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后来被称为“燕园四老”之一的金克木有过一段“西天取经”的经历。后来，他把居留印度时所遇人和事，写成一本六万余字的回忆录，题为《天竺旧事》。其中第四篇是《鸟巢禅师》，讲述了一个住在树上的温州和尚的故事。
那时候，金克木在鹿野苑研习佛典和古文。有一天，鹿野苑的中国庙住持老和尚德玉约他一起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金克木提议寻访西北方的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遗址。到了佛灭度处拘尸那揭罗，德玉和尚说要会会这里住在树上的鸟巢禅师。
这位鸟巢禅师是中国和尚。他住的地方是“一棵其大无比的树，足有普通的五层楼那么高。在离地约一丈多的最初大树杈上有些木头垒出一个像间房屋一样的东西。树干上斜倚着一张仿佛当梯子用的两根棍和一格一格的横木”。金克木好不容易上了“巢”，发现“巢”中并不小，但陈设简陋。“没有什么桌、凳、床之类，只有些大大小小的木头块。有一块比较高而方正的木台上供着一尊佛”。
鸟巢禅师操着家乡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同金克木聊了起来，尽管很难懂，但金克木当时正值而立之年，头脑活络，“弄清了大致情况”。原来他来自温州，发愿一定要见佛，便在此佛“涅槃”的圣地住下修行。起先搭房子，可三番五次被当地居民阻拦，只能在野地上住。因这里的冬天相当冷，就索性上了树，搭了巢。同样被人拆了好几次，但当地居民见他一个月不下树，也不吃东西，以为他成佛了，才让他住下来，还居然面对他的大树向他膜拜。他干脆再搭了一个“巢”。这个“巢”虽然比原来房子小，但位置却高一丈，离地约四丈，但还不到树顶，“巢被枝叶掩住，不是有他的行动，看不出有巢”。
金克木忍不住问：难道你真有一个月禁食不吃斋吗？
鸟巢禅师毫不在乎人家触到他的底线：“怎么不吃？我白天修行，念经咒，夜深了才下去在荒地上起火，做好几天的饭，拿上来慢慢吃。这里的人不布施我，我就在夜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化点粮食、火种、蔬菜、香烛，深夜回来。”
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常有人来对树拜，不用我远走化缘，吃的、用的都有人送来了。我也不用深夜才下树了。有时这里人望见我就行礼，叫我一声，我也不懂，反正是把我当作菩萨吧。”
这是为何？归途中，一位印度人向金克木道出原委：这里的居民相信这一带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圣地，那棵大树是朝拜的对象，更不让人上去。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居民传开了，说是罗摩下凡了。神就是扮成这个样子来度化人的。居民也不知他是什么教，修的什么道，只敬重他的苦行。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是看重苦行的。
鸟巢禅师并不以“鸟巢禅师”自居，他曾告诉金克木他的法号，可惜金克木忘了，在这篇《鸟巢禅师》中没有记下其真名。
《法音》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出《鸟巢禅师》一文后，引起一些温州人的兴趣。温州图书馆潘猛补曾致信金克木询问有关鸟巢禅师的情况，但金克木已想不起更多故事以及他的真名实姓。研究印度文学的温州学者、诗人瞿光辉亦曾撰文介绍。笔者也写过一篇小小的读后感。但鸟巢禅师到底是谁？他后来又怎么样了？终归是个疑问。
其实，金克木的文章里已留下一点线索。他在介绍德玉和尚时候说，“他来到‘西天’朝拜圣地时，发现没有中国人修的庙，无处落脚，便发愿募化；得到新加坡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了庙。”如果知道这位新加坡的中国商人是谁？或许寻找到鸟巢禅师的蛛丝马迹。
最近笔者读到商务印书馆一九四〇年八月出版的《印度古佛国游记》，作者李俊承就是资助德玉和尚在印度鹿野苑建造中国庙的新加坡商人。德玉和尚的师傅道阶和尚原是北京法源寺住持，一九二六年被迫离京，游历鹿野苑时发现一所唐代华僧所建的“支那寺”遗址，便发下心愿，要在有生之年予以重建。
一九二九年，道阶和尚在缅甸仰光参加“世界佛教会议”，遇见新加坡代表转道和尚，会后随转道至新加坡，认识了当地笃信佛教的富商李俊承。用今天的话说，李俊承是“富二代”，奉父命十七岁下南洋，先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创办永兴公司、太兴公司，购置大丰饼干厂，出任和丰银行总理等。他答应资助道阶和尚重建支那庙。不料，一九三四年，道阶和尚圆寂，已做好勘察、规划的重建工作搁置。一九三八年，李俊承将此重托交给德玉和尚。故此，李俊承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两度访印，第二次是主持重建典礼，并易“支那寺”名为“中华佛寺”。《印度古佛国游记》即是一九三九年印度之行日记，其中李俊承果然提到了鸟巢禅师。
行奠基礼后，李俊承朝拜佛国圣迹。二月十日，经拘尸那揭罗，在德玉和尚引见下，他见到了住在树上的和尚。“近处参观即毕，德玉师前导南行赴一英里之外罗摩巴·堵波（Rama Bhar Stupa）。该窣堵波已倾圮，唯余瓦砾堆，颇高，如小山。上有二大树，有中国僧人善修法师在树上结庐苦修，已历多年。德玉师与彼相识，呼之下树相见。予赠资为袈裟费，拒不收。予等为摄影二帧，乃归。树旁另有陶制动物形之物，大小数个，后竖一简陋之幡，询之为印度人崇拜之物，想系拜自然之教。林君为摄一帧。”李俊承早于金克木见到了鸟巢禅师，虽然他没有详细描绘鸟巢禅师的事迹及住处，却记下他的法号并拍了照片，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证鸟巢禅师的故事，提供了线索，十分宝贵。而且从鸟巢禅师拒绝李俊承的赠资来看，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苦修。
一九五六年，冯友兰随中国代表团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逝世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居然也遇见了这位住在树上的中国和尚。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写道：“在释迦牟尼的墓地（坟墓就是一个很大的土冢，杂草丛生，毫无标志）却碰见了一位中国和尚。他是在民国初年，从四川步行到印度的，路上走了十几年。他到释迦牟尼墓地的时候，那个墓地更是一片荒芜。他在一棵树上，搭了一个巢，晚上睡在巢里，下面很多毒蛇，他也不怕。每隔几日，他到附近的城市去乞食，乞来够几天用的食物，他就又回到树上。一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带着人来把墓地清理了一下，印度政府还为他在墓地附近盖了一间房屋。我们也到他的小屋里坐了一会儿，他那间小屋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是在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冯友兰虽然也没有记录这位和尚的名字，但他无疑就是与德玉和尚、李俊承、金克木相识的鸟巢禅师。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鸟巢禅师了，有了地上的房子，有意思的是他的小屋墙上还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五九年一月，南洋大学教授许云樵率该校史地系毕业生赴印度进行旅行考察。回来后，写成《天竺散记》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在是书《旅印观感录》一文中，他感慨印度是一个“极端国家”，并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对比是：“她有名闻天下第一次征服二万九千一百六十尺的世界第一高峰Chomo Langma的爬山英雄天星（Tenzing尼泊尔人），也有不问世事、结庐在榕树上苦修二十八年的善修法师（温州人）。”
综合金克木、李俊承、冯友兰、许云樵等人的描述，大致可以粗略勾画一下这位现代“鸟巢禅师”的形象了。
“鸟巢禅师”法号善修，温州人，俗姓及出家年月不详。金克木说，鸟巢禅师和德玉和尚的年龄差不多，都在六十来岁，可以推测鸟巢禅师大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善修法师一心向佛，一九一〇年代初从四川一路步行，历经十多年的坎坷，到达印度，在拘尸那揭罗附近一棵大树上搭巢苦修近三十寒暑。善修法师是一位苦行僧，金克木曾亲见他的两膝满是火烧的伤疤。冯友兰在那次访问中，虽然到过许多地方，却没有遇见一个印度的佛教和尚或尼姑，只碰到鸟巢禅师和另外一位中国尼姑，他由此感叹佛教在印度的衰微。但这或许能说明善修法师的声名了。而许云樵一文将之与爬山英雄天星相比，更可证明他在印度的知名度。
一个异国他乡之人能在“西天”受到如此礼遇，实在是一种荣耀。诚然如金克木所见所闻，善修法师的“巢”内并无佛典，诵的是自幼背熟的经文，识字不多，中国话和外国话也讲得并不怎么样，实在不是一般人眼中高僧大德的形象。虽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到西天的目的有别于唐三藏，反而让我们很容易想起西藏路上见到的转山人，但他内心对信仰的追求是和唐三藏一样的。尤其在佛教式微、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时代，徒步千万里，苦修一生，其内心世界承载的毅力何等强大。这种“我一定要见佛，我一定能见到佛的”执著精神令人感动，令人尊重。品味金克木的文章，多少透露着惺惺相惜的意味。金克木又何尝不是一位治学路上的“鸟巢禅师”呢。
鸟巢禅师本是唐朝的一位高僧，因为与大诗人白居易的一次对话深为人知。白居易出任杭州太守时，去拜谒鸟巢禅师。禅师俗姓潘，九岁剃度，二十一岁受戒于荆州果愿寺，后入陕参禅，悟道南归，见杭州秦望山有一棵苍劲古拙的老松，便在树上结庵而居，故人称“鸟巢禅师”。白居易在巢下问：“禅师住处甚危险。”禅师答：“太守危险尤甚！”白居易不解：“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禅师道：“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白居易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不屑：“三岁孩儿也解那么道。”禅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居易心悦诚服，作礼而退。
在《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也出现过一位住在树上的和尚的形象，不过，吴承恩给这位大师取名“乌巢禅师”，而非“鸟巢禅师”。
鸟巢禅师的事迹流传很广。宋代大画家梁楷绘《八高僧故事图》，其中之一即鸟巢禅师与白居易。一九二二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杭州旅行，慕名而访凤林寺。该寺又名喜鹊寺，即鸟巢禅师的道场。他说：“寺本身几乎不值得一看，但有应该凭吊之处。”一九三五年十月，该寺鸟巢禅师塔院重建，太虚大师撰重建碑文。
不过，唐代的故事毕竟离我们有点远，乃至虚无缥缈，而金克木、李俊承、冯友兰等人却是很幸运见到了一位现代“鸟巢禅师”。遗憾的是，对于善修法师的经历，我们所知有限，遍查有关温州宗教史资料未着一笔。真心希望有人通过上述线索来进一步挖掘，添上精彩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