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是当代的散文大家。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那些情文并茂、雍容大气的历史散文在《收获》杂志上连载以来，很快赢得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后来，这些作品结集成《文化苦旅》出版，又立即走红全国，并远销港、台和海外的华人地区，长期高居畅销书榜首。一时好评如潮，倾动士林，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余先生再接再厉，笔耕不辍，又相继推出《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新作，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是秋雨散文的一个热心的读者。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癖好，特别爱读他那些被不少学者誉称为“历史大散文”的作品。这类文章绝大多数集中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它们充分展现出余秋雨先生超人的文笔和才情，以及别树一帜的行文风格。在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反思和拷问中，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也往往能发人深省，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毋庸讳言，余先生毕竟不是一位专治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学者，他在文章中涉及的知识实在太广泛了。就时代而言，上自先秦，下及晚清，跨度达二千多年；就地域来说，从北疆到海南，从吴楚地区的太湖、洞庭，到西北边陲的敦煌、阳关，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有不少历史悬案记载歧异，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典籍，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迄无定论。对于这些问题，余先生往往自视过高，掉以轻心，想要不通过潜心的研究和深入的查考，只凭原有的学问功底或个别学者的无根之谈，遽下评断，放言纵论。这样做，就使本来以反思文化、历史而著称的学术散文，令人遗憾地出现了大量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差错，引来了许多读者和专家的批评。
不过，根据我几年来的阅读所及，这些来自文坛内外、调门不一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余先生的人品、文品以及与文学本身无关的一些细节琐事上，而对那些历史散文中存在的知识性差错却较少涉及。即使谈到了，也都是评判式的断语，没有引用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具体的论证。不了解有关历史的读者，往往难以确定谁是谁非。甚至有的批评者自己的说法也有不够确切或错误的地方，反倒成了被批评者的话把。这就逐渐在余先生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错觉。他认为，所有在“文史细节”问题上跟他“纠缠”的人，都是一些“非专业人士”。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其实并不熟悉，只是出于嫉妒，才虚张声势地冒充内行，到他的鸡蛋里来挑骨头的。于是他拿定主意，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中存在任何的“史料差错”，并且公开宣称拒绝来自这方面的一切批评。这种观点和态度，他在不少文章中一再表明过，而最有代性的言论，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界已尽人皆知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转引自海外华人社区（www.hccbbs.net）网站“名人文摘”1999年1月18日]中：
他们（指批评者）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余先生发表这样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宣言，确实是有点失态了。难道你的文化散文中真的没有任何“史料差错”？那些批评文章中指出的问题都是别人凭空“编造”的？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坚决拒绝批评，否认一切差错，而且无视这些差错已经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怎么反倒成了“对得起广大读者”的正义行为？这种荒唐的逻辑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为了帮助余先生走出自我封闭、自以为是的误区，我在这里举两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供他分析参考。
㈠余先生在《文化苦旅·莫高窟》一文中说：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接着，余先生又写道：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存在着两个知识性差错。其一是，“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余先生说记载在《山海经》里。我用袁珂先生整理的《山海经》校注本从头到尾查了两遍，都不见踪影。其实，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就是不见于《山海经》。其二是，余先生将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两次都写成“乐樽”。其实，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我分别查了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可见余先生文章中的这两个差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我手头所有的《文化苦旅》的两种版本，从知识出版社（后改名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的第1版，到2001年4月的第2版第1次印刷本，十年中累计印数为472,000册。以上两个差错，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余先生之所以一版再版地不加改正，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他根本不知道有错；二是他虽然事后知道有错，但估计“非专业人士”未必看得出来，而看得出来的“专业人士”又不会读他的书，即使读了也未必肯特地撰文指出，让他难堪。于是，在侥幸心理和害怕丢丑的自尊意识的支配下，他就干脆不去作丝毫改动了。
余先生也许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当红的散文大家，他早已成为众多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他的成名之作《文化苦旅》，也被莘莘学子奉为圭臬，成了他们学习的经典和写作的样板。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玉液琼浆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再传播给更广大的读者。
今年夏天，我在电脑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题为“独对青山”的文化散文。作者董桄福大概是个年轻人，他一开始便煞有介事地向人们讲起《山海经》和“乐樽和尚”的传奇故事来：
极古的《山海经》中所记奇山怪山无以尽述，其中有后来成为莫高窟映壁的三危山：“舜逐三苗于三危”。古战场的雄浑气魄自不必费力去猜度，光是公元366年乐樽和尚被三危山无与伦比的金光震撼，从此开凿石窟，筑就中华文化最宏伟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