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创设之后，雷履泰严格厘定开票汇兑规则，“其法出一支付之票，持至所汇地之分号或联号，如数兑取现银，故名票号。而汇款时按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于所汇数目之外，另加汇费，名曰汇水。只烦一信之通，巨款立即照付，其别于镖局保送，费省而事稳，各商便之，莫不趋之若鹜。”而其他众商，纷纷效仿。雷士炜《票号纪略》一文中说：“有即改设者，有集资而专设者，平遥设立十余家，莫不获大利者也。究其发展之原理，营业以信义和平为宗旨，伙友以团结精神为必要，号章严密完善，历来经理用全副精神，始立永久基业。”票号的设立迎合了日益发达的商业贸易的需要，也因此开创了一个奇迹辈出的行业。
继日升昌后，太谷、祁县、介休、榆次商人纷纷仿效，形成山西票帮中平遥、祁县、太谷三帮鼎立的竞争态势，票号成为清末重要的金融组织。
雷履泰虽然不是大股东，但由于其首创之功及杰出的经营才智，得以充分执掌号务。再加上与店东交谊深厚，信任有加，竟至在日升昌任大掌柜数十载，也因此打造了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辉煌。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日升昌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规模在扩张，利润也在迅速攀升。据史料记载：“该号昔年股本银屡年增加，每股一万两，共三十股，总共资本三十万两。有人力股俸三十余股。该号屡年所得之利，以四年一账为开股份之期，每账每股若干，初开为数百两，后一二千两，四五千两至一万余两，最多开过一万六七千两。”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
在日升昌的发展中，雷履泰一度与协理毛鸿翙发生矛盾。此事难论是非，但因雷履泰显然更得东家的信任，毛鸿翙只好请辞出号，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拟组票号，即聘毛鸿翙为总理。毛鸿翙也是一位商业干才，在他的辅佐下，侯氏“蔚字号”也发展迅速，成为与日升昌并肩的对手。但雷、毛二人都是讲求规则的人，竞争之中并非你死我活，两号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山西票号的全面兴盛。
雷履泰在日升昌中的巨大影响力终身保持，这也是日升昌得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到晚年，雷履泰更加强调以德立店和以规律人，整顿店铺规章，严格执行奖惩政策。不准本号商人买官补实缺、赌博纳妾、收受贿赂、欺诈勒索。如有违者，立即出号，永不录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之后，日升昌继续实施他所厘定的经营方针，保持了数十年的繁荣。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外国经济的入侵及战争的破坏，晋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新式银行业兴起之后，票号更是受到致命冲击。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票号在挤兑风潮中倒闭。日升昌虽然度过了此劫，但其发展的空间已经远逊昔日。1925年，日升昌改组为钱庄。
在日升昌的飞跃过程中，雷履泰个人并未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但是他堪称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成功的CEO。他创设了票号这一新式的经营模式，并在日升昌进行了最为成功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