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天津宁河，水草丰美，河道纵横，以“鱼米之乡”著称。可在郭景兴印象里，宁河留给他的却只有贫穷与艰难。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让这块土地民不聊生，郭景兴，一个从蓟运河畔走出来的农家孩子，儿时发愤苦学，学徒糊口，研习书法；年青时游走平津，追求真理，潜伏敌营。血与火也铸就了一个铁血男儿追求梦想，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坚韧性格。
1 蓟运河畔有个江石沽
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说宁河的水土，就要先追溯一下宁河县的历史。史上最早的记载是清雍正九年（1731年），宁河从宝坻县析出始置县。据《河北省县名考原》称：“蓟运河纵贯县境，时多水患，故县以宁河名。”1914年宁河县属直隶省津海道。到了1928年宁河县划归了河北省，也就在这一年的2月，在宁河县苗庄镇的江石沽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我这部书的主人公郭景兴。
天津河多，水多，因湾洼形成的水沽也多。来到天津的宁河，也多见以“沽”命名的村落。究其字义，所谓“沽”者，“小水入海之名也”。历史上，天津有七十二沽之说。有诗为证：“寻芳步步踏青来，柳外何人筑钓台？七十二沽春水话，午景声里野桃开。”清代诗人查昌业的《即景》诗，活画出了“七十二沽沽水阔，一般风味小江南”的北国江南的风景画。
江石沽虽小，但也沾了七十二沽之名的仙气，一提起来，许多人都知道。江石沽村有几户郭姓人家，相传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徒而来。我在宁河采访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县里老槐树。”当时的宁河可有许多山西移民，他们在在宁河一带建了好多村庄。江石沽不是郭姓村，但几十年后，郭老的次子郭占江还是从洪洞县的乡土里寻觅到了祖辈千里迁徙的踪迹。
洪洞县是个出历史名人和传说的地方，中华民族敬仰的始祖伏羲就源于今洪洞县卦底村，那里相传是他画八卦之地；女娲的传说家喻户晓，但鲜有人知晓在洪洞候村至今还有女娲陵、娲皇庙及补天石等女娲传说遗址；法律之祖皋陶为洪洞县士师村人，舜帝时掌管刑法、定五刑、弼五教，以正直著称；西周著名御车者造父受幸于周穆王，以功封于赵，为赵国之始祖；春秋晚期晋国著名音乐大师师旷为洪洞县师村人，开创了五律，世称音乐鼻祖……
就是这样一个人杰地灵之地，到了近代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照样逃荒避难者多矣。当年很多洪洞县的乡民迫于生计，无奈闯了关东，或跑到河北另谋生存之路。但是洪洞县的文化底蕴或多或少都给那个时代的洪洞人打下了崇尚文化的烙印。
郭景兴的父亲是个没文化的农民，老辈人却给他起了个有文化的名字叫郭文华，足见长辈对晚辈的几许期待。在郭景兴的印象里，父亲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懂得一个浅显而朴素的道理：没有文化就要过辈辈受穷的苦日子，所以老人把对有文化的期许又寄托给了下一代。
“我儿时的家族住在一个破落的大院里，我大爷家住在正面三间房，堂屋无人住，二大爷家住的是西厢房，我家住的是东厢房。”郭景兴在江石沽村自家院落里，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凉亭中回忆说，“也许是住在东厢房的原因，窗户只有中间有一块小玻璃，四周都糊得是窗户纸，屋里显得很阴暗。我童年的记忆里，就觉得夏天屋里特热，到了冬天又奇冷，西北风一刮，那叫个刺骨寒啊。冬日里吐口痰都会结冰的。那会儿家家都有泥制的火盆，里面放了火灶扒出来的热灰，散发出呛人的气味。母亲从早上烧饭时起就等于在烧炕了，可到了晚上一度滚烫的炕又都凉了。全家人躺在冰冷的大土炕上，都蜷缩在被窝里，连脑袋都不敢往外露。那会儿的日子过得虽苦，但穷人自有穷人的乐趣，我每天早晨，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俯在窗前看那块玻璃上美丽的霜花，那种变幻无穷的图案太神奇了，太漂亮了，怎么看也看不够。”
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小男孩的影像：他半跪在土炕上，咬着小手指，双眼中满是梦幻般的光亮。他痴痴地望着那一窗霜花，似乎完全忘却了冬日的寒冷，那美丽的霜花形成了各种奇异的风景，有的象参天的大树，有的似一蓬菊花，也有的如海浪翻涌，还有的会如春花秋叶……那形态万千，晶莹剔透，不一而足。郭景兴告诉我，霜花的奇异就在于没有一个霜花会模仿其它的霜花。每一个霜花都是独特的，绝无仅有的。那满窗的霜花多姿得如梦如幻，让他幼年的心灵飞翔。因为在每一个寒冷的早晨，它都变换着不同的姿态，炫耀着不同的美丽……望着满窗霜花，郭景兴总会浮想连翩，思绪会飘荡的很远很远。
那是一个艰难时世的孩提梦想。它并没有像美丽的霜花那样，总是在太阳升起来后逐渐融化。这个孩提的梦想非但没有像梦境那般逝去，而是在阳光下继续生长！那无数个美丽的梦幻，从深夜，到黎明都在他眼前跳跃着。那霜花展现出的美丽，一如有生命一般。一如那一夜优昙。那霜花啊，如凝满憧憬的童年之梦，总会在黎明醒来，伴着生活的苦难，也伴着生活的希望继续做下去。
2 光着小脚丫的河边少年
郭景兴的印象中，三岁之前几乎就没有看到过父亲的模样，为了谋生活，父亲从江石沽村闯关东去了沈阳。一去几年都没回家，苦累确是没少捱，但钱却没赚到手多少。郭文华就是在饱受了没文化之苦，有了切肤之痛之后才说出了后来的那一番话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常常说，穷日子就要有个穷过法。节衣缩食就成了家庭主妇的功课，她要每天算计着早上做啥，晚上做啥才能把这一天的日子打发下去。我父亲一次从东北回到宁河的家却冷冷地说，光算计没有用，没有文化就得受穷。老郭家穷就穷在了没有文化上。”
因而，郭文华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做梦都希望家里能出一个书生，改改老郭家的门风，甚至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郭文华在关东闯荡，吃的就是没文化的亏。他干的是苦大力，赚得是辛苦钱，扛过大包，当过跑堂，做过店员，但干得却总是很不顺当。所以家里生活的重担一度都落到了他的母亲肩上。
“我的母亲姓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勤劳贤慧，善于持家。那个年代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风，母亲虽出身于乡村医学世家，但也没有去读书，想必也是受了世俗的影响。”郭景兴饱含深情地说，“回想一下，在人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她虽然没有文化，但还算出身小知识分子家庭，受其家庭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姥爷是宁河苗庄镇的名医，我儿时的印象是，他每次都是坐着轿子去外村去给人看病的，我常常跟在后面跑上好一段，像是看西洋景，心里也很得意。我姥爷家中那大木箱装有好多刻版的医书，我记得还有一本《本草纲目》，后来才知道是个古代医圣李时珍写的。那会就觉得姥爷很是了得，有点石成金，妙手回春的医术。长大了一点，我就有些奇怪，甚至有些弄不明白，母亲为何会嫁给我父亲呢？我就去问母亲，母亲说，胡说！没有你父亲哪儿来的你？”
郭景兴的父亲不在家，就辛苦了在家操劳的母亲。她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种地、收割、打场。郭景兴在家里排行老大，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他四五岁的时候，下面的两个弟弟就相继因病而夭折，以至他与后来的大弟弟相差了七岁。那会儿他小小年纪就开始懂得替母亲担忧了。他常常会光着小脚丫，站在田间帮母亲拔草、铲地、背猪菜、拾庄稼……
郭景兴五岁那年，父亲从沈阳回来了，两手空空，还发誓说再也不出去混了。他对郭景兴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儿子，你给我记住，要想不受穷，不受苦就要学点文化！”
“这是一句让我受益终生的话。”郭景兴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很感激父亲，在那般贫困的家境下，是父亲在日后给我创造了一个去读书，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
郭景兴后来回忆说，他家祖辈是农民，但却大都有些文艺细胞。他爷爷是民间歌手，在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他父亲亲尽管没有文化，但却天生喜欢唱歌，还精通好多种乐器，遇到快乐和苦闷之时，都会吹打弹拉，逢年过节还能组织起家庭乐队，他七岁就跟着父亲学吹笙吹笛子，没多久就学会了吹笙，拉二胡。
江石沽村守着一条古老的蓟运河，那是一条宁河县的母亲河，但在那会儿，母亲河留给宁河两岸儿女的却是年复一年的灾难和无助的眼泪。蓟运河的古老源于它的悠久历史记载，在汉代时称鲍丘水，唐末五代时称泃水，也称梁河，巨梁水。到了宋元以来，又称粮河，运粮河，潮河。到了清代始称蓟运河，乾隆年间，《宁河县志》八景之一的“潮河银练”就是展现蓟运河漕船张帆漕运的壮美景观。
据民间传说，在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编修《宁河县志》时，为了标绘县图，县令把蓟运河视为全县的龙脉，也是风水之源，就让本县师儒搞清蓟运河究竟有多少弯。这在那个没有测绘技术的年代，也真难煞了那帮师爷们，指派好些人下去也搞不清究竟。他们从岸上走，遇有河套又转圈了；从水路舟行，入了河叉又找不到原河道了。所以两朝县志尽管把蓟运河标绘得似盘龙一样，但离实际还相差很远。那些古县志只能用“湾回屈曲”来表述，说不清它有多少弯。当我头一次来到蓟运河，居高远眺，果然也看不出个所以然，看来像这条历史悠久的漕运古道，神秘得像个迷宫，肯定会给当代游人留下神秘遐想。
3 在洪水中浸泡的苦日子
儿时的郭景兴对蓟运河也充满了神秘感。他喜欢那片神奇的土地和河流，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训。故乡的情结让他远在京华，但仍心系故土。所以，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离休后，郭景兴又在江石沽村申请建了一处乡下居所，每到夏日，他总要到那里避暑写字呆上几个月。
癸已年的夏日，为了采访到郭老，我特意从北京来到了江石沽村，一住就是一周。那几天，每当吃过晚饭，我都要陪郭老到百米之外的蓟运河大堤上去散步，感悟一下乡间小路的蜿蜒，舒展一下疲倦的心情。
江石沽村离北京一百六十多公里之遥，却也凉爽了许多。兴许是靠蓟运河很近，又离海岸线不远，所以六月的晚风还带有几许凉丝丝的味道。郭景兴与我走到蓟运河桥边，望着虽曲曲弯弯，却又平平缓缓的河水，对我说，“几十年前的蓟运河绝不是这个样子，它简直像是个张开海口的大老虎，每年都要奔腾咆哮，兴风作浪的，甚至转瞬间就可以吞噬着千顷良田，要是遇到灾荒年景，很多村民都会颗粒无收，当时的老百姓苦着呢。”
郭景兴回忆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这儿发生过一次特大水灾，从四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连续降雨一百多天。局部降水量1000毫米，百里之内均可坐船直达。这儿方圆百里都被大水淹没，好多村庄都只能露出一片房顶。至今本地还流传民着“民国二十七年，大水淹得真可怜”的民谣。
“宁河过去到春天种麦子，由于连年发大水，麦子是种不成了，家里就开始种长杆高粱了，为的是即便发了大水也淹没不了高粱头的，在水中泡了几个月，虽说减了产，可入了秋高粱照样还有点收成。”郭景兴站在堤坡上，朝着江石沽村的方向说，“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上每个家里都备有一只小木船，遇到灾年，一到秋天每家都要划着小船去收割高粱。因为高粱长得比人还高，有红高粱，白高粱，粘高粱……所以高粱就在水中露着高粱头，风一吹摇摇摆摆的。家里孩子就我最大，有一年，到了秋天洪水还没有消退，我就划着船去和父亲去地里收高粱。那会儿我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竟还觉得是很好玩的事儿。”
“郭老，发大水的时候，当地老乡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苦吧？”我关切地说。
“何止是发大水的时候啊，那会儿的苦日子是没边没沿的，只能是说，遇到灾年日子就更艰难了。就拿我家来说吧，一年中有好几个月是断粮的，要靠吃糠、豆饼和野菜来充饥。没有钱，就靠卖几个鸡蛋来换点油和买点火柴。好在解放后，上游的官厅水库解决了蓟运河十年九涝的现象。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河堤，是北京那边来的人修的。”
我的采访是从郭老儿时的生活开始的。在郭景兴童年记忆里，宁河老家的天空是晴朗的，心灵的天空却是灰暗的，除却动乱还是动乱，除却贫困还是贫困。
宁河地处九河下梢，低洼盐碱，绝大多数土地贫瘠；境内河流纵横，由于走马灯式更迭的地方政权多年不加治理，十年九涝；虫灾、风灾也接二连三。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老财的压榨剥削、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帝国主义的侵吞掠夺，把宁河老百姓一次次地抛向了苦难的深渊。占全县90%的农民，无地、少地、生活无着落，除了扛长活、打短工，只能在盐碱荒地上求生路。许多村庄的农民，携带全家老小靠熬小盐、打草、挖野菜度日，还导致了部分贫苦农民携老带小去闯关东。
“从我记事儿的那天起，宁河就没有平静过。连年的灾荒兵祸匪患迫使山东及部分河南难民大批逃离家园，涌到相对平静的宁河这边来，这里也开始不安稳起来。我5岁那年，日本人占领了热河，国民党政府被迫和日本人签订了了《塘沽协定》。依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平津一线，这条线一直划到宝抵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让郭景兴从幼年起就感受到家里异常贫寒。“我的爷爷是一个孤儿，给村里的地主扛了半辈子长活，祖母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当时家里有9亩薄地，两间土房，另外还租种了地主的十亩土地。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靠爷爷、父亲和母亲种地度日。”他回忆说，“由于当时自然灾害频繁，兵荒马乱，我家每年打的粮食除了交地租外，已所剩无已，很难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我父亲虽然从关外跑了回来，但迫于生计，也时不时跑到外边去打短工、捕鱼和贩卖蔬菜，但日子过得仍然捉衿见肘，紧巴巴的，很是清苦。再加上蓟运河几乎每年泛滥成灾，大灾过后，地里根本就很少打粮食，地租还要照常缴纳。遇到这样的年头，生活就更加难以为继了。”
4 七里海芦苇丛中的希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郭景兴出生的那一年，宁河县出了个大事件。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宁河人于方舟慷慨就义，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于方舟是宁河县裱口村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天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1919年在天津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倡导组织“新生社”，并创《新生》杂志；1922年秋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与周恩来是同窗好友；1923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他以直隶省代表身份参加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毛泽东、瞿秋白等十七名中共著名人物被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于方舟为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春他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主持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为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失败后在鲁家峪不幸被捕，并于1928年1月壮烈牺牲。
郭景兴在和我谈及宁河县的历史时，特意提到了于方舟，称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是宁河人的骄傲，在他的身后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抗日救亡的前线，二十年后，他也有幸成为了那个后来者。
来江石沽村采访之前，受郭老之邀，我曾与台湾作家郭枫，以及柳萌、杨匡满、李炳银、戴清民、甘铁生、峭岩、顾建平等几位京城作家重游了一趟七里海。柳萌老师当时在游艇上就讲到，不久将要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王朝柱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寻路》，里面便有七里海的场景，表现了陈庚受周恩来的委托来津和天津地下党的同志接头的场面。
这次来七里海，我方得知，七里海是当年天津地下党活动地点是有历史依据的。我来到宁河档案局，从史料上查找到，周恩来早年一度来到于方舟老家七里海附近的裱口村从事革命活动。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俩总要划船到七里海的芦苇荡深处，在碧水绿苇之间谋划革命策略，研读马列书籍。他们有时对准头上掠过的野鸭瞄准练枪法，有时触景生情吟诗作赋，相互切磋。那段时间，俩人形影不离，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每到中午都是于方舟的夫人和族中一位长者驾船来送饭。有一次，方舟与周恩来到村头的潮白河大堤上散步，举目望去，洪水泛滥，田园淹没，一片凄凉，不由黯然伤神。于方舟对周恩来说：“这一带的人民深受水患之苦，等将来解放了，一定得在这里修座扬水站，变水害为水利，造福老百姓。”周恩来深有感触连连点头称是，说：“方舟，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那天，我们的游艇在芦苇环抱的七里海穿行，仿佛重现了当年这一场景。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也为之付出了无数英灵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收看《寻路》这部电视剧，当写到这里时，我就在想：“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足以支撑起一个人、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但在和平时期，这种信仰是需要注入新的动力的，为了实现一个‘中国梦’，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也需要新的‘寻路’呢？”
“小时候，我也无数次地到过七里海，在这里游泳，在这里划船。我那时的梦想只是想喂饱肚子，过上好一点的日子。”郭景兴也触景生情地说：“现在不同了，我是实实在在想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以无愧于先辈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