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所以把它抄在前面，就算做我的意见。
我是主张“汉字革命”而国语的新文字应该用罗马字母来拼音的。我以为今后的国语，除文句的组织应该叫它“世界语化”外，还有一层，即新事、新物、新理非“国故”所有的应该直用西文原字，绝对不必白费气力讨论“音译”的问题。写原字比用译名的好处至少有二点：一，用译名，无论音译义译，无论译得好不好，总是彼此纷歧，绝难统一的，于是便不得不附注原字了。翻译了还要注原字，何等麻烦哪！何等无谓呀！这当然不如直写原字之明白简当了。二，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中国人倘不愿“自外生成”，要与这现代全世界的文化契合，则有许多词类和文句（不限于学术的专名）便非直用原文不可；否则总不免隔膜了一层。况且汉字的本身是有它的意义的，合几个汉字来造成一个新译名，虽然纷歧，虽然隔膜，总还有点意义。若用字母拼音，还要汉字的意义来造新译名，还真不知是什么话了。
例如英语的“logio”译作“论理学”，“ethics”译作“伦理学”，是有意义的。若照“论理学”和“伦理学”六个汉字的读音译作“luennliishio”和“lwenliishio”（暂用赵元任先生所拟的“国语罗马字”），这当然是绝无意义，绝对不适用的了。然则除了这直写原文，简直没有第二个办法。
（汉字中“音译”的词，更当然是写原文，如“Eroshenko”
决没有照“爱罗先珂”四个汉字的读音译作“Ayllosienko”
的道理，这是不用讨论的。）可是写原字又有问题了。人名，地名，有些大概可以“名从主人”，各照他们本国的写法（其实也还有问题，如俄国的人名，地名，便不能照他本国的写法；再进一层说，“Paris”还是读“巴黎”，还是读“怕黎思”？），此外一切词类应该怎样办法？单采某一国的呢，还是兼采好几国的呢？似乎多不大好；别的且不论，单就“读音无定”这一点想，就够困难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便是采用世界语的；如上文所举“论理学”和“伦理学”两词以写“logiko”和“etiko”为最适宜。不但读音简易有定，而且词性有变更或意义有引伸，便可照世界语的文规，变换语尾或添附接头语和接尾语。这真是条例最分明，意义最清晰的文字，国语中采它来充补固有之不足，比较地自然是最适宜的了。
我因为对于世界语有上述的三种希望，所以我常常很热烈的盼望中国有很多的人来学习世界语。
我有一个信仰：我以为文学（不限于所谓“纯文学”）是语言文字的生命。学一种语言文字之唯一的好工具便是文学的作品。用了这个好工具来学语言文字，决不止于“事半功倍”；要是不用这个好工具，而去读那些市侩胡乱编纂的庸俗板滞毫无生趣的课本，那就要想做到“事倍功半”的地步还是很难。就拿咱们的国语来做个例吧。距今二十年前，早已有什么白话报，什么通俗的白话演讲稿，什么白话课本之类。但是它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无论“文人学士”或“引车卖浆之徒”，实在没有人爱读它的。
近四五年来书房里所编的那些什么小学国语教科书之类，小学生读它与读“天地玄黄”、“大学之道”差不许多，毫不能引起爱读的兴趣。这是什么缘故？便是因为它们毫无文学的价值。反过来看，便全不相同了。中国的白话文学，虽然屡屡被文人学士们踢到阴沟里去，而实际上却是从《三百篇》以来绵延至今，并未中断，不过宋以前的白话文学只有一些诗词，偶然有几篇散文，还不是有意做的，所以没有多大的势力。元朝产生了北曲、南曲这许多伟大的白话戏剧，明清以来的昆剧、京剧等等跟着继起；明朝又产生了《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等跟着继起：这些戏剧和小说，便是六百年来“实际的国语读本”，无论“文人学士”或“引车卖浆之徒”都是爱读它们的。我敢说，六百年来的“官话”，六百年来的白话散文，全是从这些“实际的国语读本”产生的，这是什么缘故？便是因为它们都有文学的价值（虽然其中价值的高低很有不同）。六百年中的人们对于白话戏剧和小说，绝没有哪个来有意的提倡它们，绝没有哪个来认它们为文学的正宗，只因它们是文学的作品，有文学的价值，便能歆动人们对于它们的爱好心，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官话”和白话散文，这就很可以证明文学是语言文字的生命了。近七八年以来，文学革命军兴，革命的钜子们大吹大擂地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明目张胆地叫大家读六百年来的戏剧和小说；还有许多有文学的天才的人如胡适之、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诸先生努力地创造许多新的白话文学的作品；而大书坊里也请人编辑许多白话的儿童文学的书如《儿童世界》、《小朋友》之类。我知道近年以来的中小学校，凡提倡读这些旧的新的白话文学的，那边的生徒的国语都是突飞的进步。这是事实，并非夸词。由此可以证明文学的作品是学语言文字之惟一的好工具了。
世界语到中国以来，已有十六七年，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团体却也不少。但世界语在中国，现在还讲不上“发展”两个字。这固然由于它的敌人太多：老顽固党不必论；新人物之中，也颇有许多患近视眼的先生们，甲骂它是“私造符号”，乙骂它是“垂死的假文字”，有人提倡它，他们更要痛骂，说“这是药房的广告上自夸其药品之灵验的伎俩”。世界语受中国人这样无理的摧折践踏，自然是不容易发展之一大原因。但据我看来，没有良好的工具，也是它在发展的路途上的大障碍。我所看见的中国人编的关于世界语的读本，只有盛国成先生的《世界语函授讲义》（前年重印，改名为《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是好的，其他便不敢恭维了。可是我对于盛先生的书，虽然很赞美它是一部详备适用的自修的读本，但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便是文学的作品太少了。去年看见冯先生编的《初级世界语读本》，使我非常地高兴起来，因为其中很多有文学的趣味的短文。我想，中国这才有了一部很好的世界语的读本了。现在，冯先生又编了这部《世界语名著选》，我看了它的目录，知道全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是许多有名的大文学家如契诃夫、都介纳夫、托尔斯泰、爱罗先珂、歌德……的作品。我要向中国愿学世界语的人们道喜：您现在得到好的工具了！我道过喜之后，还要向冯先生要求：我希望您以后继续不断地把世界语之文学的作品编选许多书出来；我尤其希望您时时把世界语的书藉很详细地介绍给愿学的人们。
冯先生！您叫我给您的书做序，我竟胡诌了这么一大堆废话，我真万分对您不起！
一九二四年五一节，钱玄同，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4年5月20日《晨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