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姓名：杨度
字：皙子
号：虎公、虎禅
籍贯：湖南湘潭
生卒年月：1874年——1931年9月17日
所属派别：帝王术
专项特长：辅助明主当皇上
最相似的古人：管仲
最高学位：清朝举人，榜眼
主公：袁世凯、孙中山、曹锟、张宗昌
人生信条：帝制能救国，自问之不愆
最得意的事：
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做枪手，雄文感动慈禧太后；
袁世凯被罢官，烧冷灶获得大收益；
鼓吹帝制，怂恿袁世凯当了皇帝；
跟孙中山、梁启超各派精神领袖交情匪浅。
是地下共产党。
最不地道的事：
为达成自己的心愿，不惜捏造民意，欺骗袁世凯
最失败的事：
帝王术害死了袁世凯，自己也遭到通缉
综合评述：
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考虑不周，急于求成；黄兴成立华兴会，他是见证人，支持却不参与；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他亦谢绝参加；如果不是他的多方筹划，袁世凯不会猴急着相当皇帝；军阀混战的时候，他居然秘密加入共产党……一生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大清头号枪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意图在留日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适时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早已抢滩登陆，“立宪救国”之论得到许多热血青年的认可。
孙中山力图说服梁启超，合保皇、革命两派，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两人见面后谈了几天几夜，终没能达成一致。梁启超一心要做大清的忠臣，“以报皇恩”。孙中山无奈，便问：“湖南素来出高人，阁下能否介绍认识一二？”梁启超觉得虽然政治理念不同，双方救国之心一致，爽朗推荐了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杨度。
杨度是谁？咋能当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呢？当时留学东京的共和先锋、民国元老、文化大师，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等，朝着黑压压的人群随便砸一砖头，就能伤到好几个，怎么选了他当会长？
这杨度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晚清几大名臣仿佛都能跟他扯上关系：
他的恩师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曾任户部尚书肃顺的高等顾问，门生故交遍布大清官场；其父亲杨懿生，是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可惜英年早逝；养父（大伯）杨瑞生，又是曾国藩麾下大将；杨度本人，也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座上客。即便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张之洞还委托其到立宪党、革命派中当卧底，只要能弄到有利情报，银子随便花！
有了张大帅做后援，杨度在东京的生活简直是幸福万年长。他租了一间大房子，很快将其弄成“留日学生俱乐部”，经常请一大票人吃饭喝酒——留学生大都清苦，遇到慷慨堪比杨过的“杨大哥”，自然时时前来打秋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都是常客。
如杨度这类八面玲珑的人，孙中山自然会主动上门拜访。
孙中山的口才可是相当好，不然不会有“大炮”之称，但杨度亦非寻常，两人辩论三天三夜，谁也没能说服谁。
杨度的态度令孙先生很惊讶：他既不愿受保皇党影响，也不愿跟革命党共事，自称要在两者之间形成“第三势力”。
“兄台所谓第三势力？如何救万民于水火？”孙中山问。
“这样说吧，革命破坏性太大，清廷虽不足而尚有为，康梁之流执意保孱弱的光绪帝，很容易走入死胡同，鄙人主张待有为者出现，力加扶持！”
“那么，老兄认为谁是有为者呢？”
“暂时局势不明，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立宪，将来我能成事，希望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我一定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咱们两不妨碍。”
“杨兄所说的意思我明白，你意在做帝王之师，辅佐明主以救天下。既然如此，我就不便多说了，听闻贵友黄克强曾于湖南长沙举事，能否代为引荐？”孙中山虽然口中尊敬，心里却暗自惋惜，“原来只想当个幕僚，奴才命，难成事！”
“当然可以。”杨度以为孙中山非常了解自己的“超然”心态，十分得意。
不管怎样，孙中山与杨度的见面还算愉悦。在杨度的牵引下，民国两大伟人孙中山、黄兴走到了一起，兴中会与华兴会联盟，同盟会横空出世。
同盟会的建立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史书上大肆渲扬孙、黄如何一见如故，如何惺惺相惜——却鲜见提到介绍人杨度。在同盟会办的《民报》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立宪”问题死掐时，杨度的《中国新报》却与前二者能鼎足而三。这杨度也是个怪人，他跟孙中山、梁启超都是至交，却看革命、保皇两边都不顺眼。
日本留学生被康有为、孙中山、杨度三大精神领袖狂炸思想的时候，清廷也扛不住压力，羞答答宣布要“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回来。
战战兢兢的五位官僚“奉旨出洋”，已经难能可贵了，谁懂什么是宪政？宪政又该怎么办？就算真考察出了结果，谁又敢写报告，让朝廷放权？
幸好随着出洋的“幕僚团”中，有个湖南人熊希龄。当然，他的职务不是幕僚，叫“参赞”。熊参赞很有头脑，听五个主子爷长吁短叹觉得兹事体大，就建议找个枪手：到时候咱把材料弄来给他，报告写的好，咱就美言他几句；要是写得不好，就拿那家伙垫背。
点兵点将想了几天，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高手：杨度。
没错，就是他了！杨度本来是犯了点小错误的大清干部，这些年在日本潜伏也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可以培养培养。另外，日本实行的就是君主立宪制，让他掂量着写一份报告估计不难。
五大臣合计一番，就委托熊希龄去东京找人，先让杨度弄一份报告再说，等咱们“考察完毕”，就以他的东西当蓝本润色。
熊希龄见到老乡杨度后，先是一顿天花乱坠的吹捧，再道明“朝廷还是记得你的，希望你好好干。”
这正是自己平步青云，影响朝政的机会，杨度自然应承了下来。
这份报告是要给慈禧老佛爷过目的，也就是说，自己是给大清最有权势的人当参谋，可千万不能马虎。杨度全力以赴，多次找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探讨。
只是命运在这时候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五大臣走马观花十来个国家都“考察”完，回国了，杨度的大作居然还没写好！
熊希龄急得是头顶冒烟，五大臣的脑袋简直就要喷火了。幸好熊参赞灵机一动，建议五位爷在上海逗留几日“考察东南民气”，另急催东京杨度赶快交卷。
隔了几天，《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皇皇巨著总算送来。
五大臣犹如久旱逢甘霖，细细斟酌一番，删掉些大胆言论，稍微粉饰送上朝廷。慈禧太后看了之后点头不已，让光绪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成立“宪政编查馆”，由总理大臣兼馆长。
“立宪一事”被摆上了台面，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也得到了老佛爷的表扬。但这五位爷心中都没底，万一哪天老佛爷当面问起宪政，那咱们该如何解释呢？
私下商量之后，他们便一起在朝中大举称赞杨度，说小杨是个好同志啊，当年他就畅谈宪政，而今在日本学习了许久，应该更是精通了，不如调回来。
元老派张之洞、少壮派袁世凯也知道五大臣心里的小九九，卖个顺水人情，联名保荐，慈禧太后终于原谅了杨度昔日的过失，传谕：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小幕僚能踏入最高决策中枢，就不能叫幕僚了，得换一种高雅的称呼：国士！
什么是“国士”呢，如司马迁写韩信：“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才高气傲的梁启超也眼红，称赞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
杨度回到北京城时，可是鲜衣怒马意气高扬。在五大臣与张之洞、袁世凯的渲染下，满朝都知道有个“懂宪政”的杨度。此后，朝廷关于“立宪”的许多官方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朝廷宣布要“改革”，可王公大臣们根本不懂“宪政”是啥玩意，就三五成群请杨度到家中演讲，以保证自己的思想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几番往来，杨度几乎成了北京城最高身价的“教授”，与满清权贵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民主精神的先行普及者、小幕僚杨度在北京城声名鹊起，提倡暴力革命的孙中山、黄兴却屡屡举事失利，并上了清廷的黑名单——说他们仨是朋友，估计没人相信。
殷勤烧冷灶
其实，早年的杨度曾干过革命党，黄兴在湖南创建华兴会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从“激进派”转型成“幕僚党”，杨度的经历相当传奇。
杨度，字皙子，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生于湖南湘潭。祖父曾跟着湘军大帅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不幸战死，父亲杨懿生入曾之幕府，因病早逝，少年杨度便过继给了大伯杨瑞生。
杨瑞生因战功升任朝阳镇总兵时，收了个小马弁后来改名叫王士珍（就是北洋之龙，历史名人总是沾亲带故）。杨度的大伯并不认为入伍会有好前途，就让侄儿读书，拜湘中名宿王闿运为师。
杨度跟着王老师究竟学了些啥呢？说出来吓死人，不是诗词歌赋，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传说中的“帝王学”，俗称“纵横术”。
为啥说是传说中的宝典呢？历史记载：非常遥远的古代，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不知从哪里学来这门奇术，后在江边钓鱼时遇到一个叫姬昌的人，接着协助姬昌伐纣、建周、封神，钓鱼者也被尊为“姜太公”；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鬼谷子的先生曾教过这门课，鬼谷子有四个学生，将战国炖成了一锅热粥，四人分别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另外，很久、很久以前，黄石公曾教过某小伙子，那小伙子学成后，娶了个大名叫张良，协助刘邦打下大汉江山；最近，也是很久的事了，一个叫“水镜先生”的人曾开设过该课程，两位弟子分别是诸葛亮和庞统。
时隔数千年，居然有人能开这门课，而且有人能执着地学，这对师徒可是震古烁今。
王闿运曾是铁帽子王爷肃顺的座上宾，肃顺被杀之后，王转扶曾国藩，多有美芹之献，曾劝“何不自己创业？”吓得正在喝粥的曾国藩连舌头都给嚼了。
有什么样的老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杨度八年浸淫，深得“真传”。
“帝王学”的第一要素，就是先找个明主，自己当幕僚来辅助他。杨度学得精深，也就开始了悲剧的“师爷找明主”之生涯。
康有为、梁启超闹“公车上书”的时候，正在京城赶考的杨度也约了几个热血青年给朝廷“提建议”，想出个风头。不料几个月后，康、梁就被赶到日本。杨度受到牵连，也东渡暂避。在日本，他参与了湖南留学生同乡会，与黄兴、章士钊等人日渐熟络。
庚子年间（1890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蹂躏京畿，清廷痛定思痛，挂出“预备立宪”的招牌，并开“经济特科”考试以招纳人才，考生由各地保荐“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经查询属于根正苗红的，就到紫禁城直接“殿试”。
国内政治环境变得宽松，杨度与黄兴等相继回国，在上海租界创办《游学译编》，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杨度施展其生平所学，影响朝廷决策、谋求人民幸福，找伯父寻门路参加“中央公务员考试”；黄兴却致力“推翻清廷”，回国就筹备组建秘密团体，要造反。
黄兴拟定“华兴会”数十条章程，问杨度参加不。杨度说先看看，结果被吓了一大跳：《章程》中规定成员各司其职，有到军中渗透的，有到政府潜伏的，有制造炸弹的，有负责宣传的。这倒没啥，最严厉的一点是，“如三个月无成绩，当自戕谢罪，要是不肯自戕，那就由战友代劳！”
“这简直比红花会还黑！大家都是兄弟，弄个方案却如此桎梏。人人都有被枪杀之忧，还造个屁的反！尽管我跟你理念不尽相同，你这样做，却是很危险地！”杨度极力否决此条。
“我修改就是，你干不干？”黄兴问。
“算我一个吧，先说好，你们造反，别拉我，就当我是打入敌营吧！”杨度碍于面子答应了。
黄兴不久便回湖南发展会员，杨度依旧在上海，等着朝廷的好消息。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经济特科”开考，杨度与全国各地推荐而来的一百八十六位“特殊人才”进入紫禁城，参加“国考”。
发榜时，光绪帝御批前三名：梁士诒（后来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杨度、夏寿田（袁世凯称帝时的吹鼓手），主考官张之洞让三人递了门生的帖子，意思是我老张今后就当你们是弟子了。
本来杨度三哥们极有可能一步登天，岂料某大臣对慈禧太后说，这梁士诒与杨度是维新党，一直跟康有为、梁启超眉来眼去。老佛爷大怒，“连哀家都敢蒙骗，将两人查办！”
一夜之间，“状元”“榜眼”成了通缉犯。幸好张之洞网开一面，及时放二人逃脱。
再次被迫流亡，杨度一直盼望着朝廷哪天能原谅自己，与“恩师”张之洞也保持着紧密联系。湖南同乡梁启超拉他保皇，他不干；孙中山劝他革命，他拒绝；直到清廷五大臣留洋考察，拿他当了次枪手，他才得以被朝廷谅解，得以回国任职。
不容易啊，学了帝王学，就得忍辱负重，就得等待时机，姜太公曾钓了很长时间的鱼，诸葛亮也种了很久的地？我为啥就不能耐心一点，等待明主呢？明主终于出现了，好好协助他，一定能有所作为！杨度细细掂量了推荐自己的两个大臣：张之洞已经老迈，袁世凯可是政治新星！
袁世凯也隐约觉得“立宪”是个好东西，极力支持。至于袁是想合法夺权还是真的英明神武，留给历史学家去唾沫横飞，咱只陈述事实：袁时常以“宴会”的形式，请清廷大员听杨度“演讲”。杨度存心帮袁立威，某次竟宣传：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立宪是君主万世不二法门，否则无以阻挡革命洪流！
满清权贵们吓得不敢出声，袁世凯连忙打圆场“杨兄，激动了，激动了，出这个门，大家都忘了吧。”
其实百年之后再看这段历史，杨度真是说对了：要是清廷及时立宪，何至于被赶出紫禁城，连乾隆、慈禧的陵墓都被孙殿英给挖了呢？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担任摄政王，为亲儿子溥仪保驾护航。为了防止大权被汉人控制，载沣甚至想杀了袁世凯。可惜这位王爷看人也不怎么准，他居然让杨度前来草拟诏书。
杨度自然规劝不可，其言辞相当得体，处处站在清廷的立场，让载沣不得不相信其忠心；接着杨度回头就通知袁世凯活动张之洞、义劻等权贵。
如不是这小小幕僚翻云覆雨，袁大头那颗头，估计瞬间便落地了。
对袁世凯，杨度最初是抱有知遇之感，是袁的推荐，他才能从通缉犯成为“四品京堂”；袁世凯也因此极度信任杨度，后因其唆使才称帝，临死之前还说了句“杨度误我。”这两人还真是欢喜冤家。
不过在大清时代，袁、杨二人关系还是相当密切，袁世凯被迫回家养病离开京城时候的，满朝文武故旧只有两个人前来送行，一个是徐世昌，另一个是杨度。老袁感动得稀里哗啦，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袁世凯隐居期间布局天下，留在京城的眼线正是杨度。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见到孙中山、黄兴的时候，双方都有恍如隔世之感：当年在日本，他们是老友，现在居然分属两个阵营。尤其怪异的是：暴力革命与帝王学术，谁成功了，谁又失败了呢？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孙、黄二位入京共商国是。杨度适时刚在青岛安家，也因与双方均关系密切而专门赶到北京。三巨头会晤，还得给杨度留张椅子。
孙中山先生对杨度地位也很困惑：他究竟属于袁派，还是属于己派，或者说，依旧是第三势力？而历史走向也很荒诞，不知是杨度错了，还是孙中山错了——帝王学与革命，都没能拯救万民。
哄袁世凯当皇帝
共和肇始，杨度极力想影响袁世凯，袁已经大权在握，今非昔比。孙中山想拉拢杨度，杨度却一意孤行。
1913年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时候，黄兴托人劝杨度加入，杨拒绝道：“兄提倡之所谓政党政治，实在与鄙人理念相悖，恕难从命，倘若取消此点，可考虑。”孙中山闻言大为摇头：“不参加就算了，入党讲条件，也太荒唐了吧。”黄兴则去电耐心解释：“政党内阁，对于内阁可令负完全责任，总统永远维持尊荣。”
宋教仁的完美纲领没来得及实施便被刺杀，国民党掀起二次革命也很快被镇压。杨度站在故友与新主之间进退两难，谁都当他是“国士”，可谁都不听他的建议。
待北洋军团稳住全国局面，袁世凯合法当上正式总统，故友熊希龄受命组织内阁，请杨度出任教育总长，杨却淡淡说了句：“我帮忙，不帮闲。”
什么才是“忙”呢？恢复帝制！
只有恢复帝制，杨度才能成为“帝王之师”。
1914年，袁世凯花拳绣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先踢开国会；接着弄个《新约法》“制定国体”，废除内阁；又设政事堂，将徐世昌请出来当“国务卿”，所有官衔都恢复清廷称谓；最后逼得陆军总长段祺瑞辞职，把王士珍招来训练“模范团”，欲培养一批绝对忠心的中层将领。
世人纷纷猜测袁世凯的终极目的，被雪藏了很久的杨度却一眼窥破天机：袁想当皇帝。
杨度一直认为，只有通过袁世凯，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于袁是总统还是皇帝，倒是次要。在他花岗岩般的脑袋中，只有“明君贤臣”的搭配，才能使国泰民安，如刘邦有张良、李世民有徐茂公等等。
民国“共和”摇摇晃晃撑了两年多，时局仍然一片混乱，由此杨度坚持认为自己的理念没错：中国需要皇帝做精神领袖，在皇帝之下“立宪”，才能保长治久安。他曾对人说道：“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此刻的袁世凯大力推行“复古”，清廷遗老们还满以为袁要“还位于朝廷”，个个弹冠相庆，对袁大加称赞；杨度暗笑一声，选择走“长线”，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搞好了关系。
袁世凯究竟有没猴急着想当皇帝，也是历史界争执不休的论题，但袁克定却猴急着想做太子，却得到一致认可。杨度略微指点一二，挠得袁克定心痒不已。
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加上儿子时不时煽风点火，袁世凯起初是蠢蠢欲动，到后来简直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时候的杨度其如其分地站到前台，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分析“而今百姓素质低下，只适合君主立宪”，甚至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袁世凯被杨度挠到痒处，相当舒坦，亲自提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相赠。杨度十分得意，他终于又能站到袁的身边。
1915年7月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等六人组建了“筹安会”，以“探讨国体、追求安康”为宗旨，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即便是演戏，杨度也做得很认真，他致电各省名流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连京城拉二胡的瞎子们都知道这个“筹安会”是“奉旨行事”，最终探讨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皇帝的领导，就是好！”
杨度觉得自己已经够卖力了，可太子爷袁克定还是等不及“我老爹身体不好，袁家祖祖辈辈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你得抓紧啊！”袁世凯偶有动摇，袁克定和杨度就为其打气，以坚定其信心。袁世凯喜欢看看《顺天时报》，袁克定与杨度就弄了帮人，专门编辑、印制一份报纸每天给老袁送上，内容全部是拥护帝制，期望老袁当皇帝，看得老袁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某次袁克定的小妹上街买零食，偶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与家中的大不一样，此事才被揭穿。
到了10月间，袁克定等不及了，让杨度拉快进度。“筹安会”马上给各地代表寄去选票，只许填“君宪”或“共和”二字，填前者重赏。另外，“筹安会”还鼓动各省留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向政府递交“支持总统当皇帝”的请愿书。北京城内一时闹得光怪陆离，甚至出现“妓女代表团”“黄包车代表团”“丐帮代表团”等等。
杨度此举，也算是“征求民意”，老朋友梁启超却相当气愤，在上海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骂杨度“无耻下贱”“蠕蠕而动的嬖人”。天津《广智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身披龙袍的袁世凯身，四方是四条人脸狗，分别是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干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其实杨度也知道有人骂他，一次几个老友闲聊，有人问：“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答：“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12月，袁世凯在“万民拥戴”下登机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皇帝论功表彰，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被封为“文宪公”，其他封疆大吏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也只是个“侯”。
杨度以为帝制已成，宰相首辅的地位非自己莫属，甚至差人去法国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其样式参考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无奈蔡锷西南兴兵，全国掀起倒袁狂潮，杨度的“帝王学”成功了一半，就遇到搁浅。
当初将自己定位成小幕僚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当“帝师”呢？杨度此刻有点迷惑了，即便其老师王闿运，亦感叹时代变了，对高徒叹息不已“痴儿，自云不痴。”
到了1916年5月，袁世凯无奈宣布取消帝制，自己仍然退回去当总统，杨度依旧强硬地对《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话说回来，允许政见不同，也是共和之真谛！”
袁世凯闻讯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兄弟，你想当幕僚之王，要做无双国士都行，可是别坑我啊！”到袁临死前夕，还在病榻之悔恨：“杨度害了我。”杨度默然，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一死，新总统黎元洪就下令缉拿帝制祸首，小幕僚杨度被排在第一位，有人甚至建议“先开除其国籍，再陵迟以谢共和”！
杨度仓皇逃到青岛德国租界，以卖文度日。
闲居的日子里，杨度总在思考：到底是哪一步没走好？恩师王闿运逝世时，他送的挽联是：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意思是：并非老师教的不好，也不是帝王学本身有问题，只是自己没悟透，没有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啊。
尽管与黄兴、蔡锷等当年留学日本的湖南好友们理念不一样，杨度依旧认为彼此间的友谊还在。蔡锷去世，杨度送挽联：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黄兴病逝，杨度挽道：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均是肺腑之言。
中山兄，你对了
1917年张勋复辟，致电邀请杨度入京，杨度谢绝：“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这时候的杨度算开了点窍：我的帝王学估计跟时代有点不对路，现在我还没想到改进的办法，兄弟你自己先玩吧，我还得思量思量。
果然，张勋玩了十二天就歇了菜。
第二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杨度得以回到北京。此后他专心悟佛练字，还交了一个爱画画的湖南小老乡。那人本是个木匠，大名齐璜，后改名齐白石。
蛰伏许久之后，世人仿佛遗忘了有杨度这号人物。直到1922年，又有老朋友找上门，来者称受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所托，很迫切地告诉了杨度一件事：孙总统的处境异常危险，军政部长陈炯明炮轰元帅府，孙先生担心北洋军与陈炯明联手对付国民党，故请先生设法说服“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的主力部队就在湖南，要是乘机进入广州，那么革命党就彻底没了。
孙中山架子还真大，要这“国士”纡尊降贵去当说客。杨度却没做计较，当即去找曹锟。曹早年是个买布的小贩子，没啥文化，但很尊重文化人。杨度遇赦回京城时，曹锟就让人送上两千大洋要请其做顾问，杨度没应允，介绍了几个门生，曹欣然接纳，由此二人关系日近。
曹锟这时候也留着小心思，打仗的是自己，得到好处的却是段祺瑞，杨度前来细细一分析“不如联孙倒段，成则南北对峙，败则三足鼎立”。曹恍然大悟“简直如诸葛孔明三分天下之计啊！”立马密电湖南前线的吴佩孚，暂时按兵不动！
孙中山逃过一劫，到上海后对杨度念念不忘“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杨度只是淡淡道“当年在日本我就说过，他成功，我助他；我成功，他助我，现在看来，他对了！”
隔了一段日子，杨度亲自到上海找孙中山，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感慨良久：“同盟会成立，你不来；国民党初建，你不来；二次革命，你也不来；现在总算来了。”有人怀疑杨度的入党动机，孙中山亲为解释“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杨度办理完入党手续后，问孙中山有何指示，孙笑道：“继续去做你的老本行，到北洋潜伏吧！”
转了一圈，杨度依旧是个幕僚，只是他的头衔换成了“曹锟大帅的高等顾问。”
曹锟贿选当总统的时候，杨度基本没参合，倒是中枢的一些机密，他时不时密电发到南方，无论南北谁都未曾怀疑他：曹锟当他是“神仙级”军师，凡事悉心相告；孙中山认为他言出必行，绝对不会出卖国民党。
南北刀兵相向的时候，杨度上午在大帅府喝茶，下午与孙总统电报聊天。无间道玩到这份上，估计连韦小宝也自叹弗如。
只是直系的好运在1924年底走到了尽头，曹锟以每张选票五千元的代价“买”了个总统引起全国反对。孙中山、张作霖南北夹击，很快将直系赶下台，曹锟也被软禁。曹的爱将吴佩孚战败流落湖北。
1926年，广州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狂飙，西北冯玉祥也宣布20万大军加入国民党响应北伐。吴佩孚和张作霖不得不化解恩仇，联合起来对抗革命军。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杨度信守承诺相助北伐军，不遗余力在曹锟面前“造乱”。
曹锟以为直、奉和解，自己依然能当“总统”补满任期，可张作霖、吴佩孚坚持不许，杨度便在曹锟面前挑拨，说吴佩孚野心极大、忘恩负义，如今与张作霖结拜兄弟，拒绝总统“依法复职”，绝对是自己想当总统。
北伐军打下武汉后，杨度又贬低吴之军事才能：“屡战屡败，把总统交给他的本钱几乎输得精光，此时如不收回来自己当家，我们就将剩下赤手空拳，永无翻身之望。”曹锟脑子里没多少货，气鼓鼓地拍着桌子说道：“对，非得收回来，自己当家不可！”
接着，杨度建议曹锟“杀将夺兵”，以慰军的名义到前线，找机会一枪干掉吴佩孚。然后布告天下，自为统帅，联合北洋各路对抗国民党，这是总统唯一的出路！曹锟犹豫了很久，终于决定这么办。
吴佩孚很快得知曹锟的心思，曹到前线来的时候，吴严加防卫，反而将曹给软禁了。杨度担心受到牵连，赶紧躲到了租界。
这时有名的混蛋将军、占据山东的奉军将领张宗昌不知从哪里听说“杨皙子国士无双”，上门软磨硬泡要请其担任“总参赞”。杨度起初不肯，张宗昌就下了死命令，请不到人，十几个使者全部枪毙！杨度无奈，只得去山东陪着这粗人。
据说张宗昌一生就做了一件好事：在杨度的建议下，这莽夫在山东搞了个国学运动，重刻《十三经》。杨度代其写了一篇序，写成后由张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笔摹，算“督办亲书”。
北伐军打到华北，杨度又一次在奉系内部“造乱”。此时冯玉祥打到河南，吴佩孚残部抵抗不住；孙传芳在江浙也受到重创。张作霖既要“援孙”，又要“救吴”，便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充当救火队。
张宗昌本不是奉军嫡系，不情愿被当做炮灰，杨度便在济南散布谣言：“张作霖已与蒋介石暗中携手，以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张宗昌吓得要死，问杨度如何应对，杨度说：“国民革命军铁板一块，北洋已经没戏了，不如尽早跟南方合作，将军还能保佑一席之地！”张宗昌连连称是，赞道：“皙子，你真不愧为我的张子房！”即叫杨度代写一封密信，派人携函南下接洽。
张宗昌的小九九瞒不过张学良，张学良发现张宗昌首鼠两端，召其到北京开会，威胁道：“家父与孙中山先生有旧，即便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也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还没过河，咱们就闹分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领袖，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将军不会倒戈吧！”张宗昌小心肝扑通扑通。张学良接着警告：“烦请寄语杨皙子，如果他再饶舌，我要他的脑袋！”
杨度得知张宗昌不敢反奉，叹息道“竖子，不足以谋”，不辞而别回到北京。不久，北伐军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
周恩来惦记
在北京闲居的杨度还参与了一件大事：营救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
1927年4月4日，杨度参加老友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无意从外交部总长口中得知，张作霖让外交部官员与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打了招呼，要去苏联大使馆抓一个重要人物！
在苏联大使馆能称作“重要人物”的，只可能是共产党领袖李大钊。
当晚，杨度就通过几条线将消息传达，李大钊等人不信张作霖真敢硬闯外国使馆，没引起重视。两天后的下午（4月6日），军警闯入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
杨度多方联络，试图营救，他甚至变卖了家产，将所得四千五百大洋全部当做活动经费，另外邀请了一干名流去见张作霖……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4月28日，李大钊等判处决后，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国民党继续北伐，张作霖被赶到东北。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权，却根本没把杨度当“同志”。昔日旧友大半凋零，谁记得这当年在日本就与孙中山、黄兴称兄道弟的“国士”，谁又相信这迷恋帝王学的老怪物，曾秘密加入了国民党？
晚年的杨度穷困潦倒，在上海卖文，有人问他“你凭什么要价这么高？”他微微笑道：“嫌贵，就别买了。我这里还有帝王学的教材，更贵，想看看么？”对方哈哈大笑：“别吹了，帝王学，诸葛亮、张良才懂，你这老头，怎么看也不是那块料！”
上海大亨杜月笙得知昔日国士竟如此落寞，专程找上门，每月供奉500大洋。杨度有感杜之豪迈，以“奇侠”视之，并为其撰写《杜氏家祠记》，称赞道“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上海滩的花边小报炒作《袁世凯之国士沦为青帮弟子》，杨度不以为然，对人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我算什么青帮弟子？只是清客，幕僚而已。”
如果仅仅是杜月笙的座上宾，那也太轻视“国士”与“帝王学”了。杨度在上海滩的时候，与中国特科领导人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甚至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批准，夏衍负责单线联系！
杨度就住在杜月笙送的洋房里，租界警察不敢打扰，好弄风雅的政府官员时不时三五成群来拜访。品茗赋诗之间，杨度就能获得各项情报，随后通过渠道报告给中共特科——这哪里是干特工，分明是度假。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时候，杨度庇护过的中共党员不计其数。只是他的党员身份，仅仅只有三个人知道：夏衍、潘汉年、周恩来。
1931年秋，杨度因肺病发作咳血不止，数日便去世了，他也为自己也留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帝道”指的是“帝王学”，“真如”属于佛教名词，意为“真实反映”。上联感伤往事，下联寄望未来，救国之后来人，指的就是共产党。
可惜杨度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没被公开，新中国成立后，种种运动次第而至。直到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病重之时，交代秘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历史尘埃湮灭了许多真相，周恩来为何一直惦记着杨度，杨度在上海滩提供了哪些情报，都不得而知了。
杨度的帝王学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几乎失传，他说的一句话却让湖南后辈热血翻涌“如让中华民族亡，除非湖南人死绝！”宋教仁、黄兴、蔡锷等人先他而去，毛泽东、彭德怀已然崛起。杨度的学生、毛泽东的好友萧子升曾总结这两位相隔十八岁的湖南湘潭同乡，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共同点：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毛泽东。杨度是以帝王学煽动袁世凯称帝，毛泽东是发动人民革命打到了蒋介石独裁。
历史学家左舜生也记载，杨度去世后，其嫡子曾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1945年，左舜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对着几位学者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
抛开政治见解，单说杨度与毛泽东的眼光，二人显然均把准了“中华民国”的“死穴”，只是解决方案不一样。如果杨度的生命没有过早地结束，他会不会成为毛泽东的幕僚，再次施展其“帝王学”呢？
历史，总是留下很多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