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完整的文化形态而言，慈孝文化成熟于农耕时代。随着历史的车轮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又渐进现代社会，慈孝文化又多有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社会阶段，如何传承慈孝文化？本章从当代思考、当代价值和当代传承三个角度加以阐述。
现代社会具有社会的开放性与公民的自我性两大特点，人们追求独立人格，无论在家庭或社会都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那么，由农耕社会延续而来的慈孝文化在当代社会还有其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下面将以前述慈风孝行的有关内容切入，结合当代的一些社会现象作简要的思辨，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
董孝子尧拗孟公尧他人
董孝子与拗孟公是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两个人物，是有关慈孝文化的两个极端，前者是孝子，后者是逆子。
分析董孝子与拗孟公的故事，这两个主人公心里均有个“他人”。董孝子的传说中，有这样一情景：乡邻赞其孝行感动天地，而董黯却说是母亲的慈感动天地，从中可知董黯心中的“他人”是其母亲。拗孟公的传说中，前面说他叛逆不孝时，十分自我，心中没有父母；结尾说拗孟公觉醒，心中的“他人”出现，并由叛逆变为顺从，最后满足父亲的心愿而成孝子。
董孝子与拗孟公的传说在慈城流传千年，是最为典型的慈孝故事，这两个故事有共同点：慈者或孝者的心中都有“他人”。前述的慈风孝行，归根结底也有“他人”的概念。第五章的故事类型分析中提到，类型变化之一就是“自我到利他”，这类“利他”类型的故事如换代物型故事在当代仍有流传，笔者认为，这就是民间对故事主题的当代认同。
如今，在我们的身边还能找到类似董黯那样的孝子，也有拗孟公似的叛逆者。比较董孝子与拗孟公，民间又有“做拗孟公容易，当董孝子难”之说，想必是因为拗孟公可以不顾他人而随心所欲，而董孝子则要为他人放弃自己的一些欲望，奉献自己的一些东西，甚至是奉献一生。也正因如此，民间早有做孝子难的说法，比如“久病床前无孝子”。
分析“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一说法，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做孝子难，一是做长期侍候病人的孝子更难，尤其是侍候年老的病人。为什么这么说？子曰：“孝，无违。”无违，即是顺从。一个人要顺从另一个人，或者说子女要顺从父母，那自己的个性、主见必定受到限制，因而孝子是需至心至行的修炼的。民间视老人为老小人，因为人一旦进入老年期，其思维、言行常常近似儿童，侍候这样的老人，仅仅有顺从是不够的，更需耐心，要晓之以理地开导，动之以情地劝说。很多情形下，一个人的性格会因其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年纪渐大，人的体质开始衰弱，尤其是长期患病卧床的老人，因病痛的折磨，其言其行往往会变得十分怪异，令人无法理喻，因而宁波的民间又有“病孤独”之说，想必“久病床前无孝子”也与此有关。“久病床前无孝子”，是否单说儿女的不孝呢？非也，这是在双向提醒世人。一方面提醒老人，既然知道自古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就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别让晚辈讨厌。民间还有“养老日日厌，养小日日鲜”的谚语，这看似对老人大不敬，其实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本性，或者说是动物本性。另一方面，“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提醒小辈，病人很难服侍，无论如何要耐心点，别让他人说自己不孝呢！这样的思维下，这样的心态下，双方的心中都有对方，就能彼此理解、体谅对方。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与言，以“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的做法宽容以待，“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烦恼也许会少一些。
董孝子的传说从正面传播一个道理，即孝子是因心中有他人而慈孝；拗孟公的传说也传播一个道理，即逆子可以通过从“自我”到“想到他人”的转折而变成孝子；谚语“久病床前无孝子”提醒世人多为“他人”考虑则烦恼少。由此，当代的慈风孝行能否从“缩小自我，放大他人”做起呢？
这里的“缩小自我”是否有悖当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否与上述公民的自我性相矛盾呢？笔者提出的“缩小自我”，特指极端物欲驱动的自我扩张而影响公德良序的自私自利行为，这种行为只想自己而从不考虑他人，这是其一。其二，这里说的“缩小自我”，不排斥法律框架、道德范畴内的个性自由。笔者提出“缩小自我”的背景是当前急剧转型的社会，因为在当下社会，前四章所述的那些传统价值观、行为方式几乎都被解构，而新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还没健全完善，新出现的阶层固化、利益抱团等等，常常使一个人处于公与私之间的动态地带，这就需要有个约束自我的自律。“缩小自我”，确实是一个人至心至行的克制或修炼，比如董孝子为母亲克制自己复仇的欲望；“缩小自我”，有时还得放弃自己的利益，比如拗孟公不能再随心所欲了。
而“放大他人”，就是时时刻刻想到他人。这里的他人或许是亲人，或许是同事，或许是素昧平生的路人。一个人如果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为他人着想，向他人行善，那这个人肯定是个高人，民间说法“是个好人”；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利益为他人着想，向他人行善不断，那这个人肯定是大好人，民间说法“是个菩萨心肠的人”；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终身利益为他人着想，向他人行善一辈子，那这个人肯定是圣人，民间将其认定为“菩萨”。无论是好人、高人，还是圣人，其实都是凡夫俗子，在放弃利益行善之时，或多或少会有心理挣扎，那过程或长或短，正是至心至行的修炼。
近年来，宁波的一个高人以“顺其自然”之名不断地给慈善机构捐款，“顺其自然”成了当代宁波慈风孝行的代名词，伴随而来的是民间的猜测：此人是何方人士？动机又是什么？因为时下善人不少，而默默行善者却少，因而民间常常将行善留名之举视作舍利与得名的互补。这是当代的慈风孝行之障碍，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之说产生的根源，因为民间的事大多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因此一个忤逆者常常盖过众多的默默行善者。不过，宁波人还有“做了好事千年存，做了坏事万人恨”的说法，想来董孝子以及历代的孝子为后人传颂了数千年，而且流传在各个时代的版本又有所不同，可见民间还是认同这些道德楷模的。因此，行善虽默默无闻，但总归会受到世人认可。
从董孝子到拗孟公，是慈孝文化历史传承的个案。其实，慈风孝行在华夏大地延续数千年，不说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孝子（女）也层出不穷。江北区连续四年举办中华慈孝节，从每年所推荐的慈孝候选人以及从中评出的十大慈孝人物来看，其中一大类便是不同事迹的孝子（女），他们中有“12年如一日照顾瘫痪父母”的河南洛阳监狱中队长、警察作家王春来；有把爱献给老人的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社会福利院原院长鞠爱彬；有孝媳妇代表、河北省行唐县龙州镇西关村村民张建霞；有20年如一日赡养着4位烈士父母的退役军人李彬；有照顾养母12载，带着母亲上大学的最美女孩孟佩杰……这些慈孝人物的具体事迹虽不同，根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心中有“他人”，“缩小自我，放大他人”就是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
综上所述，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一——“缩小自我，放大他人”。
后娘尧养母尧女人
后娘、养母都是与儿女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后娘是民间对继母的俗称，宁波民间还称继母为“蛮娘”。谚语“六月的日头，蛮娘的拳头”，说的就是蛮娘像当夏六月的太阳那般毒辣。为什么“儿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中的母亲变成继母之后，会被民间如此痛骂？这里面可能有“肚勿痛，肉勿亲”的原因，也可能是有个别恶行恶状的后娘影响了这一群体的整体形象。河南新乡有歌谣《菠菜根》唱：
菠菜根，就地黄，人家有娘我没娘。爹爹给我娶新娘，新娘抱个小弟弟。弟弟吃稠我饮汤，端起碗儿泪汪汪。
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因为有偏心的后娘，也就有了上述谚语与歌谣。倘若以谚语的讽刺、警示诸功能来分析，“六月的日头，蛮娘的拳头”之说，其实与“久病床前无孝子”一样，至少也有正反两方面作用。正面是提醒作用，提醒上下两代人：为人继母者，要善待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女们，虽说长者能教训幼者，而且民间多认为“棒打出孝子”，但由于是继母，因有“肚勿痛，肉勿亲”的说法，教训或做继子（女）规矩时，千万要注意教育的形式、说教的分寸，否则就会造成让继子（女）伤心、自己被人唾骂成恶母的后果；为人继子（女）者，则要尊敬后娘，省得多挨拳头。反面作用则是此类说法给后母与继子（女）造成了心理的隔阂等。
数千年来，有狠心的后娘，这就像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慈母一样，但民间还是有心地善良的后娘，对待继子（女）胜似己出。如《三娘教子》中传颂了善良的三娘；在慈城，方志、家谱等典籍也记载了一些后娘的慈孝事迹；前述贞节坊中，有些也是表彰后娘的慈爱美德的，如清道光三十六年（1856），耸立在县东五里夹田桥北的节孝坊，就是为一个后娘张氏所立。
比较而言，养母的名声比后娘好，在宁波几乎没有讽刺、警告养母的谚语。当今亦有可圈可点的养母，首届中华慈孝节中评选出的爱心妈妈史金凤就是其中的一个。十多年来，史妈妈收养186名聋哑儿童，2005年，她的事迹被广为传播，并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真情故事”之一。江北的吴建平则是宁波城北慈善养母的代表。十多年前，吴妈妈从死神手中抢回养女，又用母爱唤醒了变成植物人的养女，之后她又教养女系鞋带、扣纽扣，还教她上网、游泳……她赋予了残疾养女生存自立的本领。
后母、养母、娘亲是对为人母亲者的三种称呼。宁波有“宁可死做官爹，勿要死讨饭娘”的谚语。此谚语包含着多层意思：一是说母亲对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二是说旧时的母亲能为儿女要饭，而父亲却多只为自己当官。反过来说，即父亲当官大多并非为了儿女，而母亲讨饭更多地是为了儿女。当然，谚语还具有深邃的哲理性与委婉的劝诫性，“宁可……”一语既谴责一些不负责的父亲，更盼贤淑母亲长寿。民间祈盼母亲长寿的这种心声，也是希望不发生歌谣《小白菜》中所唱的“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三两岁啊，没了娘啊；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就怕爹爹，娶后娘啊”的悲惨情形。
没有考证过“宁可……”谚语产生于哪个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此语产生于封建社会，是民间对儒家的三纲五常缺陷的批判，也是民间对母亲的赞美，肯定了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一个贤惠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
后母、养母、生母的爱都是母爱，母爱是源于自然赋予的责任而产生的慈爱。也许是自然的赋予，因而母爱具有不求回报、不求索取的无私与博大。因为母爱的无私与博大，自古称颂母亲为慈母，民间多有慈母严父之说。由此，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二——“源于慈爱，始于女人”。
这一思考并非是对慈孝文化的追根溯源，而是认为慈孝文化的当代传承乃是慈与爱，而且女性的慈与爱是当代慈风孝行的基础。
界石尧滴水尧公众
“种养捕猎的忆趣”中所记的石家庄高邑民间有关起土落地的习俗是：落一尺留一尺，不得逼近界址；在房舍周围如无三尺地，则得留水道及滴水，筑墙亦须留有余地。
传统建筑的墙角大多砌有一块界石，石面阳刻“离墙××尺为界”等文字，如慈城民居周世堂的墙界外“留己地二尺，其余公地也”，冯兴房墙界外留滴水六寸等，这是民间约定俗成之规以勒石的形式显示于建筑中。因起土落地或者建房砌屋最容易引起邻里纠纷，有可能还会影响公众利益，故民间又以“屋宽勿如心宽”之说提醒公众。流传至今的六尺巷的故事，正是士大夫“屋宽勿如心宽”的写照。
安徽桐城旅游景点之一的六尺巷，源于发生在巷子里的一段邻里佳话。清康熙年间，巷子里的张、吴两家主人都在京城做官，一次两家因改建住房争夺相邻空地而发生纠纷。张夫人争执无果，便书信一封要当宰相的老爷张英出面处理一下。不料，这位高官丈夫却作诗劝导：“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老夫人接到回信后，按老爷的诗语让工匠将外墙后退了三尺。吴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也将外墙后退三尺。这样，张吴两家的院墙之间，留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公共通道。试想一下，倘若当年的张吴两家不是后退三尺，而是各向外争三尺呢？此类纷争自古而今一直没有平息过，如果人人都像张英那样想得明白，那就处处都是六尺巷，桐城的六尺巷也就不会成为当代的景点了。有一次，在慈城做田野调查，一老太陪同笔者看她家的建筑构造，大煞风景的是灰色的砖墙上竖了根乳白色的塑料落水管，一问才知是隔壁旧屋翻新，将屋檐的落水管越过相隔的墙头通到老墙门的院子来。据说，每当下大雨，隔壁的雨水加上老院子的雨水，常淹过台阶而流进屋里。令老太怎么都不能理解的是：怎么好将落水管通入邻家的地界，且不说损人利己，这不是让自家的财势（水）往外流吗？
财势不外流是民间住宅风水中的一个说法，而且一些古民居也以此俗设计，如江苏周庄沈厅的屋檐设计，其屋檐水点点滴滴回落在自家的水缸或天井里。考察中心各地大多也有此风俗。此俗实是讨世人讲究发家致富的彩头，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笔者十分钦佩率先提倡这一建筑民俗的先人，它运用了欲欲相克的道理，利用世人求财求福的心理来制约世人的占有欲。否则都像上述那般将落水管伸入邻家的院子，那成何体统呢？如今，有些城市的住宅小区，一些居民将空调安装在楼梯过道的外墙上，这样冷凝水滴淌着，顺墙壁自由落体，点点滴在过往行人的头上，这是与落水管伸入邻家院子一样损人利己的行为。如前所述，慈风孝行需要缩小自我，放大他人。从人性角度分析让出六尺巷、落水管乱接、空调冷凝水乱流等现象，归根到底是人的占有欲是否得到克制。占有欲，即人的贪心、私心，既是动物本性，又因人的自制力不同而有强弱之分。如果一个人能够克制私心，那么他与别人的纠纷就会少一些。上述“屋宽勿如心宽”的谚语是民间的一种劝告，劝告世人要不断地反省，要自我压制私心，否则一旦欲望膨胀，再宽大的房子又有什么用呢？
宁波还有“好狗不拦路，拦路非好狗”的谚语，语中的狗，暗喻人，拦路，即挡道。虽然张英的诗雅，民间的语俗，但两者异曲同工，都告诉人们一个浅显的做人道理：遇事替他人想一想，替公众想一想，连狗都明白的理，人怎么能做不到呢？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当轿车成为很多城乡居民的交通工具之后，不少城市都陷入了行车难、停车难的两难境地。当然这两难首先是由车多路窄、车多车位少等因素造成的，但也与人是否有“他人”意识有关。笔者不经意地观察无人管理的停车场，发现总有些横亘于车位分隔线的车辆，这样一车占两位，就影响了他人停车。宁波有个一家一户带车库的住宅小区，是20世纪末开发的连排别墅区，小区容积率相对较低，可如今也出现停车难，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业主将自家车库改作他用，又将车停在库房后门，可房屋间的宽度不足以停车，这样就导致屋外停车占用邻居的后院，并影响库内车辆的进出……六尺巷中的古人真的可以笑看当下的邻里停车矛盾了。
众所周知，汽车开上马路，司机就得遵守交通法规，可偏偏有些司机是急性子，很少有按序开车的耐心，更不愿意按线驾驶。很多马路堵塞是由碰撞引起的，而碰撞大多是心急超车引起的。马路上的车无论是宝马跑车，还是奇瑞QQ，时常会超越双实线借对方车道超车，这是严令禁止的，可有些人总记不住这些规则，一不小心就成了民间讽刺的“拦路狗”。另外一些司机还是马路填空高手，无论是黄格线，还是斑马线的空位，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毫无顾忌地争抢填空，这自然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司机也可能会成为被人唾骂的“拦路狗”。
界石、滴水、行车，三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又似乎都与慈孝无关，但从马路行人有老人、有儿童这个角度上说事，就又相关了。司机礼让斑马线、黄格线，让老人、孩子先行又如何呢？前述舟山民间有礼让三分的规矩，大船让小船，顺风船让逆风船，同是逆风船则橹前船让橹后船等，这是海岛民间的慈风孝行。而如今宁波公交车的驾驶员也做到了礼让三分，笔者常看到过马路的老人会对公交车的驾驶员招手以示感谢，是一道民间所颂扬的“侬敬人三分，人敬侬七分”的美丽道德风景。
其实这种美丽是因公交车驾驶员眼里有“他人”，或者说有公众，而上述落水管伸入邻家院子，空调冷凝水滴在公共过道，汽车填满横格线与斑马线等社会现象，则是种种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不和谐现象，也是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维在日常的表现。笔者不否认人的私心，古人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不违公德秩序的前提下可允许适当的私心与自我。但如果说，一个人极端漠视他人，漠视公众，那这种自私自利便是公德意识的缺失，这样的人往往会是心地不善、行动不慈、欲望不断扩张的。当一个人公德意识缺失时，其私德也必将滑坡，甚至难守底线。因为公德与私德往往没有明显的界线。
一个人的慈孝行为展现一个人的道德追求与道德操守，多个人的慈孝行为聚合汇成民间的慈风孝行，更多人的行为道德聚合构成社会的道德体系。道德是立人之本、成人之路、做人之道。由此，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三——说是慈孝，实是道德。
微笑尧棍棒尧教化
每当母亲给怀里的孩子哺乳，她会默默地微笑；每当母亲端详着熟睡的孩子，她会莞尔一笑；每当母亲的乳汁一点一滴被吸进鼓动着的小嘴里，她会绽开满足的笑容。大多数人是从母亲的笑容中首先看到人间的善良和人间的美好的。随后，孩子渐渐长大，在其自己赚钱自立前，还是依靠家庭，受家庭与家人的影响。那么影响有多大多深？每个人的答案或许各不相同，但可能有不少的回答与母亲的微笑、母亲的慈爱有关。前述的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源于慈爱，始于女人”，说的就是这个理。
作家张良鸿在《慈母趣咒》一文中写道：“小时候很顽皮，上树掏鸟窝、钻洞躲幽猫，结果常常不是裤子钩破，就是褂子纽扣扯掉。衣裤弄破了还装得若无其事，结果突然被母亲发现，她会一边补，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什么‘小鬼老闯祸，衣服又钩破’，‘小顽太调皮，大人勿欢喜’……什么时候衣裤补好，符咒什么时候才停念。其实这些咒语很普及，隔壁外婆、邻家阿嫂全会念。”文中虽没有描写母亲的微笑，然而细细读来，读者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母亲的微笑，笔者也曾被母亲如此趣咒过，而且她的微笑有时带着些严厉，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严厉，“养儿才知父母恩”，其实那是母亲慈严相济的微笑。
母亲的微笑还能从一些歌谣中品出，“宝宝困了眼睛小，眼睛小了要困觉。妈妈坐摇篮边，把宝宝摇呀摇”；“馒头花，开三朵，我娘从小抱着我；怀里抱，被里裹，大花枕头支着我”。微笑是人的一种表情，是一种慈与善的表情；微笑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善良的处世态度；微笑还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张母趣咒就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教育。
如前所述，一个人自来到人间，依偎父母之怀，吃喝拉撒睡，几乎不出家门，自然受着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影响。浅显地分析，其影响至少有三：一是谋生道路，二是思想品性，三是生活习惯。关于谋生道路，古人云：“弓人之子常为弓”。当代虽然没有这样的限制，但很多还是跳不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规律。譬如生在农民之家，世代务农，想变锄头为书香，有点困难，真想变，那就得努力、努力、再努力。至于思想品性，大到认识、评价一切事物，小到喜恶某一物件，一个人耳濡目染了家人的言行，大多会顺着家人的思路走，而且这个思路或多或少会影响其一生。第二章中的《家训调查表》所示，16位被调查者的慈孝行为都受家里长辈言行的影响，这是一种较为朴素的民间教育方式，是以自己的实际言行来影响孩子，即言传身教，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正如《慈母趣咒》中所写的那样：“儿时小伙伴长大后个个都是善良好心人，全凭劳动谋生”。
民间还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说法，显然，这是与微笑教育相对的教育方式，有时这种方式比溺爱宠养教育更有效，但如果“天天小棍棒，三天大棍棒”地教育，容易给孩子的心灵留下不慈不善不和的阴影，不利于塑造孩子的优秀品格。自古以来，民间十分重视人的教化，“养不教，父之过”即是例证。在前文“家庭家长的教诲”中所述的家训与族规就是考察中心的一些家族教化子孙的方式，这些方式介于微笑与棍棒之间，主要用来规范一个人的行为，内容以怎样处理家庭成员关系为多。由家训、族规引出的一些村规民约也是规范一个人行为的教化手段。
关于教化，明朝时期民间出现了咬奶头型的故事。这类故事大致写一盗贼少时行窃，其母见而大喜，从不制止，后竟成为大盗，罪大恶极。此人临刑时，欲一含母乳，死而无憾。母袒胸与乳，其人啮断奶头，恨曰：“若早匡救，何至今日！”这类故事以《偷白鲞咬奶头》《做贼偷葱起》《咬奶头》《娇子不如杀子》《临刑啮乳头》《法场咬乳》《孩子咬娘的故事》等不同版本广泛流传于浙江、江苏、河北、河南、湖南、安徽等地。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对于良心起源的解释是幼年时某些行为得到长辈的称赞。从咬奶头型故事与罗素的“良心是教育的产物”之说可见，无论人本善，还是人本恶，一个人的良心是可以教化的，那么一个人的慈孝行为不也可以通过教化来培育与巩固吗？
何时教化最为合适呢？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大意是一个人在孩提时已养成了行为习惯，此后常常延续其一生。毛泽东认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按民间的“三岁七岁”论，一个人的启蒙时期正是品德萌芽阶段，自然是慈风孝行的最佳教化时期，而如今的很多母亲却乐此不疲地带着年幼的儿女背唐诗、弹钢琴、学奥数，并且言之凿凿：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笔者认为，母亲给孩子启蒙时不仅要让其背唐诗，更要背《三字经》，最佳是母亲口授的、已经去掉不符当代价值内容的《三字经》等道德启蒙读物；不光要教授孩子弹钢琴，更要教授其如何尊长互爱；不仅要让其学奥数，更要让其学人生礼仪的规范，以培养孩子的慈孝之意识和行为。诗人但丁认为“道德能弥补智慧的缺陷，但智慧永远不可能填补道德的空白”，由此，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四——行得于教，动碍于规。
稻穗尧家务尧责任
张洁的《拣麦穗》描写了农村姑娘在月残星疏的清晨，挎着一只篮子，顺着田埂小路跟着割麦的人拣麦穗的情景。如今，年过半百，尤其在农村长大的中年人大多有拣麦穗或拣稻穗的经历，儿时的他或她怀揣着一份美丽的痴想，像文中的姑娘那样，洒汗水，历艰辛，憧憬或者向往着未来不可知的美好世界。
像这样拣麦穗或拣稻穗，可能是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可能是暑假回家帮助父母劳动，也可能是暑假去乡下祖父母家或外公外婆家小住，长辈给晚辈所派的家务。类似这样替长辈分担家务的行为，民间俗称“替手脚”。
笔者认为，长辈让晚辈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是教化的一种，是寓教于行的一种，至少可避免晚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因如此，现在大凡五十岁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儿时承担家务的经历，生长在农村的或许割过猪草种过稻，生长在城镇的多数洗过饭碗扫过地……而如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很少让孩子做家务，尤其在独生子女家庭。有些家长即使让孩子做家务，也会与经济挂钩，如洗一次碗五元，拖一次地板十元等等。当然这样做是与市场经济接轨，或者说是让儿女给父母做钟点工，是当下做家务的新民俗；有的学校，以布置家庭作业的名义让学生回家帮助父母做家务。如此竭力倡导子女帮助父母做家务，实在是因为孩子们懒得做家务。从这个社会现象来看，如今的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在长辈的娇惯下，养成了“自我为大”的通病。在物质刺激下做家务，或完成家庭作业式地做家务，自然已失去做家务的本意，更没有张洁笔下《拣麦穗》里那样的美感了。
其实做家务可以培养人的劳动观念，可以让人体会付出与收获的喜悦。拣麦穗或拣稻穗，能使人从一拣一弯腰的艰辛之中理解“粒粒皆辛苦”的含义。鼓励未成年人做家务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拣麦穗或拣稻穗，走进农村，接触农民，久而久之，会使青少年对土地、对农民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也许，有人会说，带青少年去农家乐不也是走进农村、接触农民吗？诚然，去农家乐，寓教于游玩的快乐中，自然是件好事，但毕竟是游玩，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走进农村、接触农民，是一种“采摘成果”式的教育，很难让青少年真正体会“樱桃好吃树难栽”的艰难，其弊端是使青少年觉得一切来得那么容易而产生反作用。如果鼓励青少年做些提篮小买之类的家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不管是农贸市场改超市，还是露天菜场改室内菜场，如今的买菜仍然要面对菜农，或者面对小商小贩。买菜时，总能看到菜农或小商小贩：冬天，他们的手冻得通红，有的手生了冻疮，有的手皲裂了；夏天，他们的汗水挂满了脸颊，湿透了衣衫；还有一些卷着湿漉漉的裤腿，身上有难闻的腥味……这样做家务，是另一种社会实践，或许能使青少年明白一菜一饭是那么的来之不易，那就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从而萌生感恩父母、感恩生活的情怀。感恩是慈风孝行的原动力，也是慈风孝行的外在表现。显然，一个人的慈孝观念的形成受其家人或家庭影响，还与其社会实践有关。做家务，让青少年从小参与社会实践，就能让其感受人间的真、善、美，从而更好地端正自己的行为与思想，理解慈孝的真谛。
随着时代的变迁，家用电器充分普及，家务类型也由此改变了许多。然而不管怎么变，仍需要每天擦桌扫地。“洗脸只洗鼻头梁，扫地只扫地中央”，是民间对不负责的扫地人的警示语。如果让青少年做些擦桌、扫地之类的家务，就能让他们懂得，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家务这样的小事，也须尽心尽责的道理。那做家务是否能起到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劝诫作用呢？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责任感需要长时期的培养和教育”，让青少年做家务或多或少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只可惜，时下不少家庭的家务也请保姆或钟点工来做，连家长自己都不做家务了，如何让孩子做呢？做家务是小事，培养人的劳动观念是大计；让孩子适当承担家务，伴随着家务劳动渐渐地把“他人”“众人”之类的种子播入孩子幼心的心灵，就能让其收获勤劳、责任、感恩之果。由此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五——寓教于实，教其责任。这里的“实”即实实在在的行动，可以是家务劳动，可以是社会实践等，切忌言之不实、言而无信，而要言归实践、言中有物。
字纸尧报纸尧感恩
笔者儿时曾挨外婆的一次训，起因是误将写了文字的纸张放在屁股下。外婆平时不太骂人，而那次却是训骂，且有点严厉，好像是“小娘鬼（方言，音狷），将字纸垫屁股，你还会读书？”外婆一向敬重字纸，外出看到路上有字纸，她会像破烂王那样将纸拾回来，拿回家后用香火将其烧掉。那时，路上能偶见像外婆那样拾字纸的老人。研究民俗文化后，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婆与那些老人拾字纸是因为敬惜字纸。敬惜字纸是民间崇文敬字的风俗，旧时的乡村、城池、街头路边，皆建有惜字亭、敬字亭、字纸亭等，就是专门让行人扔弃字纸的，像如今的垃圾箱。而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工、商民对字纸则尤为敬重。
报纸是印了文字的纸片，是现代字纸的一种。随着新闻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报纸通过送报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了解资讯不可或缺的工具。笔者自青年时代开始订阅报纸，屈指算来至今也有近四十年了。送报人天天将报纸送进笔者家信箱。不过，近几年，送报人大多变成了新宁波人，送报的交通工具也从自行车变成了电瓶车，随之改变的还有，一些送报员不再将报纸投入信箱。看看邻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报纸不是夹在院子的铁门上，就是远远扔在门前的地上。究其原因，是小区的信箱大多安装在家门口，每送一份报纸需上下五级台阶，而夹在铁门或扔在地上，则省时省力。如此夹、扔的报纸，若遇刮风下雨的天气，不是随风飘扬便是被雨淋得湿漉漉。每当读到沾了灰尘或皱巴巴的报纸，常会想起儿时外婆的那顿训骂，想到路边拾字纸的老人，想到他们对字纸的敬畏之情。
“敬畏”是个神圣的词，但常被误解成带有宗教色彩，其实这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前述岁时习俗中，有敬畏祖先、敬畏神灵、敬畏自然之俗。农民敬畏天地，所谓“敬重丈夫就是福，敬重田头就是谷”；艺人、工匠将天地君亲师之位与各自的祖师爷之神位等放在做工或演出场所，以示崇敬祖师爷，是出于对所从事职业的敬畏。比较而言，送报人既没有敬惜字纸之心，又对从事的送报职业缺乏理解敬畏之心，因而才有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时下，道德沦丧的现象频频发生，究其根源，是当事人缺少对天、对地、对人、对法等一切原本神圣事物的敬畏。正是因为缺少这种敬畏，才酿成了惨无人道、惨无天道的悲剧。因商家赚钱无道，毒奶粉让多少父母流泪伤心？毒胶囊隐性致命，又让多少生命受到威胁？形式各异的诈骗、各级各类官员的贪腐，此类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又导致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多少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多少幼子稚女留下一生的伤痛呢！
笔者认为：一个人有敬畏的人生态度，才会有感恩之心，感恩之行。由此引出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之六——心怀感恩，行则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