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日，萨特参加在柏林赫柏尔剧院举行的首次公演《苍蝇》的开幕仪式，并同时参加由西德剧作家们主持的关于《苍蝇》的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路塞、威任波恩、多依尼森、罗迪地、卡尔斯、齐默尔曼、斯泰因荷夫以及导演吉尔根·费林。
在会上，萨特比较了德国于1948年所面临的环境与法国在1943年公演《苍蝇》时的历史背景后，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无神论、自由和人的解放的一般性问题。
萨特说道：
问题不在于弄清我们为什么是自由的，而在于什么是自由之路。
我们的具体目标，是人的解放：一、人的形而上学的解放，赋予人以完全的意识的自由，他必须向一切企图限制这一自由的人们作斗争；二、人的艺术上的自由。要使自由的人借助于艺术作品更易于相互交流，并使用这一手段使人们投身于自由的气氛中；三、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被压迫者和一切人的解放。
这时，由于“民主与革命联盟”，也为萨特招来了一系列新的攻击。法共方面不断有人著书、演讲，号召人们抵制萨特的“肮脏”著作和他的政治观点。而萨特在这一时期所推出的一部戏剧，更使自己与法共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就是《肮脏的手》。
《肮脏的手》是一部七幕话剧，发表于《现代》杂志1948年3月号和4月号，第一次单行本于6月份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发行。
4月2日，《肮脏的手》在安托尼剧院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天萨特因故未能到场，演出结束时，人们纷纷走过来和出席首演的波伏娃握手，赞扬声不绝于耳。
从这天起，该剧一直不中断地上演，直至9月20日才落下帷幕。而到了11月，这出戏又在美国百老汇再次连续上演，美国观众对它也是好评如潮。
与观众热烈到极点相比，评论界的反应则冷淡到了极点。资产阶级评论家保持沉默，他们要等着看共产党方面作何评价。共产党人则嗤之以鼻，一位俄国评论家写道：“为了30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
而《人道报》就此对萨特的一生作出了总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
随后，资产阶级却反道而行，把一堆一堆恭维话抛向萨特，而美国人则把《肮脏的手》改编得面目全非，并使之带上反苏色彩。
12月初，苏联当局通过芬兰官员要求阻止《肮脏的手》在赫尔辛基的上演。苏联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也发表了批评《肮脏的手》的谈话。
共产党之所以对这部戏剧反应如此强烈，因为剧中的两位主角都是共产党员。戏剧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面临苏联红军占领的东欧某国家。雨果是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刺杀一位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贺德尔。由于贺德尔主张与反动势力进行暂时的妥协，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的双手已经沾上了肮脏的血污。
雨果并无法判定贺德尔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叛变，但为了证明自己能杀人，为了通过完成刺杀任务来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划清界限，他在情杀和政治刺杀两种动机混杂的状态中，杀死了贺德尔。
然而两年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事实证明贺德尔当初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要成功就不可能不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手。
雨果顿悟：自己死抱住的那种纯洁的革命理想是多么荒诞啊！他毅然决定离开他的组织和战友们。
尽管萨特无意把此剧写成一部政治剧，但由于主人公和情节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肮脏的手》在大众眼里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剧。
与萨特的本意相违，人们把《肮脏的手》理解为反共的，因为看完了此剧后的人大多同情雨果。
而萨特是站在贺德尔一边的，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萨特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贺德尔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而雨果则代表了革命的唯心主义。至于我，我想政治要求人们弄脏双手，而且它也必须如此。”
萨特并不想否认共产党，但他希望人们注意到：党内的种种困难和矛盾都已溢出党外，而当一种新的正确的政策路线被提出来时，它往往会被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所消灭，这才是这出戏剧最真实、最深刻的内涵。正如剧中党的组织代言人对雨果所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恨他们，因为你恨自己。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绝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
尽管萨特再三否认自己创作此剧的反对共产党意图，《肮脏的手》还是被用来作为宣传“冷战”的工具。
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萨特于1952年决定禁止这出戏在别的国家上演。当西班牙、希腊、印度等地准备上演该剧时，萨特坚决地阻止了。1952年11月，由于有人将此剧用作反对他即将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武器，他又禁止了该剧在维也纳的上演。
1954年，当他为再次抗议该剧在维也纳上演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重申了禁演的理由：
我并不否认《肮脏的手》，但我遗憾人们将它另作他用。我的剧本已成了人们打政治仗的阵地，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在现在这种紧张局势中，我认为该剧在柏林或维也纳这些神经敏感的地方上演是不可能有助于和平的。
《肮脏的手》发表后，萨特把研究重心转向道德问题。
1948年12月13日举行的集会上，萨特公开评论马尔罗所说的“欧洲应该从自己的命运出发来思考问题”的言论，他说：“今晚在这里聚集的作家们是不相信命运的。道德或是一句无聊的空话，或者它就是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
马尔罗立即对加利玛尔出版社施压，要求《现代》杂志迁出该社。就这样，《现代》迁到了朱利亚特出版社那里。
接着，《现代》连续刊载《自由之路》的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年10月，《战斗报》以“无望的战斗”为副题连载了《心灵之死》的节录。
圣诞节萨特是在他的朋友勒梅尔夫人家里度过的，他加紧为剧作家热内的作品撰写序言，并将《自由之路》第四部《最后的机会》的一部分以《奇异的友谊》为题发表在《现代》杂志上。
从此，萨特就中断了《自由之路》的创作。后来他谈到了不再写下去的主要理由：
首先是因为我为必须写完我的小说而烦恼。第四卷又必须谈及抵抗运动。当时的选择是容易的，虽然作此选择需要费很大勇气。或者是拥护，或者是反对德国人。这是黑与白之间的选择。
现在，特别是1945年以来，形势是更加复杂的。我不能在这个以1943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表达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含糊性；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未完成的作品给我一个压力。未完成这个作品之前，我很难开始着手另一部作品。
萨特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50年夏，他为路易·达尔马所写的《与莫斯科断绝后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一书写序时，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铁托的赞赏。
这篇序言标志着萨特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已从历史领域深入到基本的理论问题：关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他说：“应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人。”
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麦克阿瑟率军打过三八线。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同，萨特与梅隆·庞蒂发生了重大分歧。战争使梅隆转入了否定政治的立场，他使《现代》对这一重大事件保持沉默。萨特则要求杂志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表明立场，他为《现代》未能触及现时代的大事而感到遗憾。
萨特再次陷入了迷惘和悲观之中，他再次感到无所适从：“美国方面那么寡廉鲜耻，苏联方面又那么偏执狂热，真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萨特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但他无法预测这种抉择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矛盾性。现在，他唯一能做的是谴责和揭露美国当局：
你们的道德感很强，极其拘谨，但你们奉行的政策却与你们的道德感相抵触，你们问心有愧，总是觉得苦恼。
这样你们就被拖进了地狱，被迫参加朝鲜战争，在朝鲜人中间同朝鲜人战斗。再者，你们对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无诚意，因为你们害怕北方共产党人会控制整个朝鲜。
朝鲜战争又使萨特经受了一次冲击，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十分尖锐而又无力突破的矛盾：个人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实践的有效性和道德的纯洁性之间的矛盾。
萨特决定首先在创作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次，他仍然选择了戏剧这种形式。
1951年年初，为了完成新剧本《魔鬼与上帝》的创作，萨特需要安静，于是他离开了巴黎，和波伏娃来到滑雪旅游区奥隆。
在这里，每天波伏娃出去滑雪，萨特则足不出户地在旅馆内创作。下午17时，每当波伏娃带着山间的余雪和新鲜的空气回到萨特的房间时，往往见到他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奋笔疾书。每当她要把萨特从他的剧情中拉出来去客厅里吃晚饭，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离开奥隆后，他们又重访了马蒂埃尔、加桑等地。但萨特一直沉湎于16世纪的德国——他的新剧本的背景中，无论到了哪儿，总是待在旅馆里沉思，写作，再沉思，再写作。即使波伏娃兴致勃勃地游玩回来，给他描绘当地大街小巷的奇景逸事时，他也从不表示出兴趣。
《魔鬼与上帝》是一个3幕11场的戏，在萨特刚着手写作时就在6月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并开始排演了，这以后便是边写边排。
萨特在与路易·马丁·索非耶谈到这部戏剧时说：“这部戏虽然是发生在400多年前，但实际是也是《肮脏的手》的续集。我试图向观众表现一个如同雨果那样，与他的同时代的群众有区别的形象。问题在于弄清他如何摆脱出右派的无政府主义而参加农民战争。该剧论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绝对的关系。”
这出戏主要塑造了葛茨的形象。葛茨是贵族和平民的私生子，作为德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他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借此来表明自己在与上帝和自己的本性作对——他选择做一个魔鬼。
就在他打算再掠夺一座城市，再进行一场血腥的屠杀之时，一场争论和一个赌局使他变成了一个善人。从此，他把自己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专行圣洁、慈善之事，试图创建一座没有罪恶、没有饥荒、没有任何暴力的幸福之城。
然而，由于现实的形成包含了深重的历史积淀，个人的觉悟并不能改变所有人的固有观念，葛茨实心实意的善行先是不为人理解，后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性的战争。最后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军队中，担任作战的军事指挥，重操昔日杀人的旧业。
1951年至1952年一年间，《魔鬼与上帝》在安托尼剧院不间断地演出了120场，并延续至第二年度的演出季节，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对这出戏的反应十分热烈。
和《肮脏的手》一样，《魔鬼与上帝》同样使萨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由于涉及上帝，基督徒们在演出前就很警觉了，天主教书评家亨利·丹尼尔·罗普斯在彩排时即混进了剧院观看，他当即警告大众，说萨特的这部新作是一部“荒诞的渎神”之作，是一架“反对上帝的机器”。
而法共方面则指责《魔鬼与上帝》对自己有讽刺的意味：好战的平民领袖纳司蒂在革命条件还未成熟之时，就号召农民举行起义。
萨特不得不忙于接受左、右两派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在予以适当回击的同时，尽可能清楚地阐述自己的创作宗旨，以给观看此剧的观众以正确的引导：
有人说我要通过《魔鬼与上帝》论证上帝不存在，而我是失败了。但我是多题材作家，为了论证上帝之不存在，我有自由进行尝试，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论证任何东西。
我要想做的是论述无上帝的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某种对于上帝的怀念，而是因为很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地方，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这是现实的问题，但20世纪的人却在毫无对之思索的情况之下为之沉重地担忧。在16世纪，人们遇到类似问题转化为个人的冒险故事中。《魔鬼与上帝》便是这样一个个人冒险的故事。
但总的来说，《魔鬼与上帝》的上演是成功的。舆论界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既从政治方面，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活跃地讨论了《魔鬼与上帝》的价值、影响及问题。
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
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自1949年年底以来，他就反复总结从战争结束后自己“介入”生活的历程，环顾法国、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发展，他似乎感受到了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改造这个旧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
而此时，萨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把他撕成两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迟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协，他感到自己必须尽快作出明确的选择。种种外部环境告诉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条路还没有被堵塞，那就是必须迈出向共产党靠拢的坚定步伐。
1950年5月，法国海军水兵、法共党员亨利·马丁因在南部军港土伦张贴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的宣传标语而被逮捕，并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
尽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击改编成电影的《肮脏的手》，但几位负责人开始采取友好的态度，他们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并就此事件与他合作写一本书以使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萨特立刻答应了，并投入了营救亨利·马丁的行动中。
1952年1月，萨特和一些非共产党人士联名给总统奥里约写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马丁。奥里约接见了萨特，他承认对马丁的判处过重了些，但只要共产党人发起的这场营救马丁的运动还在进行，他就无法考虑特赦马丁。
萨特及共产党人并不气馁，萨特即对《行动报》记者阿斯特发表谈话，该谈话以《应该重新实施公理》为题发表在1月24日的《行动报》上。
萨特指出：“亨利·马丁事件反映了所有青年的困惑，在这个形势下，政治为青年带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所向往的东西的价值，马丁事件成为杜鲁门反对斯大林的借口！”
萨特还为旨在揭露马丁事件所有细节的《马丁事件》一书写了100多页的序言和说明，为要求特赦马丁提供论据。
此后，萨特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不过，萨特无意加入共产党，他怕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他自己所寻找的真理。
当年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做为期3周的旅行。但就在这时，美国将军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访问巴黎，法共重要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参加了反对李奇微和抗议法国政府拒释亨利·马丁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逮捕。
萨特闻讯之后，立即赶回巴黎。他再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愤怒，立即执笔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支持法共及国际工人力量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在《现代》上连载，文章中充满了论战的激情，它不仅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而且试图探究一些很深刻的问题，例如，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后者确切的代表。
萨特还对“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这篇文章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以梅隆·庞蒂为首的一批《现代》杂志同仁的反对。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实在无法赞同萨特的政治见解，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发现同萨特连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损害。许多人公开、半公开地同萨特一刀两断。
12月，萨特第一次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宣称：“这个大会应该成为我们的自觉的意愿的象征；正是在这个意愿的基础上，我们将在我们的国家里以新的义务和新的任务重合在一起。”
回到巴黎后，萨特对《法兰西文学》发表谈话说：“在我一生中，自我成为成年人以来，共有3件大事使我突然地充满着希望：1936年的人民阵线，从法西斯统治下的解放，和在维也纳和平大会。”
1953年，《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出版，1953年8月，马丁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10月，萨特在针对这次胜利的谈话中表明：“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是揭露到处存在的非正义。”
这本书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对萨特日益鲜明的趋共立场感到吃惊：“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两位左派知识分子——贝居和朗之曼做编辑，《现代》杂志重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萨特把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6月7日，他曾对路易·马丁·索非耶说过：“同路人就是，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充的人。所有同情无产阶级的人都必然要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萨特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真诚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抛弃自己独特的判断力，也不想让人们误解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界限。他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
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同共产党的关系的改善，也导致萨特对苏联的好感。
1954年5月，他完成了为摄影家卡蒂耶·布列松的摄影集写序和参加雷诺汽车厂工人关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座谈会之后，前往东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后，他应苏联的邀请，访问苏联。
萨特在苏联访问了20多天，走遍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兹别克斯坦。回到巴黎后，应《解放报》要求连续写了5篇观感。
他指出：
在苏联存在着进行批评的完全的自由；苏联公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直不停地改善着自己的条件。在苏联，文学活动并不是只属于贵族的清闲事儿，苏联的哲学家们是创建者，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在苏联，我看到了新型的人。
1955年9月，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还应邀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
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庆阅兵游行仪式。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双方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
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10月23日，法国共产党创办的《人道报》在“星期副刊”中刊载了记者保尔·梯亚德写的访问萨特与波伏娃的文章，萨特和波伏娃均表示：“我们毫无保留地赞扬新中国的成就。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我们感慨万千。”
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这个国家比我过去所能预想的更加热情得多，更加感人得多。”
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12月1日和8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连续发表《我所看到的中国》。而波伏娃后来也完成了她专论中国的《万里长征》。同时《现代》杂志也将9月和10月两期合并，成为《中国专刊》，集中报道和讨论中国。
创作《辩证理性批判》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时，萨特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他认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他的存在主义相结合，才能摆脱其原有的“僵化”状态。
2月20日，萨特发表《改良主义与偶像》，在文中说：
马克思主义是自资产阶级思想死亡以来唯一代表文化的，是唯一能理解人、作品和事件的理论。但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不前了。
萨特与波伏娃一直很喜欢旅游，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他俩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钟情罗马。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
1956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们惊呆了：苏联出兵占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逮捕和枪杀反对匈牙利前社会主义政府的人们。
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
古图索眼含热泪接过话头：“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
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
但是，法共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事件的真相老是闪烁其词。他们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动”来称这次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称布达佩斯工人为“堕落阶级的残渣”、“凡尔赛分子”。他们仍然无保留地与苏联保持一致。
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感到必须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愤怒的谴责。
他在赶回巴黎不久，就在《快报》周刊发表谈话，他在报刊中指出：
不管怎样，干涉就是犯罪。我整个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苏联人民对此毫无责任，我要谴责的是现在的苏联政府犯了罪，我非常遗憾地，但又是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们断绝关系。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是不可能的，统治就是恐怖。
萨特还以同样坚决的口吻谴责了对苏联部队的血腥干预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
这次谈话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国外电台、报刊也纷纷进行引用。
不论他人作何理解，萨特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11月7日，他代表法国作家协会，会同其他几位有名的作家，联名给匈牙利政府卡达尔总理写了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然后发表在具有广泛影响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他们还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上集会，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记者，在集会上，他们大胆地喊出“强烈要求保护匈牙利作家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等口号。
接着，在萨特的支持下，法国和平理事会于12月初作出决议，坚决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兵。同时，萨特还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并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书作序。
不久，35位苏联作家联名写信给萨特，对他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惋惜。
1957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了从苏联二十大至匈牙利事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长达20页的社论《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指出了这份杂志未来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萨特批判了苏联对待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态度。
在文章的最后，萨特沉痛地谈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与共产党人相互讨论已经几年了，最初双方唇枪舌剑，后来转而友好相处。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对立的状态：原因仅仅是没有别的办法。与现在这样的，并试图这样继续下去的共产党联盟，其结果只会给实现唯一的阵线的最后一些希望带来危害。
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唯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
为此，萨特与反对他的共产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
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
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这年秋天，萨特的戏在波兰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
正是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从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
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看看，思考后再做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
然而，即使萨特保持着这样的写作速度，还是跟不上他思考的进程。因此他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整整一瓶20粒！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10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他看上去有些迷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
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待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
波伏娃从萨特手中拿过酒瓶，嗔怪地说：“就喝这么多吧！”
已经满脸涨红的萨特却十分固执：“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
波伏娃没有办法，只得替他再倒上一杯。接着，他还要喝，于是又一杯，再一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
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
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
好在，在萨特这种飞速的写作状态下，《辩证理性批判》没用多久便完成了。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的需要”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
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唯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
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总结自《存在与虚无》出版以来的理论研究和生活经历的产物。《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的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辩证理性批判》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
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理解。
正因为这样，1960年4月当《辩证理性批判》出版之后，有很多人批评该书文字不连贯，思想观点有断裂迹象，使人难以理解书中的逻辑。
而萨特在接见《美学杂志》记者皮埃尔·菲尔斯特列登时，对此解释说：“我当然可以把它写得更好。但这些是《辩证理性批判》的枝节支流问题。《辩证理性批判》的句子的段落可能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但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现一个辩证法运动的统一性。它主要回答如下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有可能创建一个结构和历史的人类学？”
《辩证理性批判》从出版以来，评论家们的分析的判断是多种多样的。著名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曾在1961年内，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他所主持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学习讨论会上组织学生讨论《辩证理性批判》的主要问题。
施特劳斯还在他的名著《原始思维》中，专设一章集中探讨《辩证理性批判》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他指出：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表现出一种在“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的动摇不定：有时，萨特把这两种理性当作“魔鬼与上帝”对立起来；有时，他又把两者看作是相互补充的，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不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