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是百年来中国最“热闹”的年头之一。
这一年盛宣怀正在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任上，还是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老板。一般情况下，晚清政坛上的事是轮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强要政”已经把他忙得够呛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乱”日起，把他费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电报、电话、铁路等设施，一阵旋风似的刮得乱七八糟了。在眼看大局愈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必须出来“突出”一下政治了。
这年春天盛宣怀接到上谕，要他去北京与聂缉槼会同总税务司赫德，照会各国公使，着手修改税则事宜，争取能够通过增加进口物品税收的办法，来对付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
这年五月，义和团已如燎原之火，朝廷剿抚两端，各国不断向北京发出警告，部队正在集结、进发。
这种复杂的局面，精明的盛宣怀在一旁洞若观火，预感到京城将出大乱，于是赶紧收拾行囊，携带家眷，向朝廷奏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匆匆赶回上海。
可是，清廷若亡，他又怎能成为完卵。于是，他心急火燎地飞驰函电，请求中央赶紧抓住时机，加紧围剿，勿使事态滋蔓。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报情况：“拳匪二十九、初一将涿州至卢沟桥丰台铁路车站机厂全行焚毁……”又向朝廷建议：“必须临以纪律严明之大军，方易解散了结。否则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地方受害，何止铁路！”他又向荣禄等大帅建议：“凡聚众持械，即准格杀，以免统将误会，袖手失机”；“津城市教堂三处被毁，聚众不散，病在不肯杀人！”
他甚至直接电奏皇上：“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他还劝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当尽快主动将“剿拳”“护洋”的方针照会各国事务衙门，要让他们知道，朝廷已经在派兵剿匪了，并无姑息，以堵洋人之嘴。一旦外衅内乱相因而至，大清王朝危若累卵，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是说，盛宣怀在五月初九那天的电奏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八国联军登陆入京的一幕。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召集“义民成团，藉御外侮”，同时向十一国宣战。
北方的战火使上海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各地在上海转口的货物无法运出，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不及平时的一半，江海关的税行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已经把三艘军舰分别开到了汉口、南京和吴淞口，以防不测，还放出舆论，一旦形势需要时，英国将出兵占领江阴炮台、江南制造局以及整个吴淞地区。
盛宣怀再也坐不住了，他不断地致电长江沿线的总督大员张之洞、刘坤一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互通情报，献计献策，同时与宁、汉、沪东各国领事也频频接触，酝酿中东南地区实行“互保”，与朝廷的“抚团灭洋”政策来了个分庭抗礼。这就是说，你朝廷若弄得战火南下，对不起，我们南边要“格杀勿论”。你们要“灭洋”，由你们灭去，我们南边却要联合一起，实行“互为保护”。因为凭他的聪明，他知道清廷并无与洋人打到底的决心与实力，弄到最后，少不了又要与洋人讲和，说不定今天是“借团灭洋”，明天还会“借洋灭团”呢！后来的事实表明，盛宣怀不愧为一大战略家，他把后来的事情全预料到了。
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北方已乱，现在必须保住江南的稳定。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取得了一致意见，成了串联“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洋幕僚福开森的帮助下，还草拟了与上海各国领事的“互保”条款八条。6月24日（即慈禧下令开战的第三天），张、刘二人接到了约款八条的电文，表示同意，并称赞他思虑周密。于是，才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命令上海道台余联沅，在此八条的基础上，紧急与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会商，从速订约。
盛宣怀以特殊身份——既非上海道，亦非长江各地督抚，更非朝廷特使，然而却是这个“东南互保”的幕后策划者，堂而皇之地也入座谈判桌旁。
经过商谈，通过了一些条约，这些条款自然符合各国在华的利益，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而且事先都已经密议过了，所以到了谈判桌上，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是还是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据当天也参加会谈，并为此“互保”出过很大力气的赵凤昌（常州人，张之洞的幕僚，晚年居沪）在他的《惜阴堂笔记》中记载说，那天会谈为排座位的问题，也是颇费考虑的。会谈既然是以上海道牵头，自然由上海道余联沅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方面发言。而盛宣怀是幕后人，不属于签约人，按说位子是不便往前排的。但是，余联沅这位道台大人一向“拙于应付”，临时遇到“突发事件”是拿不出主意的。没办法，只好把盛宣怀以太常寺卿的名义硬安排在余联沅的身边，其次才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会前又与余联沅讲好，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可以及时与身边的盛宣怀商量后再作答复。
果然，会谈一开始，“突发事件”就来了。外国领事团中的领袖领事、美国人古纳率先发问：“今日各督抚与各国订立互保之约，倘若贵国大皇帝又下旨来杀洋人，你们遵办否？”的确，一周前朝廷已经下令与各国宣战了，你们南方各省难道不听吗？此语颇难应付。只见“余道即转盛踟蹰。盛告余：‘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奏明办理’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为已获谕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盛回来，深服予之先见，预与余道有约，幸渡危境。予亦极称其迅答四字之圆妙”（赵凤昌《惜阴堂笔记》）。如今看来，盛宣怀的确身手不凡，到了关键时候，该撒谎时就撒谎！
为了贯彻“东南互保”的精神，盛宣怀、张之洞和刘坤一又分别致电其他地方官员，说明这是一个委曲求全之策，要求他们务必顾全大局，一律照办。结果各地聪明的长官一致响应，这么一来，“互保”的范围就从原来的长江一线，扩展到了苏、赣、鄂、粤、湘等十多个省。而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主和的五位大臣都被砍了头。
南方的督抚思想基本统一了，可以实行“互保”，而北方的战火何时能灭？盛宣怀这时寄希望于他的老上级李鸿章。李鸿章自甲午战败后已经失势，此时在天涯海角当两广总督。他致电李鸿章，劝他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出来主持和局。而李老夫子却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他又去游说张之洞，对他说：“傅相（指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若调回北洋，内乱外衅，或可渐弥。”同一天他又致电刘坤一，希望张、刘二人以封疆重臣的资格，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回镇直隶，拯救万一。
盛宣怀这时还直接向握有兵权的荣禄直接进言，也是建议调李鸿章回京平乱：“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恰好这时，北京的主战派“战”了没多久就打不下去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一败涂地。7月14日天津失守，一个月后北京城被攻破，朝廷只得求和。
荣禄力主调李鸿章回京。朝廷遂于7月8日，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全权大臣的资格与列强谈判。
盛宣怀赶紧电告还在广州的李鸿章：“洋兵到京尚需一月，顷商各领事，如各使尚存，除德国外，似可先议停战之法，或送中堂进大沽，或送外使到上海，彼此可商。事极急迫，务请师速到上海再筹进止。愈迟遇难，此正不待驾而行之时也！”
他仅仅一商界领袖而已，此时却在指挥李鸿章了。
但是，洋人被砍了那么多人头，被烧了那么多洋楼，仇尚未报，气尚未消，怎么可能坐下来跟你讲和？清廷原先的牛气一时全无，只顾一道道“金牌”催李北上。李鸿章7月21日到达上海，与盛宣怀密议了两天，然后由盛宣怀电告张之洞和刘坤一，眼下只能在上海静观时局变化，北京一时还进不去。
8月24日，逃亡中的清廷生怕李鸿章搭架子不肯进京，大拍李鸿章马屁，在“全权大臣”之上又加了“便宜行事”的特权。此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已有十天，其“忿”已大泄，朝野“惩治祸首”的呼声正高，形势到了这个份上，盛宣怀乃安排李鸿章北上，认为和谈的时机差不多了。而李鸿章要拉盛宣怀一起北上。老李毕竟年近八十，又是要面对十一国列强，他实在需要有盛宣怀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从中相助，何况与此同时，与李鸿章一起被委为“议和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专电奏调盛宣怀进京“襄办和约”。然而，南方的几员大将不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以盛宣怀“内与疆吏联络奏事，外与各领事传达意见，商量止兵，斡旋危机”，无出盛宣怀右者为由，驰电坚请“请毋北辕”。张之洞也来电：“北可无公，南不可无公！”，也反对盛宣怀北上，希望他仍留在南方暗中主持一切。
盛宣怀成了香饽饽，南北都抢。他分身无术，灵机一动，就去请示其父盛康为其决断。此时盛康虽在苏州留园养老，但对局势看得一清二楚，他对儿子说：“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好，盛宣怀在老上级面前也好交账了：父亲不容我去。
李鸿章只好独自北上，临行留给盛宣怀一句话：“和议成，我必死。”果真是这样，辛丑条约一签订，“西狩”的慈禧和朝廷尚未回到北京，李鸿章就在北京东城的贤良寺咯血西去了。这也证明了盛康的英明，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让李鸿章一个人去背吧，盛宣怀倒是躲过了一劫。
1903年，天下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了。4月，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因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正在守制，朝廷准其以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西太后此时还专门召见了盛宣怀，无限感慨地对他说：“若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还犒赏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盛宣怀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到这时候，总算听到了西太后的一句良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