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宰相对金态度是一致的：主战。但是，主战首先是建立在南宋能自守的基础上的。李纲论述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赵鼎则提出在自保、自固的基础上，与金人对抗的理念。吕颐浩在分析了宋金双方实力后，提出了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战略战术。三位宰相都采取了抗金的军事行动，其中，吕颐浩进行了北伐，赵鼎提议亲征，尤其是经过绍兴四年（1134）的亲征，南宋基本上解除了金人的军事威胁，奠定了宋金对峙的基础。一、三宰相的对金态度及措施
1．李纲对金的态度及其措施
南宋成立前后，黄潜善等人就着手与金和议，并且派遣祈请使，准备“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李纲认为，靖康之祸之所以发生，是“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李纲全集》卷58《奏议》，《议国是》。。鉴于此，李纲还未还朝入相之前，就急派人向高宗转达了坚决不能与金人和议的态度。入朝为相后，李纲立即阐明对金的态度，在他的《议国是》札子中，阐述了和、战、守三个方面的关系：“臣窃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李纲全集》卷58《奏议》，《议国是》。在他看来，和、战、守是统一的三位一体，单纯强调一个方面，另外两个方面都不能实现。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先守才能自固，自固后才可以战，战胜后才可以和。因此，李纲强调先守而后战。而当时金朝以消灭南宋政权为根本目的，南宋派遣祈请使、通问使出使金朝，希望能与之达成和议，但是都被金朝指责为缺乏诚意而不予理会，参看《三朝北盟会编》卷110.金朝根本不承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面对这样的状况，李纲更明确了对金的态度：“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李纲全集》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如何才能守，才能自固？李纲提出，首先不主动挑起兵端，“至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李纲全集》卷58《奏议》，《议国是》。其次，着力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当以河北、河东之地，建藩镇，立豪杰，使自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备器械，屯兵聚粮，坚壁清野，教车战以御其奔冲，习水战以击其济渡，使进无所掠，退不得归，则其势必不敢深入”。可以看出，李纲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防御，着眼于持久作战，战略防线有较宽大的纵深，而这些要塞、城堡组成的防御体系，既能单独防守，又能相互支援”范立舟：《论南宋立国后的战略构想与军事部署》，《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集），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再次，李纲分析了金朝可能进攻南宋的路线以及策略后，提出了在全面防御的基础上加强重点防御，“（金兵）由河东来者，自京西以扰关中，与夏人连谋，欲窥陕川；由河北来者，自京东以扰淮南，与高丽连谋，欲窥江浙。则京西、陕右、京东、淮南不可不为之防，当择大帅，屯重兵以经略之”《李纲全集》卷59《奏议》，《议守》。。即京西、陕右、京东、淮南为南宋的几个重点防御地区。可以说，李纲的眼光是长远的，手段是务实的，范立舟：《论南宋立国后的战略构想与军事部署》，《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集），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这样既能抵御金人的全面进攻，又可以抵御金人的重点进攻。可见，李纲把南宋恢复大计的第一步定位为“以守为策”和自治，这表明李纲对当时南宋的局势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李纲提出的“自固”、“自治”的策略，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守，而是要为日后作战打下良好的基础。李纲这样的自守、自固的军事部署是切合当时南宋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高宗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同意李纲推荐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构筑了环开封城的防御体系，使得黄河以南的防御体系渐趋稳固。然而，高宗一方面害怕民众组成的勤王之师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高宗谨遵祖训，害怕采纳李纲建议后，将领得以掌握重兵，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再一方面，高宗害怕徽宗、钦宗返回后自己帝位不保。因此，他最终抛弃了李纲的建议，避敌东南，只图维持半壁江山。随着高宗的南逃，宗泽的去世，南宋的防线很快由黄河一线退至淮河、长江一线。金军跨过黄河后，占据大片军事要地，在地理上造成对南宋不利的态势。
2．吕颐浩对金的态度及其措施大致与李纲同时，吕颐浩也在《上时政书》中表明了对金的态度：“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先迁宗庙于江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驻）南京，万一有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秆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忠穆集》卷5《书》，《上时政书》。吕颐浩的观点与李纲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与金讲和，又没有实力与金抗衡。不同之处在于李纲不放弃中原，主张留在中原先自固，而后与金对决；而吕颐浩提出避敌江外，利用江淮间的复杂地形以及湿热气候克服金人的骑兵优势，他认为失去了骑兵优势的金军最终因不能坚守淮河一带而退兵，而南宋军队则把淮河一带辟为真空地带，采用“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游击方式，等到金军退兵之后，宋方再占领这一地带。吕颐浩对金态度，实际上就是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中原，把淮河一带开辟为双方对峙的真空地带。李纲罢相后，高宗采纳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建议，避敌东南。然而，高宗先驻跸扬州。留守中原的宗泽去世后，由杜充负责防务，杜充一改宗泽的做法，自毁防御体系，中原形势危急。而宰相黄潜善、汪伯彦束手无策。高宗诏百官各陈己见，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措置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吕颐浩于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提出备御十策，备御十策是在《上时政书》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吕颐浩从战略、战术两个方面阐述了对金策略，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对金政策理论。在战略方面，吕颐浩认为，在强大的金人军事压力下，南宋渡江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他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防淮难，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备水战》。。另一方面，当时南宋文武大臣的对金态度，也决定了渡江已成必然，“大将、主兵官多言强弱不敌，不敢交战，百官之心，皆愿銮舆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为之”《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定庙算》。。因此，地理因素和主观因素决定了南宋渡江的必然性。虽然渡江已是南宋政权的必然趋势，但是吕颐浩并不主张消极的退避渡江，而是主张积极的渡江。首先，吕颐浩指出不能轻易放弃淮南，实在不能坚守时，才放弃淮南土地，但是仍然要以保存生灵为目的，以此不失尽民心，“如京东、淮南诸路，城壁坚壮，守御足备，粮储不乏去处，责令死守，如或不然，缓急之际，纵官吏与民避贼或入山林，或入陂泽，庶免全郡生灵皆为鱼肉，为此一路之民开此生路”《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收民心》。。其次，吕颐浩提出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以渡江为掩护，暗地里准备在淮南与金人展开一场硬战，即吕颐浩所说的“夹淮一战”，“诏大臣议定庙算，阴为过江之备，而大为拒战之资，申敕主将修武备、讲阵法、训强弩、料彼已、明斥堠，以竢夹淮一战，此不易之策也”《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定庙算》。。再次，吕颐浩指出，如果失去了淮南防线，南宋就一定要死守长江防线：“夫金人过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则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后，又不能控扼，则敌骑亦须逼江，此实忠臣义士杀身徇国决死一战之秋。”
最后，吕颐浩提出，为了保障南宋军队不失去长江防线，必须利用出奇制胜的战术，“平原旷野，我之步兵，决不能抗，若非阻险用奇，决不能胜”《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审形势》。，由此可见，吕颐浩对守住淮河防线是缺乏信心的，而长江是吕颐浩提出的抗金防线的底线，所有的战略战术基本以拼力保护长江一线为中心。为了守住长江一线，吕颐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第一，要选良将，以确保对金战争的胜利。“今强敌在境，天下多事，将材为急。……诏行在从官及统制官、三衙臣僚各举材堪将佐之人各二人，监察御史以上职事官各举一人，委官问其谋虑，试其材武，如或可用，从而擢试，庶几将材自此塗出。”《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选将才》。“臣又闻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今大将人人畏怯，各陈引避之说，可谓无必胜之将矣，又安得必胜之兵哉？加以近年以来，朝廷驾驭将帅，赏罚未明，人不孚信，败军失律之将，未尝明正典刑，致令统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审形势》。他希望朝廷采取措施，对大将赏罚分明，以此激励将士，改变宋将在战场上畏敌、避敌的现状。第二，针对金兵的特点，吕颐浩提出对金出兵的时间。“夫彼之所长在骑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骑兵，则平原广野决不能立，惟阻险用奇可以掩击，为将者不可不知也。金人用兵在秋冬之后，每年四月放马入泊，逐水草，号曰‘入澱’，入澱之后，马不喂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间，马乃出澱之际，敌人畏大暑之时，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胜也。翰林学士孙洙制策论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粮，兴六月之师，破之必矣，岂虚言哉？”《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料彼己》。第三，吕颐浩提出一套完整的避敌、应敌、制敌的具体战术。避敌方面，吕颐浩提出南宋军队不仅要明斥堠，“万一金人南来，须拣选有材武心力使臣，将校百人，分为二十队，给弓箭、手刀及选择壮马乘骑前去分头探报，遇有警急，令奔驰前来。逐人给金字牌与之，所至村民官私验认牌子，给与饮食草料”《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明斥堠》。；而且还要控浮桥，“臣契勘泗州、寿春府各有浮桥，除寿春府浮桥因大水漂坏，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桥矣。窃恐斥堠不明，探报不的，万一贼兵或驰至，缓急无以措手，不可不防也”《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控浮桥》。。在应敌方面，吕颐浩提出“备水战”，具体做法是：“专置使二员，一员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员自池州至镇江府，专切提举制造战船，教习水军，及询访古今备战舟船、设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省缓。”《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备水战》。在制敌方面，吕颐浩针对金朝骑兵的特点，提出利用强弩制敌，同时南宋军队要选择合适的战甲以加强战场上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吕颐浩的备御十策，是在对比宋金双方军事实力以及军事优缺点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多年的军事观察以及亲身体会总结出的经验，比较具有可行性。但是，当时的黄潜善、汪伯彦只是想通过避敌求和寻求安全，根本无心作长远的避敌、应敌、制敌的考虑。虽然如此，吕颐浩的对金态度及其政策成为他以后为相时对金政策的基础。正是基于吕颐浩的这种军事理念，建炎三年（1129）七月，在吕颐浩和张浚推荐下，杜充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宋史》卷475《叛臣上·杜充传》。闰八月，“诏杜充兼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万余以节制诸将”《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0，起建炎三年七月尽九月。。九月，又命周望充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总兵守平江府。而高宗、吕颐浩一行向杭州进发。吕颐浩提出：“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从以上吕颐浩对金态度来看，他所设防的区域，基本上主要是守长江天险，忽视了对两淮地区的布防。但是，两淮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对长江防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人叶梦得就曾指出“自古保江，必先固淮”《石林居士建康集》卷7《书》，《与秦相公论防冬书》。。忽视两淮地区的布防，使得宋军在与金人的作战中失去了缓冲地带。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先生所言：南方政权靠长江不足以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政权处于势均力敌地位。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果然，“杜充聚诸军在建康，而沿江皆无备”《三朝北盟会编》卷134《金人陷临江军》。，金人很快突破了南宋防线。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金人入侵安吉县，宗弼自安吉过独杜岭，感叹南宋布防的空虚：“南朝可谓无人，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高宗皇帝六》。正是由于南宋布防的失误，杭州很快成为金人攻击目标，无奈之下，高宗只好接受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策，于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登舟下海。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高宗才在越州安顿下来。而此时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扭转了不利形势，“张浚以孤军敢与金战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陈思恭邀击于吴县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击于荆南而有宝丰之捷；岳飞邀击于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韩世忠捷于镇江，敌势尤为穷蹙”《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引《大事记》语。。尤其是韩世忠，与宗弼相持于黄天荡，“宗弼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而韩世忠也与宗弼讨价，开出条件：“是不难，但迎还两宫，复旧疆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据《金史》载：“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泝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金史》卷77《宗弼传》。实际上，宋金双方在黄天荡处于胶着状态。吕颐浩“闻其穷蹙，乃请上幸浙西，且下诏亲征以为先声，而亟出锐兵，策应世忠，庶几必擒乌珠（宗弼）”《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参知政事王绹也提出同样的观点：“遣兵与世忠夹击。”《毘陵集》卷13《墓志铭》，《资政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王公墓志铭》。高宗接受了吕颐浩的建议，并且下达了亲征诏令，此举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军事上，对南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亲征由于当时御史中丞赵鼎的反对而作罢，使南宋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也使宗弼得以从黄天荡逃脱北归，但是金人“自是不敢复过江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改变了高宗自即位以来，在金人的追袭之下狼狈出逃的命运。也说明从南宋成立至此，金人长达四年多对高宗及南宋政权的剿灭方针宣告破产，金朝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南宋的方针。初次罢相后，吕颐浩提出对金作战的部署：“臣仰料圣驾万一避敌，不过如永嘉及闽中尔！望鉴去岁敌骑追袭之事，选兵二万，分为二项，一项浙西，一项浙东。或据水乡，或扼山险，邀而击之，使将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战，则无不胜矣！万一今冬敌不渡江，则愿宰执预为之计，俟来夏则遣兵北向，分二万由海道趋文、登以揺青、齐，分二万由淮阳趋彭城以撼郓、濮。盖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后屡陈此计。然安危治乱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袭，廷臣皆以航海为非，惟陛下断而必行，故至今帖然无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辛丑。从这一军事部署来看，吕颐浩仍然坚持“备御十策”的军事理念，只是更加强调水战。绍兴二年（1132），此时已经二度为相的吕颐浩开始布置刘豫伪齐政权以及对金人北伐的对策和措施。绍兴五年（1135），已经罢相的吕颐浩又表达了对金的态度：“敌性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和议之计必不可谐，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间遣使臣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绐之，而我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卯。可见，吕颐浩对金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寻求合适的机会北伐。
3．赵鼎对金的态度及其措施建炎三年（1129），时任司勋员外郞的赵鼎上书《陈防秋利害》时，最早阐述了他的对金策略：“臣窃惟东晋之迁，国势微弱，惟其设淮上之备，以严外户，扼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历年滋久……今欲自御营及诸军州县各选募使臣兵级，立定人数，信赏必罚，不任出战城守之责，专令探报，如此则人得尽力而事不失实矣……于行在随驾之兵，不在多，选择万余以备仪卫，其余兵将分布江淮，预设控扼，既有以分军食，又有以相应援。行在官兵既省，则用度易足，进退简便，或驻江浙，或临淮甸，延见父老，省察风俗，旌别善恶，搜扬人才，召集军兵，振耀威武，使敌人知有预备而莫测廵幸定居之所，则恐未敢再谋窥伺。然后别遣能臣，出使关陕，收六郡良家子，募为效用。优诸路弓箭手，足其阙额，以至蠲私田之税，如弓箭手法推之。全陕诸郡，因其民俗，复唐府兵之制，待以岁月，训练精熟，则四方之事庶有可为者。且关中四塞之国，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高祖所以卒能并强楚、成帝业者，以其先得关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为于天下，莫不在此。”《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陈防秋利害》。赵鼎的这封上书，反映了赵鼎对金的基本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想保住长江防线，必须确保淮南成为江南的外户。赵鼎针对当时不重视淮南防线给予批评：“欲守江南，当以淮为外户。乞早发诸将屯守淮南，委杜充节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后欲守江，以民丁为兵，以王义叔为使，臣尝上言，民不足恃，义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西幸事宜状》。其次，控扼长江上游的荆襄之地，稳固整个长江防线。若单纯防淮而忽视了长江上游防线，也不为上策：“若以谓淮甸上流自有兵将，分擘已定，不须遣兵，则幸也。苟或不然，臣实忧之，后时之悔，其可再邪！臣愿降旨开具，上自荆襄，下及楚泗，屯泊地分所屯兵马，大将谓谁，置司处所，先声后实，未必皆然，多作条画，揭示一牓，姑以安士民之念，亦使敌人知吾有备，所谓伐谋也。”《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屯兵疏》。再次，经营关陕防线。南宋在失去了淮南大部分地区后，剩下的地区也没有更多的军事和经济价值；而富平之战后，南宋又失去了关陕的大部分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赵鼎提出经营好关陕未沦陷地区：“臣窃惟东晋渡江，全有淮甸，群贤协力仅保一隅，亦以其外无陵侮之忧故也。今强敌南侵，视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县凡都会形势之地，悉经蹂践，其视东晋万万不侔矣。虽欲立国于此，其可得乎？况能平定齐鲁，恢复晋赵，定建极宅中之计？惟关中奥区，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时已有迁都之议，陛下必欲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今关中半失之矣，欲经营关中，当自蜀中始，欲幸蜀中，当自荆南始。”《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西幸事宜状》。在这样的理念下，张浚富平之战溃败后，在吴玠、吴璘兄弟经营的川陕地区，南宋军队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地重创金兵，粉碎了金人从四川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企图，对稳定整个南宋战局奠定了基础。建炎四年（1130）八月，金人在进攻扬州时，扬州镇抚使郭仲威向邻镇求援，扬州距离楚州、承州很近，承州镇抚使薛庆援助扬州，但是战败而死。金人立即进攻楚州，而此时的楚州失去了承州等地的外援，加之城内乏食，形势十分危急。楚州镇抚使赵立向朝廷求援。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赵鼎准备派遣张俊援救楚州，却遭到了张俊的抵制：“敌方济师，达赉善兵，其锋不可当，立（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并亡无益。”鼎曰：“楚当敌冲，所以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俊曰：“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揺，此行失利，何以善后？”鼎见上，曰：“江东新造，全藉两淮，若失楚，则大事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在张俊看来，楚州已是一座孤城，终究会陷入金人之手，没有必要浪费兵力援救。而赵鼎却认为江东稳固，全靠两淮防线，如果对楚州撒手不救，不但威胁到长江防线，而且会尽失沿镇诸将之心。“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辞”，《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5，《行实编年二》。最终张俊也没有听命前往营救，赵鼎只好“命（岳）飞、立腹背掩击，仍令刘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但是，受命后的刘光世并没有认真执行赵鼎的命令，“光世畏敌骑之众，不能援扬、楚，止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趣承州”。由于援兵不能有效援助，“虏急攻楚州，镇抚使赵立中炮死，城遂陷，而朝廷尚未知也”《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4，起建炎四年七月尽九月。。得知楚州失守后，赵鼎十分气愤，“奏诘刘光世等违命不救楚州之罪”，指责他“但为身谋，不恤国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戊子。，要求高宗严厉惩处。但是高宗极力回护，正巧此时高宗要除辛企宗为节度使，赵鼎反对。高宗认为赵鼎忤旨，罢免了赵鼎。在被罢签书枢密院事之前，宰执奏边事时，当时宰相范宗尹竟然提出“敌未必能再渡”，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赵鼎立即予以反驳：“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并且提出了防御措施，“乃乞诏州县各为移治自保之计，毋得拘留百姓，及敌至即脱身而遁，使民肝脑涂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己丑。。与吕颐浩主张抓住机会出奇兵制胜的军事观念不同的是，赵鼎主张稳扎稳打，对军事行动采取谨慎的态度。当韩世忠与宗弼双方在黄天荡相持之时，吕颐浩提出出兵策应韩世忠，但是赵鼎却顾虑颇多：“臣在温、台，屡言当俟浙西宁静及建康之众尽渡江，然后回跸。今遽有此举，必以韩世忠之报敌骑穷蹙，可以剪除尔。万一所报不实，及建康之众未退，或回戈冲突，何以待之？兼饶、信魔贼未除，王燮溃军方炽，陛下遽舍而去，兹乃社稷存亡至厄之道也。”《中兴小纪》卷8.赵鼎出于谨慎考虑，不同意冒险出兵。不久之后，“知宣州李光奏：‘镇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中兴小纪》卷8.事实证明了赵鼎过于谨慎，错失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赵鼎重视长江上游的防御，绍兴四年（1134）四月，赵鼎推荐时为江西制置使的岳飞守襄阳，并且寄予岳飞极大的信任，“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庚子。，当时很多大臣提出疑虑，如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就认为赵鼎对岳飞寄予的期望过高，并且对赵鼎此举不以为然。而赵鼎全力支持岳飞，对岳飞一军的军需用度予以保障，以解决岳飞进军的后顾之忧。《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9，起绍兴四年四月尽六月。六月，岳飞进兵，刘豫政权急忙求救于金兵，岳飞大败伪齐和金军，收复襄阳、郢州、随州、邓州等地，于是军声大振，而南宋也控扼了长江上游。这与赵鼎推荐支持岳飞是分不开的。绍兴四年（1134）八月，赵鼎除川陕宣抚处置使，但是他向高宗要求兼领荆襄，并且解释了原因：“荆襄，乃川陕后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戊子。从赵鼎的这些举措，可以看出他对金的军事策略：经营川陕、扼束江汉、巩固两淮防线。可以说，是全线的防御体系。绍兴五年（1135），高宗派遣张浚再度出使川陕，最终形成了由张浚经营川陕、岳飞控扼江汉、韩世忠负责两淮的防御格局，彻底扭转了宋金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如第二章所述，绍兴四年（1134），初次入相的赵鼎提议亲征，高宗采纳出兵。当时南宋军民士气高涨，连高宗也深受感染，准备渡江与伪齐、金军决一死战。故相李纲也提出：“今伪齐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虚。倘命信臣乘此机会，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进蹑，必有可胜之理。非惟牵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复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兹事体大，则銮舆驻跸江上，势须号召上流之兵，顺流而下，旌旗金鼔，千里相望，以助声势，则敌人虽众，岂敢南渡？仍诏大将，率其全师，进屯淮南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敌必退遁，保全东南，徐议攻讨，此中策也。万一有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委一二大将捍敌于后，则臣恐车驾既远，号令不行，敌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其为吾患，有不可胜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岁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时方暑则势必还师。今伪齐使之渡江而南，必谋割据，将何以为善后之计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6《高宗皇帝十六》。但是，赵鼎既没有采纳李纲的上策，也不同意渡江与敌决战，赵鼎认为：“今日之举，虽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胜，计当先定，事至即应之，庶不仓猝。万一金人渡江，陛下当亲总卫士，趋常、闰督诸将，乘其未集，并力血战，未必不胜；或遏不住，则由他道复归临安，坚守吴江，敌亦安能深入？臣与张浚分纠诸将，或腰截，或尾袭，各据地利，时出扰之，敌亦不敢自肆。惟不可闻渡江便退，即诸将各自为谋，天下事再不集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未。“渡江非策也。敌兵远来，利于速战，岂可与之争锋？兵家以气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观其势，以决万全。且豫犹不亲临，止遣其子，岂可烦至尊与逆雏决胜负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6《高宗皇帝十六》。从赵鼎反对渡江决战的话语，可以看出赵鼎对金的谨慎态度。一方面他担心大将渡江后不受南宋朝廷的控制而割据一方；另一方面，担心万一高宗亲自出兵与刘豫对决出现意外，正如赵鼎自己所言：“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帝王之兵，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盖谓此也。”《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论边防第二疏》。这点赵鼎认为是：“谓先固本根，乃议攻战。屯大将于江滨，分精锐于淮上，首尾足以相应，声援足以相及。敌虽强梁，欲谋深入，前迫大军之势，后有尾袭之虞。而我之漕运既省民，亦少安，设或长驱头举而身随矣，跨河越岱无不可者，故于临机应变之间，反复忧虑以持重为先，或欲置之危地，必取成功，非不可胜之策。”《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经筵论事第一疏》。还有类似的观点：“自古用兵，变化不同，初无定论，然先议守而后论战，乃保完全也。”《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赵鼎的先自守以固根本，然后言战的对金军事理念，与李纲如出一辙。但是，赵鼎反对轻易渡江与金作战，实际上与吕颐浩的防御思想也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两人对淮南一线在整个南宋防御体系中的地位的观点不同而已。淮西事变之后，由于淮西防务空虚，赵鼎在军事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他裁撤了张浚成立的军事机构都督府，原属都督府的职事交付枢密院负责处理，原来隶属都督府的军队改隶各大将。由原来张浚时期的防淮格局变为守江策略，“张公（张浚）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韦斋集》卷首《行状》。。赵鼎在南宋实力受挫后更加强调壮根本以自固：“淮西虽空缺，当以壮根本为先务。又问去留如何？某曰：‘其来太遽，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复尔也。臣前日奏陈，固已悉之，今国威少挫，兵势亦弱，若遽自退缩，即益弱矣。却须勉自振励，为不可动揺之势，尚少坚士心，不至委靡。”《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为此，赵鼎重新进行了军事部署：“止令诸军，各分一万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为坚守之计。万一敌至，得则进攻，否则退守，或牵制、或尾袭、刼寨、抄掠，昼夜扰之，而我之大军悉屯江上，彼虽甚锐，安敢遽前？”《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可见，赵鼎还没有完全放弃淮河一带的防线，但是将军力重点放在了长江一线上。这种观点与吕颐浩当初的观点近乎一致。综上所述，李纲、吕颐浩、赵鼎在对金态度上，他们都认为当时南宋的力量不足以与金直接作战，必须先自保、自治、自固，然后才可与金人对抗，以图恢复中兴。从这点来看，他们对当时宋金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当时朝中许多有识之士也都提出类似的观点，如曲端在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军事特点后，得出了结论：“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战，且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议战。”《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高宗皇帝八》。指出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我方只有先以防守为主，增强实力后才可与金人言战。为此，李纲、吕颐浩、赵鼎都按照自己的军事理念构筑了南宋的防御体系。由于战局形势的变化，虽然南宋的防御体系最终撤到沿江一线。但是，南宋改变了被金人追杀甚至无立锥之地的惨境，最终形成了关陕、荆襄至长江中下游一线的全面防御体系。在军事力量上，基本与金达到均势，金人要想突破这一防线消灭南宋政权已经不再容易了。南宋最终能与金人对峙，与三位宰相的经营是分不开的。三位宰相都主张在适当的时机北伐，吕颐浩和赵鼎都分别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图南宋中兴大业。二、三宰相与南宋军事措施及其军事行动
1．李纲与南宋的军事措施李纲认为，经过靖康之难后，“天下之兵所存者无几矣”；而南宋招募的勤王之师，多“募于田亩之间，及游手浮浪之人，虽其数甚多，环绕畿甸，不得毫发之力，而东南公私财物为之一空”。这些士兵就数量和素质而言，显然是微不足道和不堪一击的。为此，李纲一入相，立即向高宗提出：“委官措置于京东、京西、陕西、河北募兵，优立例物之数，创为军号，团结训练，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隶将佐，逐处屯泊，以时教阅。”《李纲全集》卷61《奏议》，《乞募兵札子》。高宗听取了李纲的建议，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下诏：“陕西、河北募兵各三万，京东、西各二万，合为十万。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成，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靖边，凡十军。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玉海》卷139《建炎十军》。十军的创建，使南宋军队初具规模。对于招募军队的组织管理，李纲采用了一套严格的组织及奖惩方式：“纲立军法，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并依新法团结，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枢密院置赏功司，受赂乞取者行军法，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及其家属。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宋史》卷358《李纲传》（上）。李纲的这套军队组织管理法，层层负责，便于指挥调度，同时，治军严厉，且奖惩分明，对这支新组成的军队起到了严格约束的作用。虽然李纲制定的军法严厉，但是他对将士还是非常体恤的，“李纲请降见钱钞三百万缗赐两河市军需，因遣使臣赍夏药徧赐两河守臣，将佐且命起京东夏税绢于北京，川纲、河东衣绢于永兴军，以待支取。于是人情翕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申。。在建国之初，这些措施对稳定两河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金人强大的军事威胁，战马问题成为南宋紧迫的问题。而当时南宋“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可披带者无几”，比起北宋战马常年有一二十万匹来讲，简直少得可怜，这对本已虚弱的宋军战斗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李纲提出括马以应付金人的骑兵，“先下令非品官将校不许乘马。然后诏州县籍有马者，以三等价取之。严隐寄之法，重搔扰之禁，奉行有绪，稍激劝之，则数万之马尚可得也。又命陕西、四川茶马司益市马，而广西邻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结揽送纳，以给诸军，及分给沿河、江、淮间帅府、要郡，然后举行祖宗监牧之制，择官委之，待以岁月，则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军旅之用”《李纲全集》卷61《奏议》，《乞括买马札子》。。采用民间括马以及川陕、广西买马的方式解决战马紧缺的问题。但是当时川陕战事影响了陕西方面战马的及时购买，因此南宋更加重视广马的采购。但是广西距离行在遥远，如有紧急，还是不能满足南宋对战马的需要。吕颐浩为相时，提出在广西设置专门的买马机构，以便及时获得稳定的马源，“陛下临御以来，留意马政。然关陕诸州，半陷敌中。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战马难到行在。惟广西一路与西南诸蕃接连，密迩黎、雅等州，日进纲马节次到来，诸军颇以谓堪备出入行阵。欲望明诏有司于邕州置买马司，差有风力臣僚一员充提举官收买纲马”《忠穆集》卷5《状》，《论乞于邕州置买马司状》。。迫于形势需要，高宗于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派遣“承事郎王趯充广西经略干办公事，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这样，南宋从任命买马官员到设置买马机构，在北宋经营的基础上，南宋政府加强了对广马的收买，刘复生：《宋代“广马”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95年3期。对提高南宋的军力、稳定宋金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针对金人骑兵的作战特色，李纲指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提议“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教习，因绘图进呈其法，用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支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阵，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玉海》卷146，《建炎车制图》。。李纲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以车作战的模式，以克服金人骑兵作战的优势。吕颐浩也非常注意战车的改进，采用最新技术：绍兴二年（1132）四月，吕颐浩“进呈枢密院编修官王大智所造战车。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语颐浩‘人才随能器使，皆可就事。卿为宰相，当识拔人物如大智，宜携以自隨，令造水战之具不当弃能也’”《宋史全文》卷18上。。此外，吕颐浩强调以强弩的优势克服金人的骑兵优势，“边人之长，实在骑兵，我之所长，莫如强弩，今欲御骑兵，舍强弩将安用哉”，并且提出具体的战法：“且如万人为军，千人操弩，敌人骑兵骤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强弩并发，人人只发两箭，则敌人必却。敌人既却，我师乃可立，我师立定，然后可以语战。”《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训强弩》。战车和强弩都是克服骑兵的优势所在。李纲曾提出应避开金人骑兵优势，发挥我方的水军优势，并且创建了南宋的第一支水军“楼船军”，“建炎元年（1127）六月二十一日，置水军，以习水战，号楼船军”《玉海》卷147《建炎楼船凌波军》。，并且在“七十七将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一军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造舟江淮诸州”《历代通鉴辑览》卷83《立沿河江淮帅府》。，并且寻访诸路武臣才略之可任者以备用。吕颐浩和赵鼎都非常重视海战，在作战中都曾经布置海战。绍兴二年（1132）五月，吕颐浩曾经委任刘光世措置海战。《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1《高宗皇帝十一》。绍兴五年（1135），赵鼎下令江东、浙西路各造九车、战船十二艘，浙东造十三车、战船八艘。“时王燮自京湖得二巨舰以归，故命仿其制为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南宋水军、水战的优势，在航海避敌以及绍兴四年（1134）的亲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吕颐浩与南宋的北伐面对金朝在陕西的进攻以及伪齐刘豫对南宋的挑衅，高宗和吕颐浩作出了亲征的决定。绍兴二年（1132）四月，吕颐浩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全权负责北伐。五月四日，“吕颐浩出师，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将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百官班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癸亥。。对于北伐的决定，台湾学者徐永辉先生认为：吕颐浩所拥有的政治筹码，除了与高宗之间互有救命之恩的特殊情意外，内政、外交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建树。而他的政治劲敌，却是从敌营逃归、深谙金人情况并且在北宋覆灭之际有英勇表现、在此时颇得知名之士支持的秦桧。秦桧在对金关系的处置上或许可以找到压制吕颐浩的方法，这样吕颐浩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作为亟欲制造政绩，不愿将对金关系主导权交给劲敌的吕颐浩，主张以实际行动来表现，就是对其他任何方案的否认，也是对他权位竞争的相当大的赌注。徐永辉《南宋初年宰相评介之一——吕颐浩》，《宋史研究集》（34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4年。
而笔者认为，秦桧对吕颐浩相位构成的威胁或许是北伐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北伐的最终决定，是高宗和吕颐浩不谋而合的结果，其中，也有偶然性的因素。第一，经过“苗、刘之变”，高宗和吕颐浩着力于南宋政治、经济的整顿，此时实力大增。“昨自维扬之变，兵械十亡八九，未几，虏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为盗。自陛下专意军政，拣汰甚冗，修饬器甲，今张俊军三万，有全装甲万副，刀枪弓箭皆具；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三千，王燮军一万三千，虽不能如俊之军，亦皆精锐；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选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杨沂中、后军陈思恭，皆不下万人；而御前忠锐如崔增、姚端、张守中等军亦二万。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况今有兵十六七万，何惮不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0，起绍兴二年正月尽三月。
南宋军队不但“兵既精、器械又备”，而且士气高昂，“将士之心，曾经战阵，胆气不怯，勇于赴敌”《忠穆集》卷2《奏议》，《论彼此形势》。。经过对南宋政治、军事以及士气的分析，吕颐浩认为此时的南宋完全有实力与金、伪齐抗衡。第二，北伐是吕颐浩对金朝国内、伪齐政权状况分析的结果。绍兴元年（1131）四月，刘豫迁都汴京，向世人昭示齐国为北宋的合法继承者，彭朝阳：《伪齐政权述论》，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公开向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刘豫开科取士，标榜文武参用，不限资格，积极招徕南宋士民。刘豫的这些做法，吸引了不少南宋士民投奔齐政权。可以说，刘豫伪齐政权的做法，对南宋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高宗君臣都意识到这一点。从建炎四年的黄天荡之战至今，金朝除了在西线进攻外，没有渡江南侵之意。正如吕颐浩分析：“虏以中原付之刘豫，（刘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事固可料。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可尽信，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必有牵掣，则天意盖可见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0，起绍兴二年正月尽三月。并且他认为，此时的金朝也是今非昔比，如强弩之末，“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忠穆集》卷2《奏议》，《论彼此形势》。。针对这种情况，吕颐浩认为，如果南宋出兵，刘豫必北走，南宋则选择土豪经营伪齐地区；金人如果出兵，就利用土豪采用“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游击战方式与金人周旋。经过几年之后，就会彻底拖垮金朝，恢复中原就成为必然趋势。这与之前吕颐浩提出的战略思想如出一辙。第三，吕颐浩一贯主张在适当的时候北伐，并且主张出奇制胜。建炎四年（1130）吕颐浩得知韩世忠于黄天荡围困金人之时，就曾经建议出奇兵与韩世忠夹击金人。他认为：“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0，起绍兴二年正月尽三月。而吕颐浩也意识到自己来年不多，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实现北伐理想。恰巧，襄阳、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遣人告朝廷：“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得知这一消息，“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2，绍兴二年三月庚申。。同时，吕颐浩也结合当时战局，提出出奇制胜的战术：“近闻金、伪合兵以窥川、陕，若于来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因令韩世忠自西京入关，此亦一奇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己卯。从吕颐浩的一番话来看，吕颐浩希望北伐之举能够配合南宋西线战事，以缓解金人对南宋西线的军事压力。第四，吕颐浩的北伐主张得到高宗的支持。当秦桧集团排挤吕颐浩，希望造成秦桧主内政、吕颐浩主军政的政治格局时，高宗立即表示同意。此时高宗一方面想要保持两相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实现彼此掣肘；另一方面，高宗对北伐也寄予一定的希望。就在吕颐浩出征时，高宗赋予吕颐浩极大的权力，在吕颐浩出征的诏书中，高宗称“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挥”《北海集》卷7《除吕颐浩特授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加食邑食实封制》。，非但如此，高宗竟然赋予吕颐浩“从便，先作圣旨行讫，续具奏知”《宋会要辑稿·职官》，39之1.的权力。北伐的决定不仅得到高宗的支持，也得到其他大臣的支持或者默许，在朝的大臣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故相李纲也表示支持，在给吕颐浩的信中，满怀期望：“惟王室之兴复，赖君子之经纶。”《李纲全集》（下册）卷130《启上》，《贺都督吕相公启》。可见，当时吕颐浩出兵北伐，并不是一时的军事冒险，既有对敌我军事力量、政治状况的对比分析，也制定了出奇制胜的战略，而且是夏季出兵，符合吕颐浩一贯主张对金夏季出兵的战术，更得到了高宗以及其他大臣的肯定与支持。然而，北伐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颐浩甫出师，而其前军叛去。又闻桑仲死，颐浩不能进。遣参谋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罢。”《宋史全文》卷18上。这样的结果似乎不能接受，吕颐浩威风出师，却无果而终。其结果看似是偶然的因素造成，但是北伐的失败结局却包含着必然因素。首先，吕颐浩所统率的军队都不是南宋的精锐，纪律性差，作战力弱。崔增、赵延寿都是吕颐浩招安的流寇武装而成为吕颐浩的亲信。出征前，就有人指出：“三衙单弱，五军多出于盗，瑀（程瑀）言：‘李捧、崔增辈各将其徒……今吕颐浩出征，即捧、增辈便可使隶戎行。’”《宋史》卷381《程瑀传》。言外之意，崔增等军队的战斗力、纪律性都比较差。此次北伐，为什么没有派遣韩世忠、岳飞等诸大将，而是派遣盗寇出身的大将担当如此重任呢？南宋立国以来，战争没有间断过，在战争中崛起的大将逐渐形成自己的实力，此时已经形成韩、张、刘、岳四大将，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得高宗、宰相集团深感不安，“吕颐浩以诸大将专兵难制故，举旧制行之，然终不能得其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庚辰。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宗和吕颐浩希望尝试任用其他大将来摆脱朝廷对诸大将的依赖，同时培养服从朝廷命令的亲信部队。“抛开这些人（诸大将）进行北伐，表明高宗想要恢复北宋以来的文臣统兵惯例。”赵立新、安栓虎：《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3期。然而，由于赵延寿的叛乱而使北伐无果而终，说明这支部队不能担负重任。朝廷在一段时间还是不能脱离对诸大将军事的依赖。其次，部队不能及时得到给养。绍兴二年（1132）六月，吕颐浩就向朝廷告急：“镇江一军月费二十二万余贯，朝廷给一十一万二千余贯，犹少一十万余贯。缘臣在外，即无应副。”《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1，起绍兴二年四月尽六月。此时出兵才一个月，军队补给赤字已经如此庞大，这也成为赵延寿叛乱后，吕颐浩称疾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表明：此时南宋的经济实力还不能担负起一场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再次，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也造成此次北伐的无果。吕颐浩认为此次北伐，很大程度上是要和桑仲的配合才能实现的。桑仲去世，使吕颐浩军队成为孤军。另外，吕颐浩在刘豫政权中安插的内线也被刘豫发现并处死。“南京陷，刘豫因使（凌唐佐）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宋史》卷452《忠义七·凌唐佐》。恰在此时，“吕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郞、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宋史》卷452《忠义七·凌唐佐》载宪为唐佐的重孙，而《三朝北盟会编》卷151记载宪为唐佐的侄孙。。吕颐浩想通过在刘豫身边安插内线，里应外合，使得北伐一举成功，但是却泄漏了机密，“唐佐之妻田氏，使门客张约在家与宪同食，宪疑之，田氏曰：‘无礙也。’既而为约所告”《三朝北盟会编》卷151《吕颐浩以蜡书结刘豫知应天府凌唐佐事觉唐佐为刘豫所杀》。。刘豫处决了凌唐佐全家，吕颐浩的计划也随之落空。再加上此时军队也“师病寒热”《三朝北盟会编》卷151《七月吕颐浩班师》。，无奈之下，吕颐浩只好班师还朝。另外，此时的吕颐浩与秦桧的政治争夺也异常激烈，这也造成吕颐浩急于班师，以彻底解决与秦桧的政争。明人许浩分析了吕颐浩北伐失败的原因：“颐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诸人曾无一言。则其众谋未合而未有胜算，从可知矣。”“倚仲一人，而欲以丧败之众北向制胜，其亦难矣！”“当时之可与共事者莫若李纲，而颐浩忌之。”《宋史阐幽》卷2.所有这些必然加上偶然的因素造成了北伐的失败，说明当时的南宋与金的实力对比中，南宋仍旧处于劣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北伐。但是，北伐的举动本身说明，南宋的实力已经增强，不再是往日在金人追剿下的南宋，而且还具备了一定的反攻能力。总之，吕颐浩的北伐，是南宋建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虽然以无果告终，但是说明了南宋实力增强的事实。这次北伐无果而终后，似乎吕颐浩并不甘心，绍兴三年（1133）春，吕颐浩又筹措另外一场北伐，据《忠穆集》载：“绍兴三年春，臣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遇潘致尧、高公绘自尼玛哈（粘罕）处奉使回，恐害和议，其事中辍。”《忠穆集》卷2《奏议》，《论并谋独断事》。而王曾瑜先生认为：“所谓‘恐害和议，其事中辍’，无非是宋高宗本人的主意。”王曾瑜：《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绍兴二年（1132）八月，王伦携金方书信归来，带来了粘罕“既欲不绝祭祀，岂肯过为吝爱，使不成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癸卯。的消息，高宗非常高兴，并于九月派遣潘致尧、高公绘出使金国。高宗命宰相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遗刘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壬戌。，显然，高宗为了伪齐能够给南宋使金提供沿途道路的方便，对伪齐加以拉拢和利用。绍兴三年（1133）五月，就在吕颐浩准备再次北伐之际，两人使金归来。高宗急于求和，又于同月派遣韩肖胄为通问使。为了使这次出使任务不会因为刘豫政权的阻挠而被迫中止，吕颐浩二次北伐的计划遂告流产。有学者认为吕颐浩的对外政策是其盲点，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三章《江南政权——南宋之中兴》。笔者稍有异议。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吕颐浩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对金政策，而且进行了北伐尝试，虽然最终无果，但是只能说明当时南宋的实力以及高宗急于与金人和议而中断了吕颐浩的政策而已，并不能说明吕颐浩对外政策是其盲点。前文已经论述，在赵鼎的建议下，高宗于绍兴四年（1134）十月出兵亲征，是主要针对刘豫政权和金人的军事行动，并且获得了胜利。由此可以看出三位宰相对金的态度，虽然他们的强硬态度或者出兵并没有直接指明针对金人，而是通过对金人所扶持的伪政权来间接表达了对金人的态度，但是已经折射出三位宰相对金的一致态度：主战。伪楚、伪齐政权最终的被废，说明南宋成功粉碎了金朝两次所实施的“以汉制汉”的策略，最终迫使金朝回到与南宋的谈判桌前，由多个政权转向了两个政权的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