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反贪污也是社会的一个主旋律。但反贪者往往都身败名裂，其呼声和行动得不到任何效果。原因很简单，专制制度下，敢贪污的人往往背后都有靠山，有的靠山甚至是皇帝本人。而贪污者往往又都是小人，无所不用其极，反贪者往往是君子，做起事来一板一眼，不走偏门。所以，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
乾隆时期，大臣曹锡宝准备把贪污犯大学士和珅扳倒，万事俱备，只因为一个人的告密而功亏一篑。
曹锡宝是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山东粮道和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乾隆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任命他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以监督官员为主要职责，曹锡宝在任上当然对当时的大学士和珅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事情了然于胸，而且气愤非常，他很可能从上任初就想找机会弹劾和大学士。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首先和珅权倾一时，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为他撑腰，连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都要让他三分。其次，和大学士贪污腐败从来不留下证据，曹锡宝想要动他，就必须要在证据上下工夫。但曹锡宝深知，即使功夫做得很深，以自己一个小御史去弹劾大学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不久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五月，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被人告发，该人不但在当地横行不法，还拥有说不清来源的巨额财产。朝廷下令追查到底，结果，调查结果证明告密者没有说谎。原本这件事就这样完了，但乾隆皇帝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殷士俊不过是一个家奴，他能得到这样一份巨额家财，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办到吗？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他主子的势力到处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派人对富勒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富勒浑也不干净。乾隆皇帝大怒，将此人革职查办。
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但在曹锡宝看来，事情虽然结束了，可经验教训却值得他深思。既然不能直接动和大学士，为什么不走曲线？他瞄准了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他希望通过告发刘全这个家奴，进而勾出和大学士来。
曹锡宝的思路很正确，刘全的身份跟殷士俊差不多。他在和家做仆人的时间非常长。最开始时，刘全并不服侍和珅，而是给和珅的父母赶车、跑腿。和珅父母去世后，刘全才完全地跟了和珅，和珅与他是无话不谈，因而深得和珅的信任。在和珅得势后，刘全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和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事宜全由他一人操持，并代理和珅掌管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
主子风光，奴才自然也跟着沾光。刘全平日就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无所不为。此人跟他主子一样，也善敛财。他广置房产，经营当铺、作坊和其他各种店铺，共积攒了二千多万两白银的家产，这个数字可是当时京官靠工资一辈子都赚不来的。
但是，这些证据事实上不能成为证据，乾隆政府曾规定，官员可以经营小商业，只要纳税就可以。曹锡宝如果以“刘全有二千多万两不明来源白银”为由上告，很可能被和珅一句话就能化解：这是开当铺与店铺赚来的，而且只是他自己暂时存放在刘全那里的，并非刘全的财产。
曹锡宝继续找证据，他发现刘全在和珅宅第附近的街道上修建了一所豪宅，规模宏大，装修豪华，室内各种摆设琳琅满目。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全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超过了清朝的规定。在清朝，等级观念相当分明，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马车，都有严格规定，如果超越了等级规定，那就是犯罪。在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并亲自到刘全家里考察后，曹锡宝终于胜券在握地于富勒浑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向乾隆呈上奏折，奏折的大概内容是说，大学士和珅的奴才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希望皇帝明查。自然，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奴才就敢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人撑腰。
现在已不能得知曹锡宝那道奏折的原文，但他在写完后肯定做了再三斟酌。因为正直的“告密”者在告密的时候，都会字斟句酌，很怕自己一不小心写了“栽赃陷害”的文字，而影响自己的声誉，同时也给“告密”本身带来麻烦。曹锡宝“告发”的初稿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写完后，就把纸稿拿给同事和朋友们看，请他们提意见。
在这期间，肯定有人会认为写得好，也有人认为哪个地方不该这样说，也有人认为都不能说。曹锡宝在总结百家之长后才定稿，然后呈给了乾隆。
乾隆皇帝当时并不在京城，六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熬，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在接到曹锡宝奏折后，立即将随驾的和珅召来，把曹锡宝的奏折扔给他，让他解释。
和珅当时非常镇静，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奏折，就回奏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而且，他对刘全非常了解，根本不会做出告发人曹锡宝所说的那些事。乾隆皇帝知道曹锡宝的为人，如果没有其事，他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和珅见乾隆皇帝不说话，就主动要求乾隆皇帝如果不信，可以派人立即去严查此事。即使没有和珅的要求，乾隆皇帝也会派人去查。他让留京办事的亲王和有关部门的大臣召见曹锡宝问情况，曹锡宝坚持自己所奏属实。有关部门大臣就派出专人跟曹锡宝一起来到刘全家查验。
远远的，曹锡宝看到刘全的宅子就有些纳闷，因为那和普通百姓的房屋一样，进入里面，曹锡宝险些没有晕过去，里面根本不见华服名车！也就是说，曹锡宝在奏折里写的那些事情，均属造谣！如果曹锡宝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肯定会相信自己是撞鬼了，或者是被鬼撞了。就在几天前，他还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考察过，有的名贵物件，他还用手摸过。转眼之间，这里就仿佛被狐精变没了一样。正直、毫无心机的曹锡宝只能也只好认定自己撞鬼了。
撞鬼的结果可想而知，查案大臣将查案结果报告给了乾隆。乾隆大怒，他一直就很相信和珅，现在，就更加相信了。他立即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至于是什么目的，用和珅的话来说，如今我是皇帝您最宠信的奴才，有些人嫉妒甚至恼怒都是理所当然的。难免会有人一怒而做一些傻事，比如攻击我。
乾隆皇帝相信了，强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曹锡宝无法“指实”，在证据面前，他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乾隆念他坦白，把他“革职留任”。此后，曹锡宝始终无法提起精神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心情忧郁，六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他在愤恨中死去。
即使在他临死前，他可能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可能想过刘全这个人不但是个小人，还是个神人，懂得未卜先知，或者就是自己纯粹是撞了鬼。
他的确撞到了鬼，但这是个内鬼。这个内鬼的名字叫吴省钦，是他的同乡，在朝中担任侍郎职务，是从二品官员。吴省钦是清朝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文人，有著作流传于世。吴省钦在没有做官之前，本是一个教书匠，虽然满腹经纶，但考了很多年国家考试，也没有考中。后来，他的学生和珅发迹，吴省钦就和自己的弟弟来找和珅，希望通过这条捷径，在科考中蒙混过关。和珅之所以要帮他的老师，首先他也不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家惺惺相惜；其次，师恩重如山；最后，和珅当时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结果，和珅通过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考试题目，吴省钦就这样考中了。
做官后，在和珅的提拔下，吴省钦连连高升。他的同乡曹锡宝把那个奏折初稿拿给他看并请他提意见的时候，他表面指点，一转身，就以兔子般的速度派人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将抄的一份奏折内容献给了和珅。对和珅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份绝密情报，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和珅在得此消息后，火速把刘全召到热河，经过一番商议后，让刘全快马加鞭赶回去，迅速拆除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该穿戴的衣物。速度之快再加上那边的官员耽误了点儿工夫，所以当曹锡宝跟随审案官员来寻找证据的时候，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曹锡宝反贪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逐名利的罪名，真是老天无眼。但从他个人身上来分析，这件事不成功是有一定道理的。和珅当时权倾朝野，找机会巴结他的人数不胜数，曹锡宝居然冒失地将奏折给他认为的可信任的每个人看，显然是忘记了自己身边的危险。即使没有吴省钦这个和珅的亲信，也肯定有别人告他的密。另外，曹锡宝虽然和吴省钦是朋友，可对这个朋友太不了解，如果他稍加了解，就不会不知道吴省钦是靠着和珅的关系才上来的。确切地说，曹锡宝的奏折也是一种告密，既然是告密，就有“密”字在里面，用雍正的说法，“密”最不可示人。他却拿着自己的告密内容招摇过市，失败是必然的。
不过，由于曹锡宝的告密内容属实，并且是以正直和道德为根基的，所以，他应该得到公正的评判。在他死后第七年，也就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老皇帝去世。第二天，上任的嘉庆皇帝就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之职。初八，又下令将和珅逮捕入狱。不久，令和珅自尽。同时也下令抄了刘全的家，搜得各种动产和不动产加上现钞：折合现金共值二十余万两白银，证明了曹锡宝原来检举揭发的全是事实。嘉庆帝想到了当年还有个告密者曹锡宝，发布上谕：“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曹江）视赠宫子荫。”
另一位告密者吴省钦的结局就不太妙了，他的靠山和珅“跌倒”后，吴省钦惶惶不可终日，但嘉庆皇帝似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并没有对他动手。可如我们所知，小人常戚戚。如果这个时候，他能主动站出来，当污点证人，很可能会得到嘉庆的嘉奖。
但他没有。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特意让以前和珅的同党们上奏。目的很明确，揭发和珅。吴省钦思考许久后，还是不肯把自己当成和珅的同党，居然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举人王云能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希望皇帝试看。”王云是他的同乡，“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就是民间传说的掌心雷。嘉庆皇帝看后，大怒，回他：“你身为朝廷命官，不在‘正事’上（揭发和珅）下工夫，居然搞些个民间玩意！”最终，他被革职还乡。
数年之后，这位告密者便默默无闻地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