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外来者，对北京最鲜明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北京话的与众不同了。北京话有三大特点：一是快，二是发音较含混，三是儿化音很多。北京话虽与普通话相差不多，但由于这三个原因，从店员、服务小姐嘴里甩出来的一串串北京话，往往还是令外来客感到费解。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北京话的美感，字正腔圆、间或滑出几个儿化音。北京话，从小姑娘嘴里说出来清脆动人，从老大爷嘴里说出来则诚恳、热情，让人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和舒服。
北京话天生就有一种调侃、轻松的味道。一个普普通通的笑话，用北京话讲出来那可真是回味无穷。难怪相声艺术如此受到青睐，想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沾了北京话的光吧。北京话有一些方言土话也很有意思。比方说，当你找不到方向时，别人会说你“晕菜”了；你吹牛吹大了，别人会让你“歇菜”。这颇令外来者迷惑：这些事和菜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生气叫“撮火”，出丑丢人叫“露怯”，强词夺理是“穷矫情”，性格怪异、难于相处叫“个色”，最形象的是，停车叫做“睬一脚”……更有一大堆富有特色的词句，真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要想把它们的意思都琢磨透了，用句北京话说：“用”学呢！
北京话好听，北京人的为人外世，也充满人情味。许多时候，这种人情味，通过语言表达。
“多谢您了，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看着了凉您哪。”这一类的话语，带着敬词，语调委婉，显示出对人的尊敬亲热和关心。
亲京人的人际关系是最有“人情味”的，他们世世代代都遵循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礼之用，和为贵”和“中庸之道”的准则，以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最终达至社会和谐。
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这是北京人人情味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有一个分寸问题。热情又不失分寸，这是北京人的人情味。
北京人的人情味，源自于他们习惯的居所——四合院和胡同。
北京的四合院，是爱好和平，喜爱和谐的北京人的文化创造。是他们创造的生存文化环境。这创造物又参与创造，与北京人共同创造文化。“人情味儿”即是其中之一。四合院确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全、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相互没有血亲关系的几个家庭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之间相互关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形成一种非常友谊和睦的人际关系。这种生活方式最容易使人产生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世代相传，逐渐积淀下来，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化特征。现在，北京人虽然用高楼大厦代替了古老的四合院，然而这种广化特征却一直延续下来，并不断增添新内容。
四合院（其间也有杂院）的连属，即胡同。胡同自然构成传统式的“社会”（这一概念系借用）。胡同造成了古旧城市最为基本的地缘关系：街坊。“街坊”远可指同一胡同（“社会”）的居民，近则指相邻数家。上述生态环境是以“家”为中心的辐射状人际关系的依据。通常情况下，胡同间人际、家际关系也由居住远近决定。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空间相对关系“转化”为情感关系。邻居归属感，是对宗法式家庭内向封闭状态的最重要的补充。邻居关系是胡同人家家族亲缘关系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西方现代社会，中国近几年骤富的东南沿海城市，以至北京新兴公寓区邻居意识的淡薄，是以其他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形式的发达与复杂化为条件的；老派市民的基本生活世界则是单纯的家庭—街坊世界，其间关系层次一目了然。
街坊这一种关系中有天然的文化平等感，这平等感又建基在生活方式的趋同，而非经济生活的无差别性，或其他实际利益的相关性。通常情况下，“街坊意识”大于阶级意识。说“大于”也未必恰切，因后一种意识在市民中一向淡薄。标准如不严格，街坊间的组合也可算作一种“群”，准“文化共同体”。街坊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共同构造着胡同世界的秩序。街坊平等感固不全赖经济上的平等，胡同中和谐的造成却又多少由于市民生活水准的相对均衡。
胡同毕竟不同于村落。同属于乡土中国，北京市民社会不同于乡村社会。像村落一样，胡同居民也个体生存，也在有限范围内依赖于群，也注重和洽、亲密的人际关系，甚至也不尊重隐私权，缺少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间的界限感（不与闻别人的私事只是一种个人修养、世故），胡同仍然并不因此而与村落相像，给予人的文化感受也极为不同。最根本的，是胡同没有村落式的血缘亲族关系。村落通常缘此而形成，街坊关系的缔结却多出于偶然遇合。一个村落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大家族，关系再亲密的胡同也绝不像大家庭。因没有上述宗法制关系的直接背景，也就没有那样的利害相关性。只是在这种条件下，老派市民才能保有一份矜持，把握住人际交往的严格尺寸，从而体现出古城的礼仪文明和北京人之为北京人的文化风度。
以此为基点，又加入了新的因素——满人即旗族人的因素。
旗人多礼，人际交往中有许多的规矩路数。而旗人因其地位的特殊，一代代的养尊处优，形成了一种贵族的优雅，性情上的率真、热情，这些特征潜移潜化地与四合院的和谐、安分、平和揉和到一起，便构成了北京人那种浓郁的人情味儿。
这份人情味里还有礼的成份。
费孝通先生考证，中国的礼字“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的繁写体为，分开为礻和。“是一种祭器，礻是指一种仪式。”仪式一旦娴熟，自然会成为行为规范，最后发展为自觉的行为，自然的行为。
外在的行为规范势必影响到普遍心态。经由不断调整，渐次达到内外一致，表里相谐，交互作用的结果，逐渐造成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境界。
可以这么说，北京人的人情味儿，是由居住环境，自身对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异族文化的优雅成份，本土传统的礼仪文明几者结构而成的。
这种人情味儿和这种味儿所代表的文明礼貌，曾在五十年代使北京获得“世界上最干净最文明的首都”这一赞誉。
这种文明遗风犹在，在北京街上向上点岁数的人问路，多半会给一个热情满意的答复，这也是富于人情味的表现。
在现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维护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谦让，处处为对方着想。
在吃饭问题上，几个生意人一起去饭店吃饭，大家总会争着付钱，常常出现相互之间各不相让、都要交钱的情况，以至于饭店收款人不知收谁的钱好。
如果出门，人们也总是争着全部包揽大家吃的用的东西，即使自己带的东西少也会拿出来给别人吃。
北京人中你我界限极不分明，在集体活动中很少能见到大家平均摊钱买东西或自食自用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如果彼此之间利益划分太清楚，尤其是斤斤计较，那简直就是小气和自私，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计较个人利益而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一旦有人破坏了这种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那就会被视为“见外”，或者“不怎么样”，是一种不懂友情，不会做人的表现。
北京人在交游过程中，非常看重友情，他们认为友情相互渗透、彼此交流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最佳方式。他们和朋友交往，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损害对方，有一种“患难之交难逢”的意识。
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因此，他们为人心肠古道，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朋友，而且不图回报。
只要到北京人家里做客，主人都会非常热情地款待，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给客人，甚至把自己的那一份也推给客人吃。在丰盛的菜肴面前，客人可以放量饱餐，如果过分谦让，推三阻四，就会被认为不爽快。客人吃得越多，主人越是高兴。
北京人中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把菜吃光是对厨师最好的夸奖。”至于餐桌上的酒，那更是不可缺少的，豪饮被视为北京人性情爽朗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一醉方休，才能体现出主人殷勤好客，同时也达到了主客之间关系融洽的目的。北京人热情好客在全国之中是比较突出的。
北京人直爽豪放的性格又决定了他们不愿片面接受别人的恩惠，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也非常注重“礼尚往来”的交往方式。
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这种古老的传统在现代北京人身上仍然存留着。虽然现代化都市生活中高楼独居限制了邻里之间的交往，再不可能像老北京四合院中那样朝夕相处，人与人之间关系较前相对冷漠，有些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北京人仍在竭力维持朋友、邻居的友好关系，只要有困难，邻居们会帮助你排忧解难，远亲不如近邻嘛！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的人一向为北京人所不齿。
但是，据说，这种人情味，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逐渐淡化了。
日渐增多的高楼，独家独户的房型，将人们分隔开来，从前四合院里的那种温情，那种有限度的依存已无存在的必要了。传统文化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让位给工业文明了。
几年前曾来北京一趟，有事要求朋友的朋友给帮忙，结果，他提出的是一笔交易。
倒是另外几个北京人，以前素不相识，因为投缘，便出手把忙给帮了。
这就是北京人，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有人说过，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也就是现在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信哉此言。
见过一本批判北京人的书。作者说他常去作客的那位北京朋友，迎接客人时热情异常，打躬作揖一个劲寒喧。当客人起身告辞，他总要握着客人的手将其送出门，并站于门口目送客人下楼。但等人客人身影消失，他却一定会啐上一口，返身关门时还骂一句“傻×！”不知说的可是真事？
不愿意相信是真事的原因是因为，新结识的北京人，绝大部份都挺不错，都堂堂正正，都是值得交的朋友。
但心里也明白，随着工业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乡土文化气息的人情味，迟早会消亡。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英国住过三年的老舍先生，曾以北京人为参照物比较英国人，他既肯定英国人人与人之间，公与私之间关系的严肃不苟，既欣赏英国人人际关系的保持距离，又赞同北京胡同人情的深厚与亲密。
人之所以是矛盾的，是因为事有利亦有弊，并且这利和弊往往分不出大小轻重。
老舍先生尚且如此，其他人未必不如此。
北京人的人情味，还能留存到几时？
当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出现时，这种旧存的东西能适应吗？
北京正进入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性化，这势必将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它必将使我们旧有的一些观念受到冲击。对我们来说，这就有了一个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合理继承我们传统的问题。
浓郁的人情味儿，使许多事情的处理方式变了味，是非、善恶标准也就错了位。当年，老舍先生为此困惑过，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为是，今天，我们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
前几年，一位外国朋友在回忆北京生活时写道：“今天在街上跟一个路边的小贩买东西红柿，他说是四斤，我怀疑这几个西红柿不到四斤，就去附近的国营商场称了一下，结果居然不到三斤。我气极了，回去找那小贩，他不但不道歉，还说这个老外真小气，竟跟一个小贩计较几个西红柿。后来旁边围了一群人好像也同意这小贩的说法，反而怪我这个老外不给面子。这件事让我非常不愉快，好像中国人有些地方只讲面子，不讲是非。”在外国人眼中，北京人、中国人的是非观就是这样。
不给面子，实际是不讲人情。老外讲的是原则，围观者给予一致对外的心理，讲的是中国人的人情。浓郁的人情味儿此刻在牺牲老外的权利，牺牲交易中必须恪守的规则。
在这样的人情味儿之下，法制建设都要滞后了。
作为全国的中心，北京的建设规划中将法制建设作了重点关注，这无疑会给首都的社会带来更大的理智色彩，但法制意识并不只表现在遵守社会治安管理条例、遵守交通规则等表面的“守法”上，它更表现在人们法的观念的建立，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法律的关系，学会、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表现在人们生活在法律环境中的主动性，每个人都理性地认识到，法律不只是“管”别人的，也是“管”自己的，是对每个社会个体的具体约束，从而使每个人都遵从法律的约束，保证社会生活在一个更加理性的秩序中。遗憾的是，作为全国“天下首善之区”的北京，人们这种深层的法律意识仍很淡漠。许多该从法律角度解决的民事纠纷，却不了了之；人们总有一种“上法院丢人”的观念，不是要弄个清清白白、水落石出，而是寻求更“合情”的结果。
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北方，传统的乡土文化气息好像格外浓郁。这且不说，也许是许多学者曾论述过的，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保守的原因吧，北方人对传统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执着，要么死拖着不放，因跟不上时代发展使其显得变味，要么则是赌气似的来个全盘否定，如前文所说的骂客人“傻×”的北京朋友。许多事情上，他们表现得好像不懂“扬弃”，不懂“取其精华，去其精粕”。
韩国的刊物在比较了中国各地人的作风特征后认为：在北京没有人际关系很难办成事。
这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北京人。
前文曾说过，几年前来北京，该帮忙的人不给帮，不相干的几个困投缘而交的新朋友倒伸手给帮了忙。
北京人真的让人说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