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到，近年来天津港的建设速度是非常快的，每年的投资都在几十亿到上百亿，而且规划2005年至2010年的6年时间里，天津港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将超过450亿元。这么大的投资额，天津港从哪里能找到资金渠道呢？
于汝民：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我认为，有资金与没有资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仅从企业自身看，可能是没资金，但是当你把眼界放宽，就会发现资本市场上并不缺乏资金。我可以给你讲一件事，就能说明问题。2000年，我带着一个合作伙伴到海河入海口以南，告诉她，天津港要用一年多时间在那里建成散货物流中心。当时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认为我是在痴人说梦，因为当时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汪洋。但是不到两年，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求投资曾经在她眼中的那片汪洋。因为那时，汪洋已经变成了陆地，建起了大规模的仓储设施。
天津港大规模的建设，需要钱，不是一些钱，是很多的钱。单靠我们自己的资本积累远远不够，但我们可以去找钱。实际上，资本市场资金量是充裕的，主要看你有没有好的项目。只要我们能策划出好的项目，就可以在资本市场募集到资金。天津港近年来开发建设所用的大量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筹集来的。“十一五”期间，天津港450亿元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创造的利润，即自身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来源于资本市场，还有一方面来源于盘活现有资源。资本市场上是有很多钱，但不是说拿就能拿来的，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与资本市场打交道的？
于汝民：其实，天津港在中国港口界是最早利用资本市场资金的。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建设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业化的集装箱码头，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利用了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后，我们又多次利用世界银行和国外政府贷款。90年代初，在推动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时，我们对下属的储运公司进行了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改造。但是，我们对于资本市场的真正认识，是从1996年和1997年开始的。1996年，我们实现了天津港储运公司在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储运公司上市后，天津港的优质资产不断进入上市公司，天津港通过上市公司不断融资。
1997年，我有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天津发展在香港上市的工作。天津发展是天津市在香港设立的一个红筹公司。红筹是什么意思？红筹就是政府背景的香港上市公司。当时上海搞了一个上海实业，北京搞了一个北京控股，天津搞了一个天津发展。天津发展实际上就是天津市政府把一些优质资产捆绑在一起到香港上市。天津港有两个公司被捆绑进去。我参加了天津发展在香港上市的整个过程。
1997年11月份，我们上市公司路演，到了英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跟一些大的基金接触，了解了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思路、运作规则和相关情况，给我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主要有两点。
第一，只要我们能够策划出好项目，在资本市场上就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我看到，在国际上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基金很多，上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在1997年，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几个基金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GDP，富可敌国。1997年前后，大家都觉得搞基本建设没有钱，企业发展缺少资金。但我认为，不是没钱的问题，国际资本市场上有的是钱，就看我们能不能策划出好的项目来，只要能策划出好的项目，肯定有人来投资。
第二，拿自己的钱赚钱不算什么，我们要学会拿别人的钱赚钱。我们要用较少的资本投入来推动较大的资本运作。据我们了解，天津港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在A股市场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是上证50指数股；在香港市场上，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在分拆上市时，还创造了认购倍数历史最高的纪录。这些是否表明天津港在资本运作方面已经比较成熟，拥有了丰富的经验？
于汝民：我们在全国沿海港口中是较早进入资本市场的，而且同时进入国内A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的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很高，而且也非常成熟，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市场，规范运作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我们和资本市场打交道也锻炼出了一批熟悉资本市场运作的人才。积累经验与锻炼人才是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收获。比如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抓住韩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机会，成功地将一笔韩国政府贷款进行了“掉期”，从而使我们这笔贷款成为了一笔无息贷款，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成本。虽然这只是一个几千万美元的案例，但是它说明了我们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市场来获取利益的意识。除了直接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天津港近几年成立了很多合资企业，在合理利用内外资方面进行了有效尝试。
于汝民：从2002年开始，我们提出：今后，天津港所有经营性项目不再搞独资，而要进行中外合资和内资联营。要用较少的资本撬动大的资本。这些年，我们先后在一些前景看好的码头项目建设运营上组建中外合资或国内联营企业，如矿石码头、五洲集装箱码头、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与神华集团联营的神华天津煤码头等。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资本金投入的问题，使这些大项目相继建起来，拓展了发展空间，完善了港口功能布局。合资方出钱，天津港出什么作为投资？
于汝民：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要策划出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要盘活现有资产。具体的做法是，我们共同组建一个合资企业，我们控51%股份，对方占49%股份。在有的项目上，我们用从资本市场上募集的资金作为资本金投入，有的项目，合资企业在建立过程中要买我们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我们就是拿这块地入股，将土地变现，解决了一部分资本金投入问题。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资本市场既然是市场，就需要进行商品交换：我们需要的是资金这个商品，而我们支付的是另一个商品，如土地使用权等。所以，我们要让那些僵死的、闲置的资产动起来，变成资本市场可以接受的商品。现在我们是将原来抛弃的、挖航道的淤泥回填到滩涂上造陆，形成可交换的土地资产。
实际上，我们很多资金都是这样运作的。比如，南疆港区11号矿石泊位，总投资额12亿元人民币，资本金占50%，50%的资金投入两家分，我们占51%，对方占49%。我们要投入50%的51%，也就是投25%的资本金就可以了。12亿元的25%是多少钱呢？也就是3个亿，我们那块土地一卖就是3个亿。实际上我们是用土地使用权入股。还有我们已经建设投产的东疆港区、年吞吐能力400万标准箱的太平洋集装箱码头公司等，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运作。这个集装箱码头项目总投资66亿人民币，资本金投入占35%，也就是23亿，我们占51%股份，也就是要投入11.8亿。我们这块土地的出让收入是大约12亿人民币。
这种模式盘活了我们拥有的土地资产，变成了资本市场需要的资源，通过交换又成了我们需要的资本。以前为了3、5个亿的投资，愁得我们团团转，而现在天津港每年的投资都超过100亿。土地运营模式是谁想出来的？
于汝民：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一方面，天津港是一个人工港口，自有港史以来，航道、港池清淤成为港口建设发展的永恒主题。以往被清出来的淤泥少部分吹到浅滩上形成了陆域，大部分倾到了海里。从1998年开始，天津港在全国沿海港口率先对老码头进行升级改造和实施深水化战略，大规模投资建设新的专业化集装箱泊位和大宗散货泊位。从那年开始，我们相继建设了10万吨级、15万吨级、20万吨级、25万吨级的航道和30万吨级的原油码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挖出来的泥土多达3亿多立方米。用这些泥土填海造陆就形成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拓展了码头岸线，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另一方面，在对外合资合作过程中，港口建设项目需要土地。我们就用土地变现后入股合资。这样一来，不仅把类似航道清淤这样投入大而无回报的资产盘活了，而且使其升值了。为什么别人觉得没钱，而我们觉得有钱？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依靠资本市场，一个是盘活我们现有的资源。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于汝民：确实，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他回国后，西班牙王室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庆祝他的伟大发现。当时，在宴会上有一个人不服气，说：“美洲大陆在那里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让你哥伦布碰上罢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哥伦布听了之后没有作任何反驳。他拿起盘子里的一个鸡蛋，对在座的人说：“你们谁能让这个鸡蛋竖着立在桌子上？”在场的人纷纷拿出盘子里的鸡蛋试图让它立住，结果都失败了。这时哥伦布把手中的鸡蛋竖着往桌面上用力一礅。“趴”的一声，鸡蛋稳稳地立在了桌面上。哥伦布对那个人说：“这就是我和你的差别。你没有这样的勇气！”
淤泥可以变成钱吗？并非不可能。靠的是超越习惯，发现新的资源利用模式。
习惯是创新的最大敌人。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习惯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马上就可以改变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习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难回答。火箭刚发射的时候，速度是非常慢的，喷火口温度非常高，这个时候任何金属都能熔化。可它的舵是什么做的？木头。因为火箭从发射到进入正常速度时只有十几秒钟，这个时候木头烧光了也无所谓，反正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还不如用木头。的确，这个伟大的发明摆脱了囚禁我们思维的铁笼，然而这个铁笼在哪里呢？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火箭的喷口应该是火箭的一部分，习惯性地认为这跟汽车排气管与汽车的关系一样，我们总不能买一部木头排气管的汽车吧？
能发现一个事物本身的价值，使其成为资源，就是创新；能利用资源创造财富，也是创新。有很多东西在当时的条件下看来，都是“废品”，但是用创新的思维发现它的用途，并赋予经济价值，废品就成了资源。例如：100年前，石油和铝土矿还不是所谓的资源，只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们破坏了土壤的肥质。到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可以杀菌之前，它也是一种有害的废品。可如今这三种资源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商品。天津港正是凭借创新思维，在挖掘深水航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淤泥的用处，用淤泥造新的陆地。随后又发现了新陆地的价值，他们用新的陆地作为资本运营的手段与各种企业合资。接着又发现了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推动企业治理的革新。
用这种思维看待当今的经济社会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改善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方式，如何提高企业利用外部环境资源的能力，是伟大企业家的重要实践行为。德鲁克举过一个例子，19世纪初期，美国农民根本没什么购买能力，因而也无力购买农机具。当时，市场上有许多收割机，但是，无论农民多么想要他们都付不起这个钱。于是有一位收割机发明者创造了分期付款制度，这种方式使得农民能够以未来的收入来购买收割机，而不是仅仅只靠过去的菲薄的储蓄，于是，一夜之间，农民就有了购买农机具的能力了。这种方式，一直延用到现在。
天津港人为港口的改造付出了太多的汗水。粗略计算，从1952年至2002年的50年间，天津港清淤挖泥量达4亿立方米。如果将这些泥沙垒成高一米，宽一米的泥沙墙，会长达40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10圈。然而，有了这种创新的思维，天津港就能凭着“淤泥”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从而获取所需的资金，为自身赢得一个相对的高速发展期。这恰恰印证了于汝民说过的一句话：“有钱搞建设傻子都能干，我们要的是没钱也能把基本建设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