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多数曾步入宦途的宋代诗人一样,苏轼诗中也有若干篇反映民生疾苦和揭露官吏横暴的作品。其中有些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如《吴中田妇叹》和《山村五绝》等,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流弊而作,前一首中写道: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后面接着写到由于新法造成“官今要钱不要米”,农家只得将粮食贱卖、甚至卖牛拆屋的惨景。这是直接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进行批判。
苏轼以诗词宣泄生活情绪,并将自己的“嬉笑怒骂”皆行之于文,《洗儿戏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是1083年苏轼为其第四子洗儿(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或满月时,会集亲友,为婴儿洗澡,叫洗儿)时所作。自古以来,“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的通病,“望子成龙”也必然望子聪明,而作者却“惟愿孩儿愚且鲁”,这种愿望多么不合情理,原因何在呢?从苏轼本人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聪明之人,却为聪明所误,一生贫困潦倒,坎坷不平,甚至差点被杀头,而那些庸庸碌碌愚鲁之辈,反而无灾无难,青云直上。在这种反常理的对比中,封建社会的污秽浑浊,政治官场的乌烟瘴气令人不触目也惊心!这是在以自我的不幸遭遇批判压制贤才的不平现实。
苏轼以诗人的眼光敏锐观察政治、人情、世态,目光如炬,异常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某些本质东西,因而其诗也显之以“异端”面目。他身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主观上只想对封建政治“补台”,发现改变不了,必然会引起深深的怨愤,于是他常常借助超脱、飘逸、不着世情的行为来抗争。当他被贬惠州时,写诗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以这种近乎玩世的放达态度来对待正在执政的政敌的迫害,难怪要再贬海南了。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载,苏轼这首《纵笔》传到京城,宰相章淳读到诗中“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一句时,冷笑说,苏轼还这样快活吗?于是把他再贬儋州。这是绍圣四年苏轼六十二岁高龄时发生的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苏轼是一条傲骨铮铮的硬汉子。被贬儋州后,行为更为不羁,他用椰子酿酒,用椰子壳做帽子,不以远谪为意,而以“违时”自傲,请看其诗《椰子冠》: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前汉·高祖纪注》云:薛有作冠师。
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苏轼已将切肤之痛,化为违时之言了。
还有一些则属于传统的内容,如《鱼蛮子》反映赋税的网罗无所不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因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农业欠收而自责“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等等。应该说,这两类诗都反映了苏轼作为一个正直官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批判现实的精神。
历史上绝大多数诗人,都具有这种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批判现实是历史上所有正直文学家的优良品质,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对历史、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像苏东坡那样,因强烈批判现实,而屡次遭受统治者的贬谪,甚至还因此而遭受“乌台诗案”的残酷打击与迫害的人,历史上的文人中也是常见的。而这正从侧面反映了苏东坡的批判精神对腐朽现实的强大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