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崇高—优美式艺术
这是ROUGE DIOR化妆品“烈艳最新呈现”篇的广告画面，运用朱红、黑、白涌动的涡旋状造型，渲染唇膏造成的唇红与齿白的美丽。
这幅抽象绘画通过色彩形式对视觉的刺激，突出口红之艳丽。高级唇膏的颜料，在制作工艺的精细上已达到极端，纯净度也达到了视觉经验的顶点。不过，以往的广告与现实一样，只是将口红涂在美女的口唇上来展示它们的美艳。口红涂上美女的口唇时，即会成为美貌的一部分，融汇在漂亮的面容之中。当受众被美貌吸引时，无论口红多么艳丽，也难以引起单独的注视，唇膏只能是成就女性魅力的无名英雄。而本画却让这种极端纯净饱满的口红离开女性口唇，单独大面积地展示出来。由于面积与双唇相比极端的大，再加上没有女人美貌与口唇性感的干扰，人们就会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口红上，从而被烈火般的红艳所灼烧震撼。口红色彩面积极端大造成的罕有与陌生，是本作吸引无意注意的原因。
画中的黑色、红色、白色，是对口唇、牙齿及脸部阴影色彩的抽象概括。在黑、红、白各色线条旋涡般的巨大涌动中，黑、白色的陪衬使红色达到了艳丽妖冶的顶点，而黑、红色的反比，又使白色上升到皓朗洁净的极端，从而对视觉形成震撼惊异的强势张力刺激。这是此画的崇高。
画中各色，线条柔曲飘逸，状如旋涡与木纹。三种色彩虽有重叠，但每种自保纯净，决无浑浊，这些协调气氛的营造，使画面产生了雅致和谐的优美。画面再现了唇膏的色相，纯度与亮度，这是画中的真。画的形状与实际上的口唇貌相相去甚远，是抽象的写意之假。这件作品的崇高、优美、真、假带来的快感体验，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2.崇高—悲剧式新异艺术
波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是这种艺术的杰出代表。“牛虻”名叫亚瑟，是贵族寡妻与主教的私生子。母亲死后，亚瑟视这位神父为良师慈父，在忏悔中将自己参加的反奥地利侵略的秘密组织情况和盘托出。当他的战友遭到逮捕，他的女友骂他是叛徒并打了他耳光时，他这才省悟是教父告了密。他只身流浪到南美13年，满身伤病并瘸了一条腿，回到意大利后继续同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同敌人的一次交火中，由于神父突然用身体挡住了他的枪口，在片刻的犹豫中他垂下了手枪被敌人逮捕。他被处死后，神父也因精神分裂而亡。小说中最为震撼的描写是亚瑟刑场上的从容就义：
执行枪决的六名士兵扛着短筒马枪，靠着长满常青藤的墙壁站成一排。……牛虻回过头来，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他再次要求不要蒙住他的眼睛，他那傲气凛然的面庞迫使上校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他们俩都忘记了他们是在折磨那些士兵。他笑盈盈地面对他们站着，短筒马枪在他们手中抖动。“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中尉跨步向前……“预备—举枪—射击！”牛虻晃了几下，随即恢复了平衡。一颗子弹打偏了，擦破了他的面颊，几滴鲜血落到白色的围巾上。另一颗子弹打在膝盖的上部。烟雾散去以后，士兵们看见他仍在微笑，正用那只残疾的手擦拭面颊上的鲜血。
“伙计们，打得太差了！”他说。他的声音清晰而又响亮，那些可怜的士兵目瞪口呆。“再来一次。”
这排马枪兵发出一片呻吟声，他们瑟瑟发抖。每一个人都往一边瞄准，私下希望致命的子弹是他旁边的人射出，而不是他射出。牛虻站在那里，冲着他们微笑。……突然之间，他们失魂落魄。他们放下短筒马枪，无奈地听着军官愤怒的咒骂和训斥，惊恐万状地瞪着已被他们枪决但却没被杀死的人。
统领冲着他们的脸晃动他的拳头，恶狠狠地喝令他们各就各位并且举枪，快点结束这件事情。他和他们一样心慌意乱，不敢去看站着不倒的那个可怕的形象。……
“上校，你带来了一支蹩脚的行刑队！我来看看能否把他们调理好些。好了，伙计们！把你的工具举高一些，你往左一点。打起精神来，伙计，你拿的是马枪，不是煎锅！你们全都准备好啦？那么来吧！预备—举枪—”“射击！”上校冲上前来抢先喊道。这个家伙居然下令执行自己的死刑，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一阵杂乱无章的齐射。随后队形就打散了，瑟瑟发抖的士兵挤成了一团，瞪大眼睛向前张望。有个士兵甚至没有开枪，他丢下了马枪，蹲下身体呻吟：“我不能—我不能！”
烟雾慢慢散去，然后冉冉上升，融入到晨曦之中。他们看见牛虻已经倒下，他们看见他还没有死。霎时间，士兵和军官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了石头。他们望着那个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接着医生和上校跑上前去，惊叫一声，因为他支着一只膝盖撑起自己，仍旧面对士兵，仍旧放声大笑。“又没打中！再—一次，小伙子们—看看—如果你们不能—”他突然摇晃起来，然后就往一侧倒在草上。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在死亡前夕都会陷入极度的恐怖。达尔文曾举例证实这一点：一个犯人从牢狱走到刑场的路上，满头乌发全都变白。“文革”中几个高中生恶搞，将一个同学绑牢，用衣服包了头放在铁轨上，等火车从另一条轨道上驰过后，这个孩子已经被吓死。80年代我国严打刑事犯罪，被游街的死刑犯处决前吓成了烂泥。小说中的亚瑟面对着枪杀自己的6名刽子手，竟然当起了指挥官，命令他们重新瞄准重新开枪。面对死亡，他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和枪手开起了玩笑。这在现实生活中与艺术描绘中，都是极其罕有陌生的事情。
被杀是人生中最恐惧、最紧张、最严肃的时刻，而开玩笑是人生中最马虎、最放松、最愉快的时候，一个被处决的人与刽子手开玩笑，这实际上是将人生中最严肃的时刻换成了最放松的时刻，会因为极端反常罕有引起读者的惊骇、惊异、惊赞。一篇外国小说写刑场上死刑犯看到大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就高兴地喊：你们哪，离了我什么事都办不成。阿Q在刑场上画押，因画圈画不圆就气愤地骂：孙子才画得圆哪！这些人的这些话之所以受到特别注意，也是因为他们在最严肃的场合说了最放松的话。最严肃的人生处境中的行为与最轻松的人生处境中的行为的互换，使“牛虻”刑场就义成为极端罕有陌生新异变化。
牛虻为了民族大义视死如归的坚强英勇是崇高。他与侵略者及其帮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惨遭杀害是悲剧。枪手面对气贯长虹的民族英雄不敢正视、枪法失准，是心理活动规律之真。牛虻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是善，侵略者枪杀正义爱国志士是恶。这部小说1897年在英国首版时默默无闻，半个世纪后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却能受到特别注意，发行100万册，与刑场就义描写的崇高、悲剧、真、善、恶、滑稽密切相关。
3.崇高—滑稽式艺术
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描写的是宴之敖者替眉间尺报杀父之仇。他把自杀的眉间尺的脑袋丢进烧沸的大鼎中，跳舞唱歌诱骗其杀父仇人大王上前观赏，趁机砍掉大王的脑袋后又砍下自己的脑袋。三个鲜血淋淋的人头在沸水中撕咬打斗起来：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
这篇小说吸引读者无意注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将恶的形貌极端化。我国古人常以自杀的方式报仇报恩，《史记》的“列传”中就有多处记载。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脑袋均被砍掉，在烈焰煮沸的大锅内用牙齿继续拼杀。这种景象即使置于野蛮的古代也是一种极恶。形貌极恶有强劲的震撼吸引功能。二是人头离开人体自主独立活动的极端陌生。人的头颅离开身体很快就会断血缺氧死亡，小说中的三个人头离开人体不仅继续存活，而且还能在开水中唱歌跳舞撕咬，显然是与锅中被煮之肉进行了互换，这在现实和艺术中都没有出现过，因而以极端神奇陌生产生震撼吸引。
眉间尺的父亲是铸剑高手，大王令他铸剑，剑成后将其杀掉。但他早有预防，铸成的是两把剑，私留一把让儿子替他报仇。儿子眉间尺虽然胆小，但为了诱骗仇人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头砍下来交给宴之敖者。为完成眉的重托，宴之敖者也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两人诱杀仇敌英勇赴义是崇高。三个人头在水中像鸡斗架啄叨、狗打仗撕咬般，是荒唐可笑的滑稽。三人中两人自杀一人他杀，杀己是手段、杀他是目的，己为正义、他为邪恶，所以杀己为恶、杀他为善。这是作品中的恶与善。人头在沸水中打斗，是想象虚构的假。其可怕可笑的景象是怪诞。
小说的这些构成元素为读者带来丰富的快感体验。
4.崇高—怪诞式艺术
纳兰霍的《蒙面人与靴子》中出现了人头和鞋子的组合。人头被蒙上白色衬衣，已经离开了人体，却还在自主活动。靴子异常破旧，上面搭挂着一条项链，系着耶稣受难十字架，没有人踩穿却自己在拼命扭动。
在马格里特的画作《情人》中，头上包住厚布的男女在接吻。他们头上为何包布，既然包了布，为何隔着厚布徒劳接吻，由于画面对这一切没作任何解释，因而就产生了强烈的神秘色彩。
纳兰霍的这幅画显然受到了马格里特的影响，他画中的布包里是一个没有身体的断头，却活着向前张望、向前冲击。这个断头是什么人的，他为何被人砍掉脑袋，离身之后为何还能飞行？
这一切在画中也得不到任何解释，比马格里特的包布脑袋更加神秘恐怖。凡·高曾画过一双歪歪扭扭、呲牙咧嘴的旧鞋，由于一贯的画风所致，凡·高的鞋子也像他笔下的其他形象一样充满张力和动感，在我们的视觉中莫名其妙地活动着。
纳兰霍的这双靴子则更进了一步，不仅充满了张力和动感，简直就是有人穿着它在活动。
鞋子为何会无缘无故地自己行动，画中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也走向了神秘化的极点。
这件作品效法马格里特与凡·高的神秘化创意，将布包人头与破烂旧鞋自主疯狂的无因神秘发挥到了极致。形貌神秘的极端化，使这个作品成为罕有陌生对象。
这似乎是一个牺牲了的勇士形象，尽管身体已经倒下，但头部还在奋勇向前，速度快得将包在头上的衬衣甩得老远；虽然两脚已经消亡，但鞋子还在奔突，英魂不散、忠烈永存是崇高，恐怖可怕、反常好笑混杂是怪诞。这双鞋子不仅破旧而且是两种款式，此人虽然在向前张望冲击，可脑袋眼睛却包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怪异幽默是滑稽。画中人的头部以及鞋子，衬衣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是真。脑袋离开身体能够飞行，鞋子自己可以走动，这是画家虚构的假。作品的这些构成元素带来的快感体验，使起读者不愿离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