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作品渐渐地得到了收藏家的认可，他的经济收入也随之增加了。贫困的生活开始像小生灵蜕皮似的，一层层地剥落。可是，钱一到手，他便很快地花光了。他狂热地采购来大量的画布和一罐罐颜料，好像要弥补过去那种拮据的缺憾。
西班牙毕竟是毕加索的故乡。在巴黎他总好像心神不定，闷闷不乐。可是，当火车一越过法西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飞驰在西班牙国土上时，他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那样的神采飞扬，信心十足。
费尔南多的到来使荷塞家既没有惊讶，也没让他们感到不高兴。他们都很喜欢她，但他们都很奇怪，她为什么不嫁给毕加索？费尔南多并没有提到那个她法律上的配偶疯子雕刻家，她让包括派亚瑞斯在内的毕加索朋友们都很高兴。
不过这里只是他们旅程的中转站。待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出发到位于比利牛斯山高处的山城——高索。这里山路崎岖，只有骑骡才能抵达。村里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石屋经过风雨的洗礼与阳光的照射后，呈现着金黄色的光泽。在远处，卡迪峰上的白雪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高索的生活方式跟欧塔很像，也跟欧塔一样在卡达浪的语言和文化圈内，因此毕加索就像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家乡。他们住在唯一的一家小客栈里，开始作画，并且跟那里的村民交上了朋友。
白天，他们在山中探险。晚上，便围坐在一起，聆听走私者讲那些惊险有趣的故事。淳朴的田园之乡，使毕加索感到分外的亲切。
高索的生活使毕加索想起了小时候自己与吉卜赛少年在奥尔塔山中探险的事，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感到异常兴奋和愉悦，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油然而生。他不断画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那些窗口很小、没有玻璃的房屋，鼻子又长又挺、戴着紫青色头巾的村妇和饱经风霜的老人们都出现在他的画中。
他还为费尔南多画了许多画，画中的费尔南多洗尽铅华与轻浮，带着淳朴天然的美。这正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在高索，刚开始作画时，毕加索还延续着他的古典画风，柔和的形体，有些作品上只有粉红色这一种颜色。其中有一幅是费尔南多的人像，还有一幅是画中的女人手举在头上，对着镜子整理着头发，镜子由另一个女人拿着的裸体人像。
不久之后，毕加索画风忽然变硬，粉红色不再那么艳了，人的形象开始变得像雕刻的形状，脸部无表情像面具般的特性。一幅大型油画《送面包的人》，画上有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和两大块黑面包，面包下面垫着白垫子。这幅画显示出这种变化，而在毕加索返回巴黎后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1906年夏天，毕加索的生活十分美妙，不但创作了很多作品，在乡间的生活，还使他恢复了健康，不但强壮了他的身体，同时陶冶他的心智和精神。
毕加索的这次巴塞罗那和高索的夏季之行，对以后的发展有明显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次旅行不仅使他接触了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还令他欣赏到了在伊比里亚出土的古代青铜雕塑，这些雕塑毫不考虑精工细雕，具有一种粗犷的原始力量。
被这种力量所吸引，毕加索在此后的绘画创作中，使粗大的人体造型犹如雕像一样简练，没有偶然的背景和与题无关的细节，这些作品摈弃了古典的对称和平稳以及一些先入为主的清规戒律。就是这些描绘人物形态的习作，预示着此后即将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一种新的美学概念——立体主义的诞生。
在高索度过了甜蜜的4个月，毕加索告别亲人，回到了巴黎。
从西班牙返回巴黎后，毕加索又独自去了趟荷兰。临行前，他向别人借了20个法郎，带上了一个小背包，塞了些颜料和画笔，便匆匆上路了。
荷兰的风土人情，又使他耳目一新。他惊诧地发现，那些田里干活的农妇，居然有那么高大丰满的体态。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从背包里掏出画笔，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他画了《三个荷兰农妇》和《戴花边帽子的荷兰姑娘》。在这些新作里，他开始强调人物的体积感和雕塑感。
为了探索创作中的难题，他在手握画笔的同时，又拿起了雕刻刀，开始尝试雕塑的制作了。
1906年，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西班牙伊比利亚雕刻作品展。那些毫不做作的、古朴稚拙的雕刻品，使毕加索感到既惊奇又欣喜。作品中蕴含的那种形态本身的自然力量，触动着毕加索敏锐的感觉。
当毕加索再度返回巴塞罗那时，又观看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特有的罗马形式的雕刻。这些真真实实的作品，又一次强烈地触动了他。他对雕刻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开始注意收集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雕刻、面具和神像了。
毕加索把收集来的雕刻品，珍爱地摆放在自己的画室里，整日与它们结伴为伍。与此同时，他又一次利用巴黎得天独厚的条件，几乎毫无遗漏地涉猎了前代人所有的艺术品。这一次，他特别留意于塞尚、凡·高、高更三位名家大师的创作。他满怀着一颗热忱之心，接受着大师们的启迪。
在揣摩思考中，毕加索对描绘人体姿态的观点，渐渐地有了转变。他笔下的人物，开始有了粗犷的轮廓，人物显得粗大，甚至笨重，连影子也显得魁梧豪壮。他开始采用简练的笔法，描绘人物雕刻般的肌肉。为了突出形态本身自然的力量，他将人物情绪性的表情尽可能地省略了，色彩的运用也不那么明显了。
在巴黎的1905年“秋季沙龙”上，马蒂斯、迪菲、马尔凯、德兰、弗拉芒克和费里兹的作品都集中在一起展览。路易·沃克赛勒看到在一片色彩狂野的绘画中间，有一件模仿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唐纳泰罗的雕塑，便评论道：“唐纳泰罗被野兽包围啦！”
于是，“野兽派”就成为这一画家群体的称号了。
这次展览的参加者，大多是马蒂斯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与校友。
马蒂斯在1906年春季“独立沙龙”上，展出了自己的新作《生活的欢乐》。这幅画浓淡不分、色彩斑斓，让评论界不知所措。更增加戏剧性的是，这幅画被斯坦因兄妹认购了。毕加索刚刚从高索回来的，在斯坦因兄妹俩那里看到了这幅画，他的胸中已隐约激起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而塞尚在10月间死去后的作品展览更打动了毕加索的心。毕加索一直都很欣赏塞尚，他看过很多塞尚的作品，发现塞尚的心思也被自己所困惑的同样问题所占据。
塞尚曾用柱体、圆形和角锥去处理自然，并把它们都纳入配景。这立即引起了毕加索的回应，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于是产生了共鸣。
那时候，布拉克、马蒂斯、佛拉明克以及巴黎的整个比较超前的艺术界都在赞美、收藏非洲雕刻，它们被认为是“神物”来欣赏。而只有毕加索从它们的本来面貌看待它们。
在列纳街彼列·梭瓦茨古董店的陈列窗里，摆放着一些黑人雕刻，它们奇特的形态和优美的线条吸引了路过这里的马蒂斯。他把它们全部买下了。
一天，毕加索和阿波林纳、耶科、萨尔蒙在马蒂斯家吃晚饭。马蒂斯端出一具黑人木刻交给毕加索。毕加索整个晚上都在抚摩着这个木刻，甚至都没吃多少饭。
第二天早晨，雅各布来到毕加索的画室，看到满地上都铺着画布，每张画布上都画着同样的图案——长着一只眼的女人脸上，长长的鼻子一直伸到嘴中，肩上垂散着一把头发。
这是毕加索一夜未眠的成果。
是那件黑人的雕刻启发了他。此后，毕加索又到博物馆观看了更多的雕塑作品，在一个博物馆里，摆放着非洲黑人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面具，印第安人制作的木俑，以及蒙灰藏垢的木雕。
这些陈列品，有不少是宗教活动时使用的“图腾”。那种奇特的形体夸张、泼辣大胆的表现手法，焕发出一种刺激、紧张和带有“蛮性”的艺术魅力。这使毕加索不由得感到极大震撼。
毕加索的目光从这件展品移到那件展品，他的思绪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他感悟到在这些黑人作品里，隐含着一个神圣的目的：他们是“把这些作品作为自身与四周隐伏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种中间力量，用一种形态或形象表达出来，借以克服自身的恐惧。”
非洲人把这些雕刻品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借此摆脱精神上的压力，来获取勇气和力量。想到这里，毕加索茅塞顿开。他意识到，这就是艺术的全部含义。他认为绘画也应该是蕴含一种神秘力量的表现形式。当毕加索彻悟到这一点时，他觉得，他已经找到了难题的答案，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在1937年，毕加索曾与别人谈到这一段经历：
对马蒂斯或狄伦来说，这些黑人的面具只不过是一些木雕——另一种形式的雕刻而已……在那间博物馆里，只有我一个人，那里的气味极难闻。我想要出去，却没有走；我留在那儿感觉到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那些面具不只是一般的雕刻，绝对不是。它们是魔法。我们先前根本不了解这回事，我们把它们当作原始的雕刻，而非魔法来看。这些东西是仲裁者，抵御任何事情：抵御未知的、可怕的神灵。
我一直注视着这些神物，然后忽然发觉我也一直在抵御任何事情。我也觉得任何事都是未知的、敌对的！任何事！不只是这些或那些，而是所有的事物，不论女人、小孩、动物、抽烟、游玩……任何事！我明白了黑人的雕刻对他们的意义及真正的用途。
为什么要刻成那样而不刻成别的形状呢？他们毕竟不是立体主义者，因为立体派还不存在……所有这些神物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武器。用来帮助人们不再受神灵所左右，得到独立。这些是工具。如果你赋予神灵一个形象，你就有办法摆脱它们。
不论神灵或潜意识或情感，它们都是同一件事。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做个画家了，就在那间博物馆中，四周环绕着满是灰尘的面具、印第安玩偶和神像。
毕加索快步奔回画室，随即拿起画笔，连续创作了15幅人物胸像习作。他越画越起劲，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笔锋越来越有力。那线条随着他的激情，准确无误地出现在他需要达到的地方。他开始尝试用线条来区分平面了。
在这15幅习作的基础上，他又构思出几幅草图。早先，他是想创作一幅表现“罪恶的报酬”的画作，像前期的《生活》那样，含有一定的道德教化寓意。构思的画面是一个水手正在妓院中与5位姑娘一起吃喝，他们中间堆放着水果和鲜花。这时，一个男人手提一具头盖骨走进画面。
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将那个主题完全抛弃了。他的兴趣转向了对新的形态的探索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删去了那两个男子，又删去了一切不必要的细节，只留下了5个裸女和那一小堆水果。思路就此打住，他决定将这5个裸女搬到大型油画上去。
他精心选择了一种自己喜欢用的光滑的画布，又在背面衬上了一种比较结实的布料，再把它框在坚固的画框之中。他开始运思作画了。他谢绝了所有的朋友来访，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画室。
几天之后，作品完成了。作品上面有5个女人，她们的所有人性和感觉都抽象化了。这幅画具有一种以纯粹田园乐趣的气氛吸引观众的力量。画上5个少女的肤色在一片蓝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她们那睁大的黑眼睛令人感到可怕而又神圣不可侵犯。左边的3个少女都没有动作，她们的表情泰然自若，镇静沉着。
可是右边上下排列的那两个少女由于面孔奇形怪状，所以就像是从阴间闯来的一样。画上每个人物的面貌都画得各有特色，耳、目、鼻互不相同。不管头部的位置如何，耳、目、鼻有正对观众的，也有显出侧面的，从而使平面上具有了立体感。
整幅画在色彩运用上几乎完全以粉红色和蓝色的对比为主。那简化了的、不曾塑造过的女人的外形，既是平面的又是立体的，以及那两个黑人头部的奇形怪状，对于人们原有的审美观念都是一种挑战。
毕加索创造了立体派的第一件成品，一幅革命性的画作，连带着它的全部潜力和全新审美观，如同一颗无政府主义的炸弹似地投入了西欧的绘画界。
他邀请了一些挑选过的朋友来他的画室，希望能传达这个来自另一世界的讯息——不基于美的审美观。然而，起初朋友们不能接受这巨幅被命名为《亚威农的少女》的画，他们无法理解，议论纷纷。
他们完全没办法掌握它，他们仅有的反应是震惊、慌乱、惋惜、一些神经质或无声的愤慨。
即使是富有鉴赏力的舒金也摇头叹息为“法国艺术的一大沦落”。
马蒂斯甚至愤怒地说：“这简直是一种暴行，是对现代艺术的野蛮讽刺和嘲弄。”
一直对毕加索非常欣赏的乔治·勃拉克也不赞成，他说：“这好像表示我们应该换换口味，用麻屑和石蜡来代替我们吃惯的东西。”
就连对毕加索极其崇拜的阿波林纳也说：“毕加索变成了另一类艺术家。”
还有人预言道：“总有一天，毕加索会吊死在他的那幅大油画的后面！”
但也有例外，德国评论家兼收藏家维廉·乌德和画商亨利·卡恩韦勒对《亚威农的少女》赞不绝口，说它是“具有亚述风格的奇异的绘画”、“革命的作品”。
卡恩韦勒深为毕加索的独特性和惊人力量所吸引，在他开设的画廊中最先展出毕加索充满探索意味的画，也因此与毕加索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后来，卡恩韦勒又成为早期立体派的权威评论家，他曾预言《亚威农的少女》早晚要进卢浮宫的，64年后，这一预言成为现实。
朋友们异口同声的责难，使毕加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一种极度压抑的痛苦。创新中的毕加索，渴望得到的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理解，一种理解之后的鼓舞，可是他没有得到。
但是，毕加索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信心，他决不想走回头路，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要面临重新挨饿的危险，许多画商都不想购买他的作品了。
《亚威农的少女》完成后，并没有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它一直被放在毕加索的画室里，直到许多年以后，它的价值才得到承认。
对毕加索而言，《亚威农的少女》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这幅画开始，毕加索完全抛弃了传统的画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创造了立体主义。正因为如此，他被后人称为“立体主义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