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时，他哆嗦着走进屋关窗户，我发现他脸色发白，走动很慢，仿佛一动就会疼痛似的。
“莎莎，你生病了吗？”
“我头痛。”
“快，快回到你的床上。”
“不，我没事儿。”
“回到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当我穿好衣服来到他的房间，发现他没在床上，而是端端正正地坐在火炉旁。这个9岁的小男孩，看上去病得十分可怜。我用手摸摸他的前额才知道他在发烧。
“快回床上，”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的。”他说。
医生来了之后，给孩子试了试体温。
“多少度？”
“102度。”
医生照症状分别给开了三种药，一种药是退烧的，另一种是泻剂，第三种是克服体内酸性状态用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生存于酸性状态之中。关于流感，他跟我谈了很多。他说，如果热度不超过104度，就不用担忧。还有一点，流感只要不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回到屋子我记下孩子的温度，并写下一个吃各种药的时间表。“我给你读书消遣怎样？”
“随你的便。”孩子疲倦地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睛下面有黑晕。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无动于衷。
我朗读了霍华德·派尔著的《海盗列传》中的一段，然而我发现他根本没听。
“你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莎莎？”我问他。
“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就那么回事。”
我继续读《海盗列传》，希望捱到他服药的时间。他要是能睡着了，那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当我抬起头时，发现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床脚，样子怪怪的。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到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愿意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如果您觉得挺麻烦的话，爸爸，您就先回去吧。”
“没有什么麻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件事将使你不安的话，您可以去做别的事。”
我想，他或许是有点迷糊了，在11点钟给他服了规定要吃的药之后，我就出去了一会儿。
那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地面上似乎已变成了冰雪世界，似乎那光秃秃的树林，那灌木丛，那采伐过的森林地带，以及所有的草地和没长草的地面都用冰漆过一般。我拿了枪，带上猎狗准备碰碰运气，我们沿着冰冻的山河走着。在玻璃似的地面上站着或行走，都是极不容易的。那只可爱的猎狗一会儿滑倒了，一会儿在地上滑行。我也未能幸免，有一次，连手中的枪也摔了出去，一直滑到很远很远才停住。
一群鹌鹑藏匿在粘土河岸的灌木丛中，我们撵起它们，当它们飞过河岸顶部即将消失的时候，我射中了两只。其余的有几只落到了树间，大部分却都散进了灌木丛里。需要爬上那长着灌木丛的、冰封的土墩好几次，才能使它们再一次腾空而起。它们很乖巧，它们选择你站在溜滑、颤动的灌木丛上，很不稳定地保持着平衡的时候飞出来，射杀难度很高，只有两只成了我的枪下猎物，其余的又躲藏起来，我放弃了这次捕杀。我很高兴能在房子附近发现一群鹌鹑，等我哪天有空时再去射。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屋子。
“不要靠近我，”他说，“我的病会传染人，千万别靠近我。”
我来到他床前，发现他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姿势，脸色苍白，然而两颊却烧得发红，仍旧像原来那样，眼光不离床脚。
我给他试了试体温。
“多少度？”
“大约100度。”我说。他的体温是102度。
“是102度。”他说。
“谁告诉你的？”
“大夫。”
“你的体温变化不严重，”我说，“你不必过虑。”
“我没多想，”他说，“只是我不能不想。”
“想是没有用的，”我说，“别着急，慢慢来。”
“我没着急。”他说，眼睛直视着前方。他显然是为了什么事在极力控制着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下去。”
“现在还有这个必要吗？”
“说什么呢？当然有必要。”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列传》，读了起来。但是我发现他在呆呆地想着什么，于是我停止了朗读。
“您认为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他问道。
“你说什么？”
“我问我还有多少日子可活？”
“你怎么说这种傻话，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在说，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102度了。”
“102度的体温是不会死人的。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
“我已经烧到102度了。”
原来从早晨9点钟开始，他望着床脚想的一直是死的问题。
“你呀，可怜的小莎莎！”我说，“那是两种不同的温度计，标准单位不一样，就如同英里和公里是不同的，用那种温度计量，正常体温是37度；用这种温度计，是98度。”
“你说的是真的吗？”
“孩子，你没理由怀疑，”我说，“这两种温度之间是可以换算的，就好像我们开车1小时走70英里等于多少公里一样。”
“噢！我真傻！”他不禁喊道。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慢慢松弛，他的紧张状态终于缓和了。到了第二天，他已变得浑然无事了，但他留下了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哭泣不止的坏习惯，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