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该是一位散文大师；
余秋雨是该一位散文大师。
如果还搞不灵清，只好请他去认真学一学《现代汉语语法》了。
〔六〕由形容词向动词的创造性转换。
几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烟缭绕地堂皇在那里……（《家住龙华》）
“堂皇”本来是个形容词，好像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动词使用过。余先生在这里破天荒地用上了，这也应该算是他的创造。但这样的创造，读起来实在有点别扭。不知道别人感觉怎么样。佛教名山，香烟缭绕，梵音呗诵，声闻天宇，在善男信女们的眼中，它们永远是崇高、神圣的地方，可以用堂皇、宏伟、庄严、肃穆等一系列美好的词语来形容。按照余先生创造的由形变动的规律，既然可以说“堂皇在那里”，那么，似乎也可以说“宏伟在那里”、“庄严在那里”、“肃穆在那里”，谁有理由说它错呢？不过，假如大家都这样随便来创造，事情岂不要乱套？譬如：“灿烂的朝阳升起在东方”，可以改成“升起的朝阳灿烂在东方”；“慈祥的父亲愉快地笑着”,也可改成“愉快地笑着的父亲慈祥着”。这样的用法多起来，可怎么收拾啊！你要是批评它，人家马上会反唇相讥：形容词就是可以当动词用嘛！这又不是我的发明，人家散文大师余秋雨早就在创造了，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看起来，语言的创新，还得要注意约定俗成。一味地标新立异，自我作古，弄得不好，很可能会成为一种不良风气的始作俑者，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有位朋友问我：“余秋雨先生会不会写旧体诗？”
我稍加思索后答道：“会写，也不会写。”
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又问：“此话怎讲？”
我说：“会写，是他自许的；不会写，是别人评论的。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余先生发表过一首旧体诗。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这三部散文集中，引用古今大小名人的旧体诗词（包括全篇和摘句）不下50篇，但属于自己创作的却连一句也没有。这恐怕不是余先生故意要谦虚，八成儿是他本人感到拿不出手吧！”
现在还会写旧体诗的人，长篇的古风是不大写的了，我读到的大多是近体的律绝。这种诗体，字数都有规定，还得讲究平仄和押韵，而且韵字的归部必须是旧韵而非新韵。这些格律上的要求，自然会对作者的表情达意产生一定的约束。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既然自称“口占一绝”或“七律二首”，那就要遵守它的规定，否则干脆去写民歌或快板诗得了。
余先生自称学过并写过旧体诗，那是他在文章中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霜冷长河·长者》）
你看，余先生会写旧体诗，还不像一般的旧知识分子自己从古人作品中领悟学会的，那样毕竟不太正规；他是道道地地的科班出身，由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才开始“学写古诗”的。而且不写则已，一写便出手不凡，以致让那位教授先生“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从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中，人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出余先生写旧体诗的水平有多高了。
可惜的是，因为余先生至今没有一首旧体诗公开发表，留在人们心头的便只能是遗憾。不过，总算不幸中之大幸，我终于偶尔发现了他在《霜冷长河·绑匪的纸条》一文中谈到关于旧体诗押韵的问题。话虽不多，但十分稀罕，摘抄如下：
[绑匪]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
这一段话，在不懂古韵的中学生眼里，当然不仅看不出问题，而且还会认为讲得十分透辟；然而对于真正擅长写旧体诗的人来说，恐怕要大跌眼镜了。
余先生把绑匪纸条中的19个字分成三段来读，他认为末尾的“根”、“亭”、“信”三字“都押韵”，因而判断这是罪犯“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就凭着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作出判断：余先生对于旧体诗韵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大家知道，旧体诗中的律诗和绝句（也称近体诗或今体诗），大致定型于唐代。唐人做诗用韵是根据隋陆法言的《切韵》和唐孙愐的《唐韵》，宋人用的官修韵书是陈彭年等奉诏据《切韵》编撰的《广韵》。《广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共206韵。由于语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人们在实际做诗用韵时，会把一些读音相近的韵部合并起来通押，这种通押叫“同用”。《广韵》和稍后刊修的《集韵》就在某些韵目下加注了“同用”、“独用”等说明。到了金代王文郁所撰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中，便被正式归并为106韵，通称“平水韵”。元、明两代作近体诗者均据此而用韵。清朝初年，又出了一部康熙钦定的《佩文诗韵》（“佩文”为康熙书斋名），以此作为科举考试必须遵用的官韵。由于《佩文诗韵》是根据《新刊礼部韵略》的音韵系统编定的，韵部也为106韵，只是极少数韵字略作调整而已，所以现在所说的“旧体诗韵”，也就是指的《平水韵》或《佩文诗韵》。
在蒙古贵族统治中国的元代，北方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北曲。舞台上演出的杂剧，由于其曲词接近口语，而北方口语中的入声已趋于消失，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同时，仄声（上、去、入）与平声韵也已经通押，所以专门为北曲押韵作依据的韵书──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卓从之的《中州音韵》，都按北方的口语语音系统把韵部归并成19韵。但是这种曲韵，只限于北曲使用，绝对不能用来写近体的律绝。据我所知，明、清以至近代的诗家名士，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做的。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坛几乎成了白话文的一统天下。但一些旧学功底较好的文人学者，偶尔也会写上几首旧体诗来怡情言志。这些旧体诗，仍然沿用《平水韵》或《佩文诗韵》，没有见过平、仄通押的现象。当然，那些用白话文写的新诗，作者喜欢怎么押就怎么押，甚至完全不押韵都可以，但新旧两路，各行其是，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余先生所说的本题上来了。他说“根”、“亭”、“信”三字都押韵，而且将其归结为罪犯“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实在有点荒唐。在《平水韵》和《佩文诗韵》中，“根”属于平声元韵，“信”属于去声震韵，“亭”属于平声青韵。不要说“根”、“亭”和“信”分属平、仄不能相押；即便是“根”和“亭”同为平声，也因为分属“元”、“青”两韵而不能通押。这对懂得旧诗韵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常识，自称学过几个月平仄和格律的余先生，怎么竟会认为“根”、“亭”、“信”三个字都押韵呢？难道陈汝衡先生所教的“格律”，竟然不包括押韵的知识在内？那么，连旧韵的常识也懵然不知的余先生写出来的旧体诗，又怎么会让陈先生看了“着实有点吃惊”呢？这真要搞得人希木龙冬、弄伊勿懂哉！
其实，余先生如果不说旧体诗而是指的新诗，那么，说“根”、“信”、“亭”三个字押韵，还是混得过去的。请看下面这几句：
昨天家乡的阿根，
捎来了一个口信，
说是我的心上人，
已长得玉立亭亭。
这首小诗，意境不错，每句末尾的“根”、“信”、“人”、“亭”四个字读音相近，念起来也顺口，可以算押韵，如果再添上几句，把爱的气氛渲染得更浓一些，指不定哪一天还会被选家看中，收入《网络爱情诗选》呢！因为在可以完全不押韵的新诗里，能够凑出这么几个还算顺口的韵脚来，做到句句有韵，已经是veryverygood的了。但你要说它是作者“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那就纯属扯淡了。
一个不知旧体诗韵为何物的人，他的散文写得再漂亮，也是写不好真正的旧体诗的。
接下来谈一个运用旧体诗格律知识校改错字的问题。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引录了唐人温宪的一首七绝：
十年沟湟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这首诗一、二两句中的两个“年”字非常惹眼。因为据我所知，七绝一共才四句，不太可能将一个音义完全相同的字用上两次。而且首句入韵的七绝，一、二两句的第二个字，必然是一仄一平，不可能同是仄声或平声，所以两个“年”字中必有一误。经查《全唐诗》卷六六七，温宪此诗题作“题崇庆寺壁”，其首句中的“十年”作“十口”，而“口”字正属仄声，与规定的格律相符。“十口沟湟待一身”，是说温宪一家十口处于濒临死亡的困苦境地，正眼巴巴地等待他金榜题名后归去拯救呢！而余先生原引的“十年沟湟待一身”是个无主句。谁在十年中处于沟湟？不得而知。其实无论是谁，十年辗转沟壑，都早已尸骨无存了，还怎么等得到温宪出头之日呢！可见引错的诗句在文意上也是讲不通的。余先生如果真的懂点儿旧体诗的平仄和格律，这种明显的差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并改正了。你说是吗？
最后，我还想出一道关于近体诗的问答题考考余先生。这道题目，本来是出给2001年9月–11月举行的“上海出版界青年编辑语言文字规范大赛”的参加者的，结果好多人答不出来。试题如下：
在一本《唐诗选注》中，高適的七律《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诗被印成：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清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
暂时分手莫踌躇，圣代即今多雨露。
请问：其中的句子有没有排错？说一说你的理由。
这道题目，余先生能回答吗？对于不懂旧韵和近体诗格律的人，恐怕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回答不出，答案在本书中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