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萍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接受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封疆大吏的奏请，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标志着在中国施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原是古代选拔官吏的选士制度。它起源于隋，形成于唐，历经宋元明清日益完备，对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起初，科举制度取代两汉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使选拔官吏由以推荐为主变为考试为主，职位公开，平等竞争，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吏，促进了官僚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从社会中下层选拔人才参与国家管理，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政府效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种弊端也愈益显现。
尤其在清明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是八股文。在内容上，要求模仿古人的思想和口吻，代圣人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要求依据严格的格式和篇幅，少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它从思想到形式日益僵化，束缚了学术，败坏了文风，埋没了人才，受到顾炎武、魏禧等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环伺紧逼，中国进入一个天崩地坼、“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空疏腐朽的八股取士制度根本无法承担起选拔人才的使命，而且在其指挥棒的作用下，当时的学校也大都沦为科举的附庸，难以培养出干济时艰的社会栋梁。因此，从龚自珍、魏源到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以及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都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
可是，在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守旧势力的庇护下，科举制的地位竟是如此顽固，这些抨击对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毫发无伤。林则徐的女婿、洋务派的代表、江西巡抚沈葆桢曾上奏请求废止虚应故事、徒靡经费的“武举”，结果遭到朝廷的“传旨申斥”，说他只算经济账、教育账，不算政治账、文化账，实属“不识大体”。的确，在一千多年的绵延赓续之中，科举制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选士制度、考试制度，而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和皇权的象征。对于许许多多挣扎其中，梦寐以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举子来讲，它已经成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对于世世代代以此羁縻英雄、拘挛豪杰的朝廷来讲，它已经成为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文化工具。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言放弃。不过，19、20世纪之交，对于中国来说正是有着许多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时代。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说服光绪皇帝，下诏“废八股、变科举”，用策论取代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至此，科举制虽然保留了一个尾巴，但已是明日黄花、命运可危了。遗憾的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慈禧复政，“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八股取士制度又曾一度回光返照。
进入20世纪，清政府在内外交迫之中，宣布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政”改革，新式学校进入大发展时期。教育改革在“立新”的同时，也更加着力于“破旧”，科举制终于将寿终正寝了。
1901年8月28日，清政府宣布从次年起停止八股取士而代之以策论取士。历史跟慈禧太后等人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三年以前，维新派所倡导、他们所反对的，如今竟被他们自己重新摭拾起来，甚至比那时走得更远。
1903年，张之洞等人建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停废科举制度。
形势逼人，历史已经不容许科举制苟延残喘了。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络一班重臣上奏，“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停科举始”。科举一日不停，学校一日难兴，人才一日难出，朝廷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奏请。十年后在举国骂声中死去的袁世凯，此时却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之举。
平心而论，科举制作为一种以考试为主的官员选拔制度自有合理之处，国内外的文官考试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它的错误在于，自身的考试标准和考试形式已经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且以强劲的指挥棒作用误导着学校教育。反之，如果只有教育制度没有选士制度，大学毕业生理所当然成为国家干部，甚至以推荐代考试，以人代法，长此以往，亦恐贻害无穷，社会失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