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从七七事变到钓鱼岛风波
2012年初秋一天的傍晚，郭景兴步出江石沽村的自家小院，来到了蓟运河畔。每天出来散步，他都是沿着村东的田间小路，走上蓟运河大堤，再掉头向西沿着公路走到村西头，然后回到家中。可那天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坐在了河边，久久凝视着流淌的河水和茂密的芦苇荡。郭景兴是在看了一条令他愤慨的电视新闻后走到蓟运河边的。这一天，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阁僚会议，正式决定以2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亿元）的价格，从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手中买下钓鱼岛中的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
“拿着他国的领土做买卖，太无耻了！”郭景兴拍案而起，日本政府这一卑劣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让亲历日本侵略之苦的郭景兴感到义愤填膺。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关注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他意识到，2012年对日中关系来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4月16日，日本右翼狂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演说时宣称，为“守卫日本领土”，东京将计划“购买”钓鱼岛。他在演说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还表示，“购买”钓鱼岛是“为国家做贡献”。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再次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是史籍还是官方文件都证明，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开发并拥钓鱼岛有主权。但是危机仍然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7月宣布，为了维持对钓鱼岛的“稳定管理”，将把其“收归国有”。先于政府和“土地权所有者”展开谈判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已基本同意把钓鱼岛“国有化”。
“这分明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府上演的一桩双簧！”从来到卢沟桥文保所的那一天起，郭景兴就一直在追求着还原历史的真相，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的行径。郭景兴作为抗战史学家，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们在一次电话交谈中，他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右翼势力在侵华的历史问题上，一直抱着‘死不认账’的态度，顽固地坚持着错误的立场，给日中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我们必须还历史以真实，正告那伙人悬崖勒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望着流逝的河水，郭景兴的眼前又重现出7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年，他刚刚十岁，也是初秋的一天中午，他在蓟运河边目睹了日寇汽艇逆流而上，经过宁河苗庄镇驶向上游不远的丰台镇。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说，“唉，说不准又有哪一方老百姓要遭难了。”果然，那天下午两点，只听远处枪声大作，一场对丰台大屠杀开始。江石沽村民心惊肉跳地听到枪声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第三天就看见成串的装着尸首的麻袋顺流而下，第四天没有麻袋了，只见同胞的尸首用绳索连成排，一直漂流了七八天。这恐怖血腥的一幕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明明闯进别人的家门，却还要假惺惺地说，是为了日中亲善；明明是到处杀人放火，却还要厚着脸皮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不能不引发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郭景兴的印象里，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掩盖侵略事实，否定侵略历史由来以久，但1982年是一个节点。这一年的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关于七七事变，“编撰会”的原文是这样写的：“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不知何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翌日晨，日军与中国的国民党军进入战斗状态……曾谋求现场解决，但不久日方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动员令。此后，日中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
对于南京大屠杀，教科书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文部省还删掉了原教材中“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当年的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对日本教科书事件进行批评。
58 亮剑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
正当想到这儿，村那边跑来的两个小男孩儿映入了郭景兴的眼帘。他们沿着河边嬉戏着，追逐着，像是在河里激起一簇簇欢乐的浪花。“他们是幸运的。”郭景兴欣慰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当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也正是他们那个年龄，可幼小的他却无辜地承受了那段痛苦和屈辱的历史。郭景兴所担心的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了解那段历史吗？”
1982年和1986年，日本曾先后两次发生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遭到了亚洲各国的谴责和抗议。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的历史教材审定为“合格”。当时的日本右翼学者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大肆鼓噪修改和平宪法。有个叫冈崎久彦的右翼学者，本人就出生在中国大连，1952年在东京大学尚未毕业就通过考试成了日本外交官。他曾任日本驻泰国大使，并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并做过史学研究。冈崎并非专门从事“战史”研究的学者，但却是日本学界的实力派人物，一直对日本外交理论及政策研究有较大影响力。他认为：“如果仅限于1937年开始的情况来看，战争是从中国方面开始的。”还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上了美国的当，是罗斯福设法让日本首先攻击美国。同样，日本在东北亚原先的战略是针对苏联的，连七七事变当天，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一带进行的军事演习其实也是在演练对苏军作战，是中美苏一起设法让日本的战略南移了，结果导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甚至把距七七事变一个多月后的上海八一三事变也归结为中美苏迫使日本战略南移的一环。这些怪论的发出绝不是偶然的，很是代表了日本国内的右翼思潮。
“这缘于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国力持续增强，在政治上迫切要求成为一个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不仅是政治家，右翼财阀和学者也加入了大合唱。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共同撰写了《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因鼓吹日本应该在包括经济和外交的各个领域提高自主地位，尤其是相对美国的自主地位而著名。一些上层右翼团体和个人的活动变得活跃，并带动整个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郭景兴一针见血地说，“我们不能坐视日本右翼势力为所欲为，兴风作浪，要用铁的事实来进行反击。”
郭景兴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否定侵略的猖狂叫嚣愤怒至极，将几年来搜集到了有关七七事变的史料公诸于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日本侵略者虚伪的面纱。
1982年8月至1989年8月，郭景兴为了详细了解日本军队挑起战争，发动七七事变的真相，先后在卢沟桥、丰台召集当年七七事变目击者佟德麟、扈志刚等老人开了五次座谈会。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查阅了当时几次座谈会的记录，读后感触颇深。我猛然想起了鲁迅一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59 不让史实埋没在岁月的尘埃中
我看着这一份份详实的史料，就像看到一位位历史老人在对我倾诉那段泣血的历史。尽管这些人一个个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留下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让后人得以书写历史。真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当初郭老做了那么多抢救历史的工作，很多史实也许就永远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选取了几位亲历者当时的述说：
扈志刚：从1936年开始，有日本兵从丰台兵营来卢沟桥一带演习，有一天，有几个骑马的日本兵硬要闯进宛平城，二十九军的士兵不让进，双方争执很长时间，日本兵才离开。以后也有排着整队的日本兵要进宛平城，二十九军都把他们挡回去了。有一天，日本兵上到永定河大堤说要找日本兵。在回龙庙看管水文站的河兵不让日本兵上河堤，日本兵就抓走了四个河兵。经过上边交涉，四天以后才放回来了，我还记得三个人的名字，叫闫锦堂、张德子、扈世昌，另一个记不清了。回龙庙在13号桥附近水文站的北边，原来那里还有两座石碑，7月7日以前，二十九军没驻在宛平城里，城里只有警备队五、六十人，仗打起来以后，二十九军才防守在城内和城墙上的。7月6日下午4点多钟，有一百多日本兵开到铁桥东演习，二十九军驻在铁桥至十三号桥一带有一连人，到晚上二十九军又加了三门迫击炮在城上。7月8日早晨就打起来了。
李占华：我补充一下当时二十九军驻防的地点和打过仗的地点。二十九军三营营部在卢沟桥西大王庙。宛平城内的警察局就在现在抗战馆的西边河路厅。现在的交通队位置当时有座庙叫兴隆寺。七七事变打起仗来以后，二十九军一个排守在地藏庵，就是现在李世明的院子。现在的卫生所，当时是城隍庙，也驻着二十九军。现在的卢沟桥二大队队部，原来是娘娘庙。现在的盲文印刷厂，当时也是一座庙；现在的煤场，是二十九军的训练场。宛平城外出东门往南的派出所，原来是药王庙，最初是县警备队，后来驻着石友三的保安队，这里打过仗，后来挖出过一堆尸骨。宛平城外西南，就是现在的肉联厂，当时是河神庙，也驻有二十九军。卢沟桥火车站，在现在大瓦窑生产队鸡场，光绪26年火车站被火烧了，七七事变后曾是日本铁路警察所。七七事变前日军演习大都在大瓦窑一带和河滩里，有时也在城南空地。
佟德麟：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兵经常到卢沟桥附近打靶，一天有时两次，有时一次，两次的时候多。打靶的地点有时在回龙庙东边，大瓦窑一带，有时在卢沟桥西北刘庄子靠河堤的地方。他们占了十多亩的地方，经常让老百姓给他们挑土，筑起一个很大的高台，他们朝高坡上打靶。天天从永定河滩上过来过去，中国军队也不理他们，但就是不许他们从宛平城过。石桥和城北铁路桥两头都有中国军队站岗，日本演习的兵只许从铁桥以北的河滩过。
七月三十号以后二十九军撤去了，当天夜里还没事。第二天八、九点钟的时候，日兵就挨家挨户地抓人翻东西。我们挨着城墙住的人家，过去都在城墙根底砖石脱落，有破痕的地方凿过大窟窿，见到日本兵进城了，宛平城里的老百姓就藏到大洞里，一个洞能藏十多个人。日本兵进城后发现城墙下边有洞，就大喊“统统都出来！”人们一看藏不住了，就都出来了。老头老太太先出来，青年人出来一个就捆一个。从我家住的那个洞里出来的，就捆上了三、四个人。日本兵捆我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抱住不放，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这时我们邻居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是外地人，住在这里养骆驼搞运输为生，他从洞里出来，日本兵见他与一般百姓不同，就开枪打他，他在地上打着滚喊“哎哟”、“哎哟”！二十分钟以后就死了。这时从我们院里出来三个日本当官的，看到路上跪着七、八个小伙子，一个老头死了，我妈抱着我，我又哭又嚷，当官的让日本兵把捆着的拉走。我趁人不注意就逃进家里，吓晕在炕上。
那一天有很多被捆的人，都在宛平城西门外的十字路口那儿，朝北跪着，有的用毛巾把眼睛蒙上，有的用破衣服把脑袋蒙上。被捆的人，有的是卢沟桥本地人，有的是路过住店的。日本当官的把城内老百姓召集在一起，就说：“是你们当地的人，不是当兵的，你们可以保回去，但要从后面认人，一揭开毛巾不是可不行，得认准了”。卢沟桥本地的人都被亲人保出去了，但路过住店的很多人，被拉到卢沟桥以北的石碑旁，打死后都埋在战壕里了。
刘长珍：日本侵略军一进宛平城，就开始抓人杀人，搜捕第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他们到处制造恐怖，挨门挨户搜查。这时城里居民大都躲进了城墙洞里，他们靠汉奸带路，一旦搜出年轻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捆起来，扒去上衣成群赶到西门外朝北跪着，让城里的年长人去认领；凡是无人认领的人，全都刀砍枪杀，无一幸免。我和母亲从洞里出来后，日军就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用枪比划着恫吓我。我母亲愤怒地挡了下他的枪，就被狠狠地打了几个嘴巴，顺嘴淌血。母亲为了我，忍着屈辱和疼痛，敢怒不敢言。
卢沟桥东头“卢沟晓月”碑旁，有一条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没想到这条防御沟，竟成了侵略者的杀人场和埋人沟。他们把中国人拉到沟边，或者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然后就把尸体抛进沟里。我当时被抓去埋死尸，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那时我拿着一把铁锹，来到“卢沟晓月”碑后的大沟旁，一瞧，满满的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那会儿正是盛夏天气，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我们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任务是拿铁锹填土，一锹土砸下去，溅起了烂肉一尺来高，真是太惨了！后来又派十多个人到卢汉桥南边的河滩里去埋人，这儿俩那儿仨，到处是死尸。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谁也说不清楚。前年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挖渗水井时，正好接近那个大沟的边缘，挖出了三具相迭的尸骨，这无疑是七七事变时被日军杀害的我国同胞。
李世明：日本侵略军残害中国人的手段凶狠毒辣。如头上顶着一摞砖跪在三角铁上，长时间地折磨人；有时用刺刀挑，或让狼狗撕咬；有时把城砖烧得滚烫，铺在地上，让两个日本兵架着人的胳膊赤脚在上面走，还美其名曰：“走金桥”。经过这种种折磨，人就是不死也得变成残废。日军占领宛平县城后，在卢沟桥头和城东西两门都设上岗哨，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牵着龇着牙的狼狗，随意杀害中国人。城里居民郭忠福的爷爷去地里搂柴禾，被两个日本兵发现，把他当成靶子，一枪就给打死了。卢沟桥城北街吴振山的二叔，眼睛不大好，在过卢沟桥时没有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一刺刀就把他刺倒在“卢沟晓月”碑下，肠子都流了出来，当时就死了。一九三九年，我刚刚九岁，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听见乡亲们在喊：“靠边走，靠边走，日本的汽车来了！”当时有个过路叫卖砂锅的老大爷，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听到喊声就赶忙往路边躲让，已经靠在马路边沿了，可侵略者的汽车由东开过来，却迳直冲着老大爷撞去，一下子就把老人撞到了沟里，砂锅摔碎了一地，老大爷血淋淋的疼得直打滚；车上的日本兵却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我看着这一页页令人发指的控诉，内心在颤抖，血液在沸腾。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在日本右翼学者的笔下就成为了“偶然”事件；一个惨绝人寰的杀戮，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就成为了“自卫”行动。历史在他们的手里似乎就成了随意打扮的玩偶。郭景兴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七七事变史实搜集的过程中，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狼子野心。
“卢沟桥事变和钓鱼岛事件如出一辙，都是日本方面精心导演的伎俩。”郭景兴一针见血地说，“我在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前那段历史的研究中发现，日本军队早在1935年起就有预谋地为日后侵占中国的北平，乃至整个中国华北，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卢沟桥事变不过是这一阴谋的导火索而已。”郭景兴对我说，“你可以看看我二十多年前整理的这份资料，一切就昭然若揭了。”
60 用铁的事实还原历史真实
原来，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就屡造事端，企图夺占丰台。1935年夏，吴佩孚旧部、汉奸白坚武在丰台发动了夺车事件。白坚武纠合地方流氓、伪军及日本浪人等三百多人，在6月27日夜，袭击丰台火车站，夺得装甲火车一辆后，立即向北平进攻。但叛军在28日早晨进抵永定门外时，即被北平商震、万福麟等部队击败，白坚武逃回天津日租界，十五名日本浪人被捕。
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自己动手了，1935年11月28日，九十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还强行规定不放空车南下；从此，日军开始进驻丰台。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并经天皇批准，向华北增兵六千人；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三千人抵达平津。5月16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东郊民巷设立旅团司令部。步兵旅团为日本华北驻军主力，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战车队（配大小坦克二十四辆）驻丰台。新增日军在塘沽港登陆后，先在通县暂住，从6月21日到30日，分别转驻丰台。7月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了军事指挥部，日军当时驻地为丰台原英国兵营。（即今丰台火车站东北半公里处的“东仓库”）。
郭景兴告诉我，他从1945年初到北平就一直在丰台生活，又从事了三十几年的文物和抗战史学研究，因而对丰台、卢沟桥一带的历史人文非常熟悉。丰台自清末兴建火车站后，对于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北京西南的咽喉要道。在《铁道年鉴》中，有关于平汉铁路的记载：“本路初名卢汉路。旋改京汉，自国民革命告成始易今名”。“卢沟桥站：民国十七年划北平为特别市，移宛平县治于此。丰台支路与本路、北宁、平绥、津浦、京沪、沪杭甬、南满等路联络运输，以本站（丰台）为枢纽，全国交通以本站为会点。客货之往津保者，可由此直达，毋需绕道北平。距卢沟桥7.245公里。”
丰台自建火车站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繁荣了北平的经济。丰台作为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也让日军眼红，于是，抢先占据丰台，自然成了日军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日军进驻丰台后，便大肆修建营房，预备进驻重兵。为此强行霸占了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将北孔庄子、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等几个村庄的居民强行赶走，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后，丰台日军陆续增加到二千人。这个兵营后来老百姓称之为丰台东仓库。日本兵营除驻有步兵、装甲兵外，还有斋田部队“马号”。
当时二十九军一个营驻在丰台火车站对面的中和货栈、大兴货栈内。两个货栈以北为校书里胡同，胡同北口是一片大空地，为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离东仓库日本营房仅三百米左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协定：日本军队穿大街时，一律走沟南一侧；中国军队一律在沟北一侧活动。虽然有此协定，但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闯，故意寻衅生事。校书里北口外的中国军队练兵场，日军也闯进去练兵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进去。二十九军士兵义愤填膺，据理力争，硬是把闯进来的日本兵撵走了。日军不甘心，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企图把二十九军挤出丰台。在这期间曾发生两次较大的丰台事件。
1936年6月26日的“第一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零九旅二一七团三营崔蕴秋部，由张家口调驻丰台，因火车突然鸣笛，一匹军马受惊闯入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引起事端，双方发生械斗。日本驻军即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强迫他于7月1日将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换该师一一零旅蒋华延部六百人驻防丰台。
1936年7月下旬，日驻丰台军队已增至二千人，而二十九军仅驻军一营。日军为独占丰台，又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9月18日，二十九军驻丰台二营第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收队回营时，在丰台火车站前的大街上，与日军一个中队迎面相遇。两军狭路相逢，各不让路，致起冲突。日军由北平向丰台派一个大队驰援，由联队长牟田口廉率领，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枪战。双方相持达一整夜，后被日军将丰台各重要地点占领。宋哲元闻报后，派人协同日方代表，调查会商解决。19日达成所谓协议，中国军队于9月19日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
“由此可见，卢沟桥事变绝非偶然，而是日军一场有预谋的侵略行动。”郭景兴说，“卢沟桥事变前，日军派兵到卢沟桥附近演习的部队，就驻扎在丰台。1937年7月7日发动泸沟桥事变的日军旅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也是由丰台派出的。以后战势扩大，所有增援部队及军械、弹药等军用物资均由丰台供给。7月8日下午河边正三旅团长由秦皇岛回到北平，立即赶到丰台，并决定将旅团司令部设在丰台日本兵营内。至此丰台不但沦为日军的驻地，也成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军事基地和作战指挥部。”
听着郭景兴老人睿智机敏、思路清晰的讲述，我就犹如看一本世纪风云的书，一章章一节节，都带着那个让人记忆犹新时代烙印，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烟云已经遥远，但捕捉那烟云背后的真相，仍让我有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醒。历史并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