五彩缤纷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宝世界出名，全欧洲的首饰有百分之八十出在这里；意大利的玻璃出名，当年欧洲各王宫的镜子，茶具等玻璃制品也大部来自这里；意大利的服装出名，至今还领导世界服装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从政治家到影星名模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乱转。威尼斯集中了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玻璃、水晶，时装，皮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餐馆和咖啡厅——这里没有哪个餐厅没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人坐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说不定那张椅子背后挂个牌就写有“福楼拜先生曾坐过此椅”，“拜仑先生曾在这桌旁写下他的诗篇”。
我们常到旅馆隔壁的一家餐馆用饭，那餐馆也有百多年历史。门面很小，进去后侍者领我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院。后院很大，种满了花草，连四面墙上也爬满藤蔓植物。墙不高，并有窗口，探头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内绿阴遍地，花香扑鼻。喝着免费供应的矿泉水，我们向拉贝达请教应该吃什么。她说到威尼斯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海鲜，二是面条。这是马可波罗久居的城市。中国人说面条是他从中国带到意大利来的，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从意大利带到中国去的。不管是从哪儿带到哪儿的，反正面条把中意两国古老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鲜面条，才明白到尽管意大利面条的造型、味道和中国面条都相似，可吃法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简直是对你用刀叉技术的一次考试。我自以为用刀叉已算熟练，此时方知连门还没人。意大利人吃面条也用刀叉，面条特别长，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盘往嘴里扒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还不能吃出声音来。我作了几次试验都不灵，只好偷眼观察人家怎么吃，只见美女拉贝达从从容容，先把这一团乱麻弄得有条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头不停地转动，直到把它绕转成不拖尾巴，分布均匀的橄榄形，这才以优雅姿势，不动声色地送进嘴里去。我照样模仿，那面条却顽固的跟我作对，理也理不顺，卷也卷不起，面条没吃到嘴已累得满头是汗。扭头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够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这技术还是回国后慢慢去练吧，决定打破成规，先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再讲文明礼貌风度。果然，思想一通，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盘面条弄进肚里去了，悠然的喝着葡萄酒欣赏朋友们艰苦奋斗。看看四外的客人，倒也没有谁对我的吃法摇头。
威尼斯的心脏是圣马可广场。我小时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常碰到教会散发小册子，是圣经片断，我拿到过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之外，马可是我知道的头一位基督教圣者。来到他传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带着敬意。
这个广场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筑物，这样它就被三面的圓柱走廊围成了一个封闭式广场。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红大理石的高大圆柱，纯白大理石的钟楼和绿色的尖顶是那么的神圣庄严。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高人云霄的高塔，塔尖指向天堂。
这广场上落满了鸽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么颜色。只有一种东西比鸽子还多，那就是人！来自地球各个部位，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作各种表情的人，如云集，如潮涌，从各个小巷流进来，流进教堂，流进总督府，流进古代监狱，流进现代商场，流进快餐馆，流进咖啡座……他们甚至挤得鸽子都没地方落脚，只好落到人的肩头，人的臂弯，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面包碴。
在广场四周，在人与鸽子两侧，整齐地堆放着许多许多长方形的木板铁架，像刚拆下的脚手架。王教授叫我猜这是些什么？我说：“是不是有团体照集体像时搭台用？”他摇摇头。他告诉我因为威尼斯是建在木桩上的城市，高出海平面有限，每当大潮出现，这广场是要漫上水来的。那时广场就成了湖，人们只好把整个广场都用木板架起来，让人们在木板上行走，使鸽子也有落脚的地方。那时来参观另有一番情趣。
在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几个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各自动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后就进了教堂左侧的总督府。
这“总督府”的名称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的。他是大学的中文研究生，临时出来挣点钱，中国话说得和我不满10岁的外甥女一样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见楼窗外灯火通明时就大声喊：“瞧，满灯！”春天看见树长叶草发芽会感叹地说：“好，通统绿。”这位向导朋友领我在教堂转了一圈则说：“得，咱们完了！”所以我对这总督府的译名总有点怀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公国，主持政务的最高权威是大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称为公爵。这些名称似乎比总督两字更贴边。但也有人把这建筑物译为“元老院”，老前辈刘白羽则干脆称它为故宫。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