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文化，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说话干净利落，形象生动，从不拖泥带水，而且有时很有文采。我小时候她常抱我去戏园子看梆子戏，戏剧人物就进入她的语言。她说某人脸红，就说“脸红得跟关公似的”；形容某人爱哭，就说“哭得像刘备似的”。我稍大一点，天凉了不肯加衣，她说：“穿上，寸草遮文风。”那时对这话还不太理解，却牢牢记住了，后来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我1948年离家，1962年才第一次回去探家，相隔14年之久，进门刚喊了一声娘，就听到母亲慢悠悠地说：“呀，这不吃奶还记得娘吗？”一句话说得我羞愧难当。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常教的儿歌“小麻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真的忘了娘了吗？说良心话我没忘，可是为什么过了14年之久才回来看娘？哎，真是一言难尽！母亲见我难堪，就换了口气说：“请一个瞎子算了一卦，知道你这几天回来，这不，买了块猪肉在墙上挂着。”我一看房墙上果然挂着一块大猪肉。那时广州猪肉14元一斤，家乡也卖到7块钱，家里买这块肉真不容易。
父亲抗战前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小职员，算盘打得极好，小时候常见他晚上熄了灯还练算盘。后来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的诗句，便觉得也可用来形容父亲的算盘声。县城沦陷后，国民党的县政府在乡下游击，父亲的算盘仍然用得着。外祖父家是地主，有八九十亩地，父亲出钱赎回外祖父当出去的20亩地，算在我家名下出租。土改时，父亲成分本来划为小土地出租，复查时发现地主户数不够，便把父亲“升格”为地主。这一来我便背上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包袱。1950年我调到广州，不久便发现肺结核，大量吐血，最怕的就是叫我“回家养病”，好在没叫我回去，养了几年病也好了。反“右”时我因为“不积极”，被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接着又是下放劳动，大跃进，生怕“改造”不好，哪里还敢回家探亲，于是一拖就是14年不曾回家。到了1962年，吃饭成了问题，政治气氛不那么紧张了，这才利用一次北上出差的机会，请假顺道回家探亲。面对母亲的责备，只有哑口无言。
没想到，第一次回家之后，刚能吃饱肚子，又碰上了“四清”、“文革”、“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1976年，才利用出差的机会第二次回家，中间又隔了14年。这时父亲已经病逝，母亲跟同父异母哥哥生活，一见面又是一句：“哟！掐得真准，不到14年就不回来！”望着70多岁日见衰老的母亲，我又一次无话可说，只有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勤来看望老人家。
母亲心胸开阔，遇事想得开。1948年春天，我为了上中学去投奔远在河南新乡的大舅，她心里舍不得却不表现出来，只是挑了个“好日子”——惊蛰，说是“二月二，龙抬头”，很平静地打发我上路。当时一位表姐说：“俺姑心真狠，他才16岁就放心让他自己出远门！”我长期不在家，母亲和并非亲生的哥哥相处得很好，帮哥哥带大了几个孩子，又带过几个孙子、曾孙。她一生勤劳，纺纱、织布、剪裁、缝纫无所不能，针线活在同辈中是拔尖的，每到秋冬之交，散处四乡的晚辈亲戚便纷纷用拖拉机或地板车接她去做针线活。80岁以后，走路要拄个拐杖。一次我回家，她边揉面边说：“自从嫁到你们李家就做饭，如今腰也直不起来了还做饭。”牢骚中含有几分得意。
母亲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亲自送走了两个弟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民党员，总算为国共两党做了一点事情。1993年，90岁的母亲病逝。我因心脏病不能回乡奔丧，用电报发回去一副挽联：
九十年含辛茹苦慈恩荫后代
三千里忧国思家哀子哭高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