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张静江
字：人杰
籍贯：浙江湖州南浔镇
生卒：1876年—1950
所属派别：商界
专项特长：理财
最相似的古人：吕不韦
主公：孙中山、蒋介石
人生信条：有投资，就有回报
最得意的事：
倒卖文物赚了大钱，无偿提供给孙中山闹革命；
把义弟蒋介石推到最高领袖的位置；
担任浙江主席时，使得故乡经济迅速发展；
最不地道的事：
协助蒋介石清共，屠杀盟友；
最失败的事：
被义弟蒋介石抛弃
综合评述：
其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自幼性格豪爽，挥金如土。曾任驻法公使馆参赞，偶遇孙中山便一见如故，如果想出卖孙以获得重赏，易如反掌，但他却做了一笔巨大的投资：支持革命！孙中山评价张“站可立天地，仰视如泰斗”，是位“革命圣人”。张静江觉得年轻的蒋介石“人才难得”，便与之结拜，后极力推荐其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两代领袖，均受其恩惠颇多。
替蒋介石清党
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闹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迷雾重重的“中山舰事件”。
国民革命军总监、广东卫戍司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声称：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派中山、宝壁两舰到黄埔，想将他绑架到苏联！李之龙大呼冤枉，称是奉蒋之命；蒋介石的小妾陈洁如则称，“当晚，汪夫人陈璧君有过五次电话询问蒋的行踪。”暗示是汪精卫要害蒋介石。
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政府主席、国民党党总裁、军委主席汪精卫，莫非真是汪想除蒋？广州城内谣言不断。蒋介石则借口“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下令逮捕李之龙，并监视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党的机关，接着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连汪精卫也被监视。汪精卫气得发疯：“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在中央紧急会议上大骂：“你竟敢擅自下令监控我！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蒋介石也怒目相对：“我会找到证据的。”几天过后，蒋介石没能找到任何证据，只能“诚恳”地向汪精卫道歉，称“共产党图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汪主席原谅。
此事让汪精卫大受打击，蒋介石掌握了军队，汪奈何他不得，开会宣布“军事当局非奉党的政治领袖之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接着称病辞职，前往法国“考察”。蒋介石大喜，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限制共产党。陈独秀等人妥协，蒋的提案得到通过。
弄走汪精卫、击垮共产党，那么自己便能成功当上一把手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贼精，只是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不服者众多，认为蒋在党内“搞独裁”。蒋介石把场面压不下来，又急于借着“北伐”立威，为保证大本营不乱，他想到了大哥张静江。
张静江本是个商人，为革命捐赠了大量财物，与孙中山关系匪浅。蒋介石通过陈其美得以结识了张，并拉粤军将领许崇智、理论高手戴季陶与张静江结拜兄弟，张理所当然是大哥。
接到义弟电报，张静江立刻从上海南下，这年5月中旬，张静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暂代中央工作。
有大哥坐镇，蒋介石放心北伐。
张静江留守广州，积极“清共”。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想将共产党领导的广东省党部来个大换血，问张静江是否应向蒋介石请示。张道：“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的麻烦。”
蒋介石压根就想洗了共产党，又碍于身份不好明说，张静江猜透了义弟心思，大力提拔反共顽固分子到广东各地“指导工作”，这些人上任之前，他总会亲自接见他们，训导“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
有如此高人代替蒋介石做事，广州的“清党”工作进展神速，连“职业打手”陈果夫都说：“静江先生代理主席的时间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蒋介石对张静江“北伐之际，居守中枢”、“倡言清党”的“功绩”赞扬不已，称他为“安危斯仗”之人——难怪人说好大哥就是好军师。
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搬到了武汉。为预防蒋介石背叛革命，宋庆龄、吴玉章、鲍罗廷等人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们认为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会议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国民政府设几大部门，陈有仁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只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之名”。据陈洁如回忆，蒋介石得知武汉将自己踢开了，嚎啕大哭，甚至想自杀。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真想自杀，他很不甘心，打算于南京另组中央。为应付武汉方面，蒋介石拉拢大哥张静江，期望江浙财团能站在他这一边。
1927年4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在上海开会，拥蒋派济济一堂，有张静江、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等。会议的主题便是“清党反共”、“定都南京”。蒋介石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张静江、吴稚晖、陈果夫等人积极赞成，“为了保证国民党的纯洁性，清共是必须的”，张静江还领衔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字的“护党救国”，痛心疾首：“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受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接下来的事情耳熟能详了，张静江号召江浙财团提供军费，又鼓动黄金荣、杜月笙派青帮打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史称“四一二政变”。
如果张静江不扇风点火，即便蒋介石想清党，也没那么容易——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地位相当高，而且他在江浙财团中属于中流砥柱。他往哪边站，谁的砝码就能增加几十吨。武汉国民政府亲共，蒋介石反共，张静江为蒋略支几招，南京就弄出了新的“国民政府”，宁、汉分裂。
帮孙中山玩转时代
在国民党内，张静江可是个怪人，他祖上世代经商，不与政界往来；其本人也崇尚无政府主义，甚至做过大清朝的挂职干部，却相当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张静江本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之俗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即是四象之一，钱多得没处用。
青年时的张静江好侠义之事，某日家中失火，他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伤了腿成了残疾。成年后，家里捐了十万银白两，给他买了个江苏候补道的官衔。1902年，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巴黎使馆当差，职务是“参赞”，就是幕僚。
当着大清朝的外派工作人员，张静江却不务正业，他在巴黎创办了个“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古玩、茶叶、丝绸，当时没有文物保护条令，数十年间，被张卖到国外的古代文物“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小幕僚如此会赚钱，清廷驻法大使也得了不少好处。
张静江一边挖着大清的墙角，一边关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看出清廷气数将尽，盘算着如果想在将来立足，必须做笔“超级投资”。孙中山，就是很好的项目。
做幕僚，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个人身上，而要定位于整个大时代。张静江最崇拜的商人就是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人家可是史诗级的幕僚，他投资了一个小妾，收获了整个大秦！
1904年冬，孙中山到法国组织建立“欧洲同盟会分部”，住在巴黎某旅馆，随员中有个叫做汤芗铭的家伙，与清廷驻法使馆中一满人官员是旧识。满官听说孙中山来了，就劝汤芗铭将革命党名册偷出来，“博个好出身”。汤芗铭经不住诱惑，乘孙中山外出之机潜入其卧室，用小刀割开了孙的皮箱，盗出一些文件交给了满官。满官如获至宝，立即给了驻法公使孙宝琦。
张静江看到名册和文件不免担心：如果清廷按图索骥，派出大内高手弄个“巴黎围城”，孙中山没准就玩完了，那自己的投资项目就泡汤了。
想到此处，张静江劝孙宝琦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针对我大清政府，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不说，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于他。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您就成了革命党的眼中之钉，他们可都是精于暗杀的角色啊。”
孙宝琦思想开明，胆子也小，听了张静江一番话之后，感慨道：“就当是小孩子闹游戏吧，在法国也无足轻重。你找几个可靠的人，将这批文件退还，对外别声张就是。”
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就发现文件不翼而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次日清晨居然有人将原物奉还，革命党人个个大惑不解。
1905年8月，张静江从巴黎乘法国客轮回上海办理商务，意外发现孙中山居然在船上。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回忆“彼时，张先生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
张静江对孙中山道：“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打算以此帮助先生，如有所需，请随时电告，当悉力以应。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了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
临别时，张静江还留给孙中山一封信，告之如去美国，可在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分部领取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结果钱分文不少。孙中山大为惊讶，认为遇到了“奇人”。
1906年萍浏醴起义前夕，同盟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枪支弹药，众人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到张静江，便建议孙中山发电。孙取了个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去电。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3万法郎就寄到了。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
同盟会起义每遇款项不济，孙中山便致电张静江，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次由于周转不灵，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也给卖了。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了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将己方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收到信后，当即复了一信给孙中山，写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以革命事业，张静江积极奔走江浙富豪之间，将自己的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发展成同盟会员。由于张静江的穿针引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与江浙财团多少有了交情。
张静江在同盟会内没有具体职位，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幕僚，他要影响的是整个时代，有人问他为什么入盟，他只是笑笑：“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孙文的理念不错，如果我帮他实现，中华大地因此能苍生保暖，就够了。”
除了在经济上施以援手外，张静江还资助革命者创办报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留学生中影响巨大，张便联合吴稚晖、蔡元培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周刊，在欧洲宣传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内财政困难。张静江建议孙出面宴请江浙富豪，找商界弄点捐赠，孙中山依计而行，果真谋得一笔巨款。
二次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讨袁军。这段日子里，位于法租界内的张静江几乎成了革命党的联络处，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认识张静江的，张认为小蒋是个人才，与其结拜兄弟。当时蒋二十五岁，比张小十岁，还是无名小辈，经常向张借钱。张说：“我看你日后必定富贵。你现在借钱我找你要个借条，以后你发达了就还，不愿还也行，我就把借条退还给你。”借条居然有一寸多厚。
张静江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事件，驻扎在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投向袁世凯。徐宝山嗜好古董，张请人秘密制造一枚炸弹，放入通运公司预制的古董箱内送到扬州，徐开箱观看时被炸，当场毙命。
奈何“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被袁世凯通缉，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上海租界内的资产受到监视。他在孙中山身上进行了大笔投资，却亏得一塌糊涂。
国民党财神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出任财政部长，孙中山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蒋介石奉命从日本回到上海讨袁时被特务盯上，幸亏及时躲到了张静江家里才幸免于难。1916年5月，蒋介石的大哥陈其美遭到暗杀，蒋失去靠山，哭得是肝肠寸断。新结拜的大哥张静江安慰道：“别担心，还有我。”多年以后，蒋介石致信张静江：“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关系自从陈其美逝世后格外亲密，连蒋介石的婚事也是张静江一手操办，最值得一书的便是陈洁如。
陈洁如与张静江的续弦朱逸民是中学同学，属于闺蜜。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在张家做客，孙中山带着戴季陶和蒋介石前来拜访张静江。蒋见到陈洁如后惊为天人，请张夫人朱逸民说媒。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蒋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胆战心惊。
陈母也不赞成这门婚事，蒋介石已有一妻毛福梅且不说，还有一妾姚怡诚，他自己眼下在上海滩晃荡，无所事事。
义弟的形象如此不佳，让张静江很着急，他决定亲自出马，为蒋当一回说客。
为了蒋介石，张静江可是尽心尽力，他解释说蒋的元配属于包办婚姻，虽生有一子，与蒋却毫无夫妻感情可言，现在她已皈依佛门，与世绝缘；侍妾姚怡诚已经被送往苏州，给了5000元的离异补贴。
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劝陈家母女放心，甚至预测：“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眼下虽然还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肯定是中国的领导人物。只要您惠然同意这桩亲事，令媛将能协助他为国家成就一些大事。”
陈洁如怎么能协助蒋介石“成就大事”呢？宋美龄还差不多！不过张静江的口舌没白费，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蒋介石如愿以偿娶得美人归。
北方政局在袁世凯死后几次动荡，孙中山努力跟北洋军阀们周旋，张静江一如既往出钱。1920年初，他还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炒股，替革命党赚钱。
这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创立大会，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戴季陶分别是股东之一。陈洁如回忆：“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4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如同老手。”
陈洁如显然是在美化蒋介石，蒋的股金不是他自己出的，其炒股的水平其实很臭，蒋在日记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代认股份”，出钱的是大哥张静江。“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所害”亏了一大票之后，借口是被陈果夫坑了。
上海股票市场红火的时候，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注册了几家交易所，基本是用公款操作，张静江则是核心操盘手。孙中山要钱，张静江马上办，有时候甚至从直接从陈果夫、蒋介石的账上划拨。据国民党一些人回忆：“总理很相信张先生，党内基金完全由张先生掌握，很多散在各地的党员，经总理批准后，就可以在张先生处领取津贴和活动费。”
张静江在不自觉中充当了孙中山的账房，其作用犹如秦孝公之商鞅，汉武帝之叔孙通。想打仗，得弄到军费。没有精通财政、保障后勤的能人，前线的士兵吃啥？光有理想成不了事，必须有钱。那时许多军阀有奶便是娘，孙中山不给点军费，谁愿意卖命？
陈果夫曾评价张静江道：“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会赚钱，又有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本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张静江会赚钱，其他人都眼红，到1921年秋，上海竟有交易所140多家，投机者多了，必然导致翻盘，证劵市场很快熄火，蒋介石输急了，找到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要求折算原始股款退钱。虞洽卿骂蒋不懂股市胡乱倒腾，现在又要釜底抽薪，二人几乎拔枪相向。后来还是张静江、黄金荣出面调停，虞洽卿给了蒋介石六万元，前提是蒋必须离开上海，张静江也帮蒋介石还了三万旧账。
就在蒋介石在上海滩混不下去的时候，1922年夏，广东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登上中山舰，电召全国革命同志前去广州协助平叛。张静江立马劝蒋介石前往，蒋到广州后鞍前马后跟随40余天，让孙中山感动异常，孙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在张静江的授意下，蒋介石还撰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由张出钱大量印刷免费派送，此举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
蒋介石每次听大哥的话都有意外收获，将张静江当成了军师，曾写信道：“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尊贤嫉恶一日之长，惟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耳令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日月无长进也。”
1923年，张静江因腿疼在家养病，孙中山特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电疗，还在信上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止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府。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推荐张静江为主席团成员。筹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极力推荐蒋介石，称蒋“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仅此于陈其美。张的多次美言，蒋终于当上校长。
不要做官，没做头
蒋介石跟汪精卫斗法时候，张静江不遗余力支持义弟，蒋介石清工，张静江出力尤多。宁汉结束纷争后，蒋介石被逼下野，为了获得宋家的支持，他又积极追求宋美龄。既然要娶宋美龄，陈洁如如何处理呢？张静江只得拉着老脸到陈家再次说情。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踏上了赴美的油轮，作陪的是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箐英。临别前蒋介石声泪俱下，对陈洁如解释“为得到财政支持，必须娶宋美龄为妻，为期5年，暂请回避一下，去美国读书深造，5年后恢复夫妻关系。”陈洁如走后，蒋介石很快向宋家求亲。
陈洁如到了美国后，身上带着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被媒体捅了出来，美国《旧金山日报》翌日即以头版的大字新闻刊出“蒋夫人随身带50万美元来美”，中国华侨办的《侨声报》等即予转载，并加以评论：“蒋介石何来这么多美金？”“苟非贪污，中饱各地华侨输助的北伐军捐款，即为其新得的赃款！”
华侨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表示不愿再为北伐捐款，国民党内也闹得沸反盈天。蒋介石里外不是人，又忙着讨好宋美龄，只得再次请张静江为其圆场。
张静江多方发表声明，说此款由他经手，此次让女儿和几位同志带到美国，也是委托美国同志购买军火，错全在他——多亏张静江主动承担责任，蒋介石才勉强度过难关。
在蒋介石的支持派中，张静江则被戏称为“善后大师”，无论蒋捅多大的漏子，张大师总能弥补。蒋介石对张静江异常感激，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写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
等蒋介石重新上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张静江却认为革命即将胜利，破坏容易，建设却很困难，因而致力于兴办工商。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成立建设委员会”的议案，建委会直属国民政府，由浙江主席张静江兼任主席。张上任之后雄心满怀，对外界直言不讳：“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之前的近20年，国内征战不断，此是为破坏旧秩序的需要，但绝非国民革命的全部，而仅仅是前奏。革命的更主要的任务，在于新国家的积极建设，依据先总理遗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张静江很快大张旗鼓干了起来。他从发展基本建设着手，以铁路、电气、通讯和水利等为主，四处召集人才，设立各级机构，预算各项经费，强调勤俭办事。他有个庞大的计划，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修建三条铁路，疏通经济脉络，统称“四省三铁路”。
在修建铁路问题上，蒋介石为了“剿共”方便，主张先建“杭州——南昌”一线，如果钱不够就以路权向德国借款；张静江深知德国人入股，就能更方便攫取中国资源，断然拒绝：“搞军政你行，但经济建设，你不如我。”
在公，张静江是“建设委员会”主席，在私，又是自家大哥，蒋介石虽然不满，暂时却忍了下来。
吴稚晖觉察出蒋介石不对劲，便劝张静江：“蒋个性倔强，自信太过。你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他噜苏。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咱们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幕僚、功狗，何必跟他当真呢？”
张静江大怒：“他敢把我当幕僚？孙总理也不敢！”
吴稚晖自知说漏了嘴，急忙解释：“蒋介石是流氓痞子出身，如今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与昔日流浪上海，为你送信跑腿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乱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张静江不吭声：“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蒋介石觉得大哥不给自己面子，借嵊县一次土匪案，对浙江治安加以批评，并将他的“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读了之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当即提出辞呈，秘书拟稿中有“请辞去本兼各职”字样，张道：“他说我不擅长管理，我辞去浙江主席的行政职务便行了，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绝对不辞！除非他将我撤职！”
蒋介石当张静江是军师，做做参谋工作就行了，张静江偏偏不甘心一直是幕僚，二人分歧日神。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中原大战。张静江在戴季陶的劝说下，到河南会见正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以消弭“误会”。
当张静江拖着残腿来到总司令部时，蒋介石却要他在外稍候，待陈立夫汇报完毕，才让他进去。陈立夫出来又多说了一句话：“张老，您进去态度可要好一点，委员长原来不想见你的！”张静江相当气愤，一见蒋就怒不可遏：“你现在架子可真大，我从前去见孙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久！”蒋介石正为军情烦心，也很大声喝道“你现在也不得了！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说罢即转身离去，二人不欢而散。
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大哥给他添乱，1931年6月，南京政府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张静江的“建委会”彻底架空。张静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曾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淡出政坛后，张静江以书画养生，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其账房先生在清账的时候，发现应收款项内有很多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闻之只是淡然道：“都是些烂账，全部勾销了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南京一片混乱，何应钦主张武力征讨，宋美龄大哭“无疑是逼死先生！”陈果夫、陈立夫情急之中提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
张静江为“消解兵祸”去了南京，蒋介石平安回来后，对大哥深表感谢，张只是淡淡说了句：“回来就好。”遂告辞。
七七事变之后，张静江全家先是避往武汉，后来又转去香港。尽管蒋介石多次派人请他去重庆，他都婉言谢绝。
1938年8月，张静江离开香港到美国治病，其账房先生李力经问“先生此去，要不要电告蒋？”张静江一下子变了脸：“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非常愤怒：“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1945年，张静江双目失明，只能靠广播和别人读新闻了解国内抗战情况，日本投降的时候，张静江喜极而泣：“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抗战胜利！”见者无不落泪。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再也无力帮助义弟了。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已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发来唁电，大放悲声：“中正患难之交，情谊尤深，噩耗传来，曷胜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