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情当成事业来做。
能否认真做事，不但是个行为习惯的问题，更反映着一个人的品行。
“认认真真”与“清清白白”是不可分的。很难想象一个整天只图自己安逸和舒服，只想着走捷径去发财的人，会不辞劳苦地、耐心地、认认真真地去做好该做的事。认真做事的前提，是认真做人。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做事细心、严谨、有责任心、追求完美和精确，是认真；做人坚持正道，不随波逐流，不为蝇头小利所惑，“言必行，行必果”，也是认真；生活中重秩序，讲文明，遵纪守法，甚至起居有节、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也是认真的体现。认真就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严格按“真善美”办事做人，就是在别人苟且随便时自己仍然坚持操守，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的做人态度。认真的人受人尊敬和信任，认真的人办事效率高过那些不认真的所谓“快手”。就是从效益上讲，由于认真而减少了浪费、重复劳动、返工等，无疑是给社会和自己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有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空军和降落伞制造商之间的真实故事。
当时，降落伞的安全性能不够。在厂商的努力下，合格率已经提升到99.9％，仍然还差一点点。军方要求产品的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改进，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接近完美了。他们一再强调，任何产品不可能达到绝对100％的合格，除非出现奇迹。
不妨想想，99.9％的合格率，就意味着每一千个伞兵中，会有一个人因为跳伞而送命。
后来，军方改变检查质量的方法，决定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让厂商负责人装备上身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
这个方法实施后，奇迹出现了：不合格率立刻变成了零。
认真地做事，认真地做人，这在今日这个时代尤其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要放纵自己的“粗浮心”和“十分不耐烦”的坏毛病。一位著名作家说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尽心尽力，一丝不苟。这是因为，究竟什么才事关真正的大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许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却可能生死攸关。”一个质量不过关的轮子会毁了一飞机的人，一个点错的标点会带来极大的财产损失，一个设计上的小小错误会使一座大桥塌陷……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有一位差不多先生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著名文学家胡适在《差不多先生传》中虚构的一个人物，他代表了一种做事差不多就行、不追求更高境界的作风，胡适写道：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可谓无人不知。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也一定听别人说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上，因为他是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忆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缜密。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也许在生活中，“差不多先生”对样样事情都看得破，想得开，不计较，能算作是一个“老好人”。不过在职场上，“差不多”的心态却是必须严格杜绝的，因为每个员工都是团队的一分子，如果每个人都是“差不多”、“凑合事”，不仅会导致组织难以获得利润，甚至还会因不慎造成重大事故。
因此，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认真负责，对自己要求严格，尽我所能，做到尽善尽美。每一项工作，都一定要多问自己几次，真的可以“差不多”了便交差吗？自己认为所差的那一小点，会带给自己、公司或顾客什么损失呢？
只有对自己要求严格，与“差不多先生”绝交，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责任”，才能下决心把工作做到最好。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自己也成为职场中的“差不多先生”。
喜欢敷衍的人们应该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侥幸占过那么一两次小便宜，长此以往必然害了自己。
“粗心、懒散、草率”等这样一些字眼，正是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
而由于粗心、懒散、草率造成损失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敷衍的工作必然有漏洞——既使你觉得自己“执行”得很好，可你能保证一点失误都没有吗？
——敷衍的工作非常有可能被老板枪毙掉，白费工夫(因为敷衍也要花费一定工夫)。
——被动执行、敷衍工作的人很难发挥什么创造力。
没有人会欣赏敷衍了事的人，不论是上司、同事，还是下属。
敷衍甚至比不忠诚、不勇敢更有杀伤力，因为它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灵魂，损害人的责任感，损害人的敬业意识和诚实精神，而这些正是一个人立足职场并做出成绩的基础和保障。敷衍工作就是敷衍自己。
说到认真，我想起一个人，一个一生都认认真真的人，他就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他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了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33部。他还写了不少文艺和社会评论作品。他写给儿子的家书结集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傅雷为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认真”。《高老头》这部巴尔扎克的著名作品，他在抗战时期就已译出，1952年他又重译一遍，1963年又第三次修改。他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整整3年时间。50年代初，他又把这上百万字的名著的译稿推倒重译，而当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他这样做，就是要精益求精，把最好的译作奉献给读者。
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傅雷也是十分严谨和认真。在他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而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有“疾风迅雨楼”的直行稿纸，左边是外文原著，右边是外文词典。这种井然有序的布局，多少年都没有变过。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水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他家的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张。一天，他的夫人顺手撕下一张，他看见后，赶紧用糨糊把撕下的那张贴上。他说：“等会儿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他自己洗印照片，自备天平，自配显影剂和定影剂；称药时严格按配方标准，尽管稍多稍少无伤大局，他还是一丝不苟。有一次，儿子傅聪从国外来信，信中“松”、“高”、“聪”等字写得不够规范，他便专门写信给儿子，逐一进行纠正。
“文革”中傅雷遭受残酷打击，1966年9月的一个凌晨，他和夫人双双自缢身亡。他们走时，也是那么认认真真、清清白白。在遗书中，傅雷没有忘记托付小舅子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在遗书里写明，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托付给小舅子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则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毫不乱套，就像夫妻二人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傅雷凡事一丝不苟，连生死大事也是认认真真，这才是让人敬佩的心态！
成功之所以不容易获得，原因在于它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但最基本的是要心态成熟、做事成熟，无论多小的事，都要认真地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