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下，我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低等教育，不管它叫小学或大学。
在幼儿园，他们把地（而不是炕）烧得滚热——除了幼儿园，我再也没发现烧地之处。在夜里，我们咬紧牙关，踮着脚尖在砖地上飞跑，只为了撒一小泡尿。他们烧地就是为了我们少撒尿吗？也可能。幼儿园另一项教育是逼我们吃煮熟的胡萝卜——一碰就烂的胡萝卜甜兮兮地令人作呕。若不吃，阿姨就逼你靠墙站着。盘里放着那根胡萝卜，直到你说出那个词：吃。其他教育是教我们唱会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并没说为什么唱这首歌。只一首，其他的都不教了。幼儿园跟教育没关系，跟高等教育——譬如讲故事、做手工更没有关系。来到这里，是因为双职工家庭“孩子没地方放”。在这里，系鞋带是我姐教的，同时她还告诉我上厕所应该上男厕所，以及鼻涕下来的时候，要用手绢而不是用袖子擦抹。手绢不是缝在你的衣襟上吗？我低头看，手绢洁白如新，几乎没用过。
我被“放”了两年之后，进入小学，原因也是没地方“放”。上学才一个月，某日早上，进校门被吓着了——所有教师站成横排，鞠躬，脖子上吊着牌子，上有红×——“文革”开始了。从那时到我“中学”毕业下乡，整整10年。我很不好意思说“中学”和“小学”这个词。它对我来说，与年龄有关，和知识无关；与桌椅有关，和书包无关；与听讲有关，和考试无关；与劳动有关，和作业无关；与打闹、冥想、军训、参观有关，和写字、计算、复习、早恋无关——和现在的中小学完全相反。在我受到的“低等教育”中，军训是一样内容：用木头步枪劈刺、扔手榴弹以及匍匐前进，后者把膝盖和胳膊肘磨得露出了棉花。我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是齐步走不许戴手套。那是零下30度的塞北，我们冰得恨不能把手剁掉。其他的教育包括挖防空洞，4米多深，防止苏联的核弹辐射。其实我们非常想看原子弹爆炸的场面，而不是躲进洞里。在纪录片里，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之后，无数人从掩体后面跑出来，朝天上扔帽子欢呼，见其可观。教育还有到工厂学习车工、钻工和铣工，我们借机做火药枪、匕首，但没有投枪。尔后下乡。我所在的大队成立一所“共产主义林业大学”，每天晚上在劳动之余学习果木嫁接，因为和水果相关，这种教育显得高级一些。但树上结的那些苹果，我们终于一个都没有吃到，因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但战士们一个也没有吃”，我们也就不吃了。
我的大学学历由函授自考而来，人们称之为“组装”，跟“原装”相比，也不高等。按课修完学分，无其他可言。而课程，至少就中文而言，陈腐而无趣。这些课程把古代和外国文学中的精华剔除，用糟粕检验人们的考试能力。而当讲解精华的时候，譬如汉唐文章、鲁迅或莎士比亚，教师像鹦鹉一样把教材念一遍，然后指出重点。说“重点”两字的时候，学生们顿时振作，这是考试重点，教师矜持地指点一番，面带浅笑而终。
这种教育长达20多年。在此之外，我自学了认字，为了知道小人书下方写着哪些意思，从此进入阅读。在读了大师的作品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作高等教育，它把心灵凿开一洞，光明源源涌入，告诉人怀疑、追索、内省以及幽默。真正高等的，是人道主义的光芒从大师的作品里传出，永远悬在人的头颅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