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事实来说，也是如此。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东亚国家的储蓄率都很高，相伴随的就是高增长率。日本在1955年以后，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5％以上，而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进入60年代，储蓄率提高到35％左右，1970年达到40.2％的顶峰。之后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才慢慢下降。四小龙也如此，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更是高达50.8％。此前一段时间，都属于它们的黄金时代。与此相似的是，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在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储蓄率相当高。毕竟，一个穷国家要想变富，固然有许多小窍门，但增加投资是不可以回避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台湾与韩国的比较。台湾的经济现在被韩国所超过，网上的言论归罪于民进党政权。陈水扁确实不会“拼经济”，但确也有大环境因素在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的储蓄率一直低于韩国。在1987年台湾储蓄率达到顶峰38.5％，随后逐年下滑，1989年为30％，在2001年降到25％以下。而韩国1988年达到40.5％的顶峰，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00年韩国的储蓄率降到30％以下。尽管其中也有波动，但总体上韩国的储蓄率一直高过台湾。在这个基本要素的作用下，中国台湾经济被韩国超过其实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回到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有着太多的解释变量。但在储蓄率这一层面的解释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资本收益也在提高。根据高盛公司的报告，中国在1978年到2004年之间TFP收益达到年均3.3%，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接近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但是即使如此，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确认这一基本事实，即高储蓄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对于高储蓄率而言，更是好事情。这说明投资有更高的收益，中国人的投资没有如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打了水漂。总之，中国的储蓄率走高，我们应当额手称庆，因为它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人拿消费不足说事，真是大可怪异！
一些严谨的学者并不否认高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对高储蓄率提出如下疑问：即可能对经济运行造成风险，一旦坏账成堆，银行体系有可能崩溃，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个提问是正面的，它的质疑让我们清醒，决不可以片面追求高积累的发展道路，而应当继续在经济体制上推进改革，改善资本的利用效率。但是，正如任何投资总是存在着风险一样，这种质疑不应成为我们降低高储蓄率的借口。事实上，鉴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增长的机遇，高储蓄率更有充足的理由。
能源和基本设施建设。虽然在过去几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使得每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都倾倒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于需要这一局面并未根本改观。而在这个方面，正是最大量需要资本投入。2004年国务院会议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测算，未来15年我国铁路建设的资金总需求为2万亿到2.5万亿元。而到2006年年初，预期“十一五”期间的铁路投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25万亿，大大超过原先预期。据相关报道说，政府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单单一项铁路，已经大到如此地步，各种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的需求以及基础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强度，只需想象一下，便知世界史上罕见。而想做成这么大的事业，不投钱，如何能成得事？没有中国的高储蓄率，如何能够保证？难道要去借外债吗？
自主创新。现在大家都谈自主创新，没错。但得明白，现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绝不是简单的靠脑子转动一下就可以，而是背后有高强度的资本支持。2004年，世界创新企业十强的研发投入都在50亿美元以上，其中微软更是达到77.7亿美元。这些大公司的许多研发成果，其实并未有实际意义上的收益，但持之以恒的研发，总体上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现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论者往往强调思想、体制的转变。这都没错，但没有资本的投入，一切都是空话。以军工为例，依靠前后十几年的大量投入，中国才总算研发出歼10飞机。而今自主创新期待各个重要科技方面都有所突破，不下血本是不行的。
以上有关机遇的描述并不能抹杀风险的存在，而只是强调，与风险伴随的是巨大的机遇。它们给了我们以足够的预期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哈萨尼曾举例说明，千里之外有一个优厚职位等着你，但要求你马上赶去。这时，你只有搭乘飞机才能准时到达，你坐还是不坐？坐飞机有风险，一旦失事，万事皆空。而要避免这一风险，那职位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现在，中国也面临着这么好的机遇，诸位说该不该冒这个风险呢？
有一篇文章惊呼：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增到占GDP的54%，与一年前48%的比重相比，整整增加了六个百分点。这样的投资比率在当代的经济发展领域是前所未闻的。即使是在其鼎盛时期，日本和韩国的投资比率也从未超过45%。这么大惊小怪的模样，真不解其是何用心？！史无前例，难道就不可以自我作古？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实现磁悬浮的商业运营，莫非我们中国人就搞不得？
仍然有必要对风险多说几句。公有制企业的风险意识似乎弱于私人企业，这是基本上成立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公有制企业更偏好冒险，而相比较之下，私人企业可能算风险中性。这两种不同的对待风险的态度，对于经济的平衡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一个纯粹的私人企业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似乎因为大致相同的理性预期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当繁荣初现，所有私人企业主都加大投资，试图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而萧条来临，所有的私人企业主都进行收缩，以避免更大的风险。这是理性的，可惜个人理性的蛛网效应却造成集体非理性，也因此导致危机更为严重。经济的波动由此被许多具有相同的风险预期而放大。
所以，政府的干预很有必要。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干预本身只是事后的一种市场稳定机制，不管它有多少有效，都只是一种部分的补救。如果在市场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岂非更好？公有制企业恰恰就是这一类。
从宏观上来看，由于公有制企业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这意味着即使发生经济萧条，它们的边际储蓄倾向也仍然高于私人企业。这意味着给经济生活增加了一种稳定的因素。从而相对熨平了宏观的周期性的经济风险。即使面临着萧条的迹象时，公有制企业可能仍然奋不顾身，不管其成效如何，在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周期方面，终究是件好事。
退一步说，即使公有制企业的投资效率较低——虽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公有制企业效率必然低于私人企业，这些在萧条时期所投入的资本仍然有意义。因为，这至多不过意味着某个公有制企业的损失，它的投资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稳定经济周期的作用，而此后的破产与甩卖又给了其他企业——不管是公有制或私人企业——以较低成本而扩张的机会。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又有何患焉？
前面指出，高积累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特征。现在，让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国际竞争中的前景作出一个初步判断。
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多数国家所抛弃。目前，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才有可能构成对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挑战和替代。
该模式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后者虽然不包括全部意义上的各类企业，但至少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占据着控制性的地位。选择市场的理由主要是：足够的激励作用，信息的分散，消费者主权，如是等等。而公有制，从效率的意义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高积累，能够从事具有高资本强度的风险事业，比方说高科技研发。（私人企业也可以，但最尖端科技的创新事实上都是在公共资金的资助下完成的，有兴趣的不妨参看戴维？诺布尔的《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至少从直接的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并不必然矛盾，尤其是目前的公有制并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如果能够发挥两者的优势，中国经济模式将取得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似乎可以从高储蓄率方面取得一些支持。尽管几乎众口一词的判断是，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年均50%~60%的水平。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判断的依据所根据的是其他国家的经验，主要是东亚国家。但是，如果是制度因素决定两者在储蓄率上的差异，那么中国高储蓄率似乎可以持续更久，至少比处于另一种经济模式中的中国要更高。如果这样，在假定市场经济促进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的同时，高储蓄率同时又确保中国的经济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以高于西方国家的速度增长，中国将能够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