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往今来曾诞生过无数杰出的文学家,他们使中国文化史的星空灿若繁星丽天,但更多如恒河沙数般的芸芸众生,却在中国文化史的星空图上消失了。以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而论,却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等人,如日月一般恒久地定格在历史的时空中。他们构成传统文化的侧翼,与孔孟学说为主的中国文化一起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该是多大的遗憾!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古代文化鲜活亮丽起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巍然屹立于东方,并骄傲地跻身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他们以平凡之身的非凡人生实践和杰出的文化功绩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在宋代文坛上皆享盛名,后人称之为“三苏”,皆被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苏东坡生于诗书礼仪之家,聪明好学,很有文章天赋。21岁时,与父亲、弟弟一道,入京参加考试。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令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兴奋得拍案叫绝,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东坡的。”
这一次科举考试,苏东坡兄弟二人高中,轰动京师,风流倜傥的苏东坡,成为京城人们推崇的偶像,其文章也一时洛阳纸贵。但是,正当苏东坡踌躇满志之时,其母程氏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守制。到了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通过考试,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东坡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可是当时的宰相韩琦认为苏东坡太年轻,资历也太浅,不应该入翰林,此事也就作罢,其时苏东坡只有二十八岁。
熙宁四年(1071年)元月,苏东坡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在地方官任上,苏东坡救灾扶贫,颇多善政,深得人民的敬爱。他虽然离开了京师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在地方看到的弊端,又使得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苏东坡自己也说,“如蝇在食,吐之乃已”。
苏东坡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奉调到湖州,仍一再上表给皇帝,使得朝中极为恼火。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话,牵强附会,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苏东坡在湖州才上任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是为著名的“乌台诗案”。可谓千古奇冤!苏东坡被押解回京上路,百姓都出来送行,人人泪如雨下。在这一年的岁末,苏东坡获赦,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在黄州总共有四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为了糊口,他不辞劳作,情愿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不受众人的怜悯。他还自号为“东坡居士”。“乌台诗案”给苏东坡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口腹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巨变,思想和文章的风格都有所变化,变得自由、旷达、雄浑、大气磅礴,著名的《赤壁赋》《念奴娇》以及《记承天寺夜游》便是此时的作品。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手诏苏东坡改任汝州团练副使,诏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句子,苏东坡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赵煦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对于苏东坡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召苏东坡回京,他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东山再起,他们纷纷要求尽废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恢复旧制,而苏东坡则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不能仅凭意气用事。应该说苏东坡的建言是很实事求是的,毕竟王安石变法有进步的一面,不能全盘废除。为了坚持真理,苏东坡多次与执政的司马光发生当面的争论,竟然有人将苏东坡比喻为第二个王安石。或许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
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内,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更新建筑,建设公立医院、建设城市供水系统、修筑运河、建水库、筑苏堤,整建西湖等等,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立下不少的功劳,可以看出苏东坡实在是个实干家,也可以看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亲民与仁政情怀。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不久朝中重臣大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革新派重新执政。
苏东坡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不久,苏东坡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贬往英州。厄运接连降临,他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即今广东惠阳。苏东坡到达惠州,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绍圣四年,一纸贬书,苏东坡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这里是历代贬官最远的地方,苏东坡在此不畏其苦,与民同乐,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祐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东坡也在召还之列,年过花甲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不幸的是,苏东坡并没有实现回归的梦想。1101年8月24日,苏东坡病逝于北返途中。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之峨眉山,这里离京师开封很近。
苏门六君子李文叔作祭文曰:“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东坡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东坡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可见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善良。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尽管他一生命运多舛,但他的心地善良天真之至,好像洁白无瑕的碧玉一般。
苏东坡一生的爱心无人可比,他的痛恨之心也是异常强烈的。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痛恨腐朽政治,屡屡在关键时刻吐露真言,因此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贬谪,苏东坡的不幸命运也正是他强烈的爱恨与对国家强烈的忧患之心的必然结果。
苏东坡具有独特的思维和人格,这是他能特立独行于历史的重要原因。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的高尚情操,未曾改变。苏东坡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画俱佳,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照耀着千年的中国历史,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
苏东坡坦然接受厄运,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没有被打倒,反以其达观和智慧,以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命运坎坷沉浮之间,留下了2700余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苏东坡一生,可谓历经坎坷。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功,没有真正的“终南捷径”,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去实现。前代伟大人物为我们走向成功人生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从他们的精神中吸取养分,获得启发,增添自己奋斗的勇气,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鉴于此,撰写此书,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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