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宰相最初提出的定都之所，都是以恢复中原，实现南宋中兴为目的的。但是，当时宋金军事实力的对比、宋金战事的发展，与这一定都理念是不相符的。南宋最终定都临安，是经过三位宰相的执政，南宋与金实力达到均势的反映，是南宋定都理念嬗变成为固守东南的结果。一、三宰相的定都之议
1．李纲的定都之议史载：“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独车驾行幸未有定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为此，大臣纷纷提出定都建议。卫尉少卿卫肤敏认为：“今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睢阳驻跸，咸以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广，不足以容千乘万骑，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伏望趣下严诏，夙期东幸，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留屯京邑。”《宋史全文》卷16上。按照卫肤敏的建议，当时的驻跸地睢阳根本不具备首都的条件，而建康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经济基础，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并且大多朝臣都赞同定都建康。而在李纲看来，此时正是南宋危难之际，不可轻易定都，“方今多难之际，不可定都以权时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迁，天下之势，必有偏而不起之处，中原摇动，卒难复安”《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巡幸》。。因此，要按照古代帝王的礼仪，以巡幸之礼镇抚四方，“今四方多故，宜讲巡幸之礼以镇之，除四京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营葺城池、宫室、官府，使之具储蓄，峙糗粮，积金帛，以备巡幸。陛下时乘六龙，銮舆顺动，以天临之，览观山河之形胜，省察牧守之治忽，抚士民，问风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复境土，然后复据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权宜之上策也”《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巡幸》。。李纲认为，不定都而用巡幸之礼，有三个好处：“藉巡幸之名，国势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无所窥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三也。至于费用，则长安当委之四川，襄阳当委之荆湖，建康当委之江、淮、闽、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简，勿事壮丽，具图来上，惟取便安。因缘搔扰者，重置于法，则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巡幸》。按照李纲的定都理念，暂不要有固定的首都，而是设三处巡幸之所。这样，既不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都，又可以迷惑金人，免受其进攻的破坏，几处巡幸之处同样重要，同样抚问，又不至于使盗贼觊觎。然而，李纲的定都理念没有被多数大臣接受，大部分大臣都愿意南下，定都建康。而坚决主张抗金的宗泽则主张恢复汴京为都。李纲认为，大臣们提出的这些方案都不适合当时的情况，他又提出定都的上、中、下三策：“议者谓车驾当且驻跸应天，以系中原之心；或谓当遂幸建康，以纾一时之患；臣皆以为不然。夫汴京，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宝位之初，岂可不一幸旧都，以见宗庙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诏，择重臣以镇抚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御之具，为根本不拔之计哉！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今舍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计也。”《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巡幸》。按照李纲之意，旧都已经不再适合继续作为新建南宋的都城，但是要抚慰旧都人心，同时更倾向于入关中，而把建康作为定都的最下策。当时大多朝臣倾向于南渡避敌，尤其是汪伯彦、黄潜善，极力劝说高宗巡幸东南。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纲向高宗指出了建康作为都城的缺陷。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缺陷，他认为，建康是中国的支派地区而非中心之处，虽然有长江天险阻隔敌人，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形成政令不畅通的情况：“至于巡幸东南以避狄，则臣不知车驾果将安之耶？若欲出于下策，遂往建康，则臣恐天下之势倾，而中原不复为吾有矣！请为陛下试详言之：夫陕西者，中国劲兵健马之区也。河北、河东者，中国之屏蔽也。京畿及东西者，中国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闽、浙、川、广者，中国之支派也。今与邻国争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号召劲兵健马与之驰逐，而欲自窜于支派之乡，臣恐天下之势偏而不举。敌骑深入，号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将碎于贼手，如以精兵惊扰京东，控制淮楚，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粮，议攻守计，以迎二圣哉！王命不通，盗贼蠭起，杀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后为害，自江以南，皆当揺动……夫江之广不如河，江之险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犹不御，江岂可恃？”《李纲全集》（中册）卷63《奏议》，《议巡幸第一札子》。其次，李纲从南方自然环境、人文特质方面分析，指出建康不适合定都，“而南人之轻脆，非北人之比，贼至则溃；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贼攻则破”；《李纲全集》（中册）卷63《奏议》，《议巡幸第一札子》。“夫建康水乡，其土卑湿，其食鱼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产粟麦秆草，土气多热，非西北之马所便。往年方腊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讨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马之存者无几。由此观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适建康，犹资章甫而适越也”《李纲全集》（中册）卷63《奏议》，《议巡幸第二札子》。。既然建康不适合定都，而朝廷又没有采纳李纲的定都上策。李纲又指出应实行中策，即适襄邓，并且说明襄邓作为都城的便利之处：“襄阳，近为李孝忠所据，虽已溃散，恐或残毁，惟邓为可以备车驾之时廵。夫邓者，古之南阳，光武之所兴也。西邻关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广土宽城可屯重兵；民风号为淳固，盗贼未尝侵犯。此诚天设以待陛下之临幸，事之机会不可失也。愿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峙粮草，朝廷给降钱帛，广行应副，专遣使者以督其事。将来秋高，六飞启行，由陈、蔡、唐以趋南阳，不过半月可达。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弃中原也；河东之民，知陛下之不远徙也；天下郡县，知陛下之处中以临四方也；皆当心服而无解体之患。是一幸南阳，则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则三者皆失。”《李纲全集》（中册）卷63《奏议》，《议巡幸第一札子》。经过李纲苦口婆心地劝说，高宗答应将巡幸南阳，并且也还做了准备工作：“乃诏委守臣修缮城隍。又降钞、盐、钱、帛，令漕臣范之才储粮草，及命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并四川转轻货，自归峡以输于邓。”《中兴小纪》卷2.虽然此时高宗信誓旦旦，欲留守中原与金决战，但是还是作了退避的打算，“已诏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大臣们更是纷纷反对李纲巡幸南阳的提议，中书舍人刘珏言：“臣闻近臣有欲幸南阳者，南阳密迩中原，易以号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财单，陈、唐诸郡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南阳城恶，亦不可恃。夫骑兵，虏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许景衡也提出：“迁都南阳，无险阻城池，而密迩盗区，且漕运不继，不如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大多朝臣都持有此意，认为虽然南阳与中原地理位置相近，但是兵力少，财力弱，补给困难，且与盗贼相近，根本不适宜定都；而建康依靠长江天险，又财力富盛，比较安定，适合为都。面对众多大臣的意见，高宗已经倾向巡幸东南了。李纲仍然据理力争：“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委而弃之，岂惟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乙巳。而与此同时，宗泽也为高宗重返京城做了准备，“宗泽数月间，城筑已增固，楼橹已修饰，垄壕已开浚，寨栅已罗列，义士已团结，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陕西，京东、西，河东、北，盗贼皆已归附，又非靖康战守无备之比，失此一机，中原绝望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引《中兴大事记》语。。宗泽接连上疏十八次，请求高宗重返京城。《宗忠简公文集》卷1《札子》。但是，高宗已经准备南渡避敌，其他定都建议也就成为空谈。也正因为李纲在定都问题上坚持己见，违背了高宗南渡避敌的意愿，建炎元年（1127）八月十八日便被罢相。对避敌东南有异议的，高宗用高压手段压制，“有敢妄议惑众阻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宋史》卷24《高宗一》。，公开表明他南逃的决心和路线。之后，御史中丞许景衡奏：“据探报金人犯河阳、汜水等处，逼近东京，朝廷虽已遣郑建雄、闾勍就领兵前去防遏，乞车驾南巡以慰人望。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命涓吉巡幸淮甸，续据有司，选用十月一日，宰执进呈奉圣旨，依令朝廷措置施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13《九月初五日壬辰命巡幸淮甸》。无论是李纲的定都上策还是中策，都表现出积极收复中原的心态，与高宗、黄潜善之流放弃中原、逃跑避敌的方针截然不同。但是随着李纲的罢相，李纲的定都建议也被尘封，南下也成为必然趋势。
2．吕颐浩的定都之议就在李纲被罢相后，群臣议定巡幸东南。建炎元年（1127）九月丙辰，高宗下令：“蹔于淮甸，驻跸应接，四方稍定，即还京阙。”《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与此同时，高宗下诏：“行下知扬州吕颐浩修治城池，缮部员外郎陈兗干办顿递，行宫一行官吏、将佐、军兵安泊去处；虞部员外郎李俦干办舟船，并樁办粮草；发运使李祐、淮南转运李傅正并差随军转运使。”《三朝北盟会编》卷113《建炎元年九月七日甲午奉圣旨将来巡幸驻跸扬州》。高宗做好了巡幸扬州的准备。建炎元年（1127）九月二十七日，高宗车驾差从应天府出发，十月一日，舟船出发，巡幸淮甸。十月，太后一行和高宗一行先后到达扬州，在扬州暂时安定下来。当时，金人一路追杀高宗，准备消灭新生政权于襁褓之中，因此，朝中大臣指出：扬州无险可守，不适合作为驻跸之地，并劝高宗早日撤离扬州。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言：“金人在河阳，恐其奄至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户部尚书叶梦得亦请上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梦得又谓以重臣为宣总使，一居泗上，总两淮及东方之师以待敌；一居金陵，总江浙之路以备退保。”中军统制官张俊也称：“敌势方张，宜且南渡，复请移左藏库于镇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此时，吕颐浩上书边事备御十策，其中指出：“百官之心，皆欲銮舆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为之。”《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定庙算》。同时吕颐浩也提出要做渡江准备，“乃沿河上下寻觅舟船，编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济。欲望圣慈详酌，委官密窥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权暂解拆其浮桥，脚船并大缆物料并摆泊于南岸，却以舟船济渡过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备缓急焚爇缆索，比之仓卒荒扰，事不侔矣”《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控浮桥》。。看来，吕颐浩也意识到扬州不是久驻之地，提出做好准备渡江。然而，在黄潜善、汪伯彦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朝廷无法接纳这些合理建议。高宗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并未把渡江避敌放在心上。情急之下，叶梦得提出转移扬州财富的主张，“户部尚书叶梦得请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万，分其半，并归姑苏、金陵二处。从之。梦得即具舟楫从大将假二千人津发，一日而毕。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进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之上，起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此时，“虏左副元帅粘罕以轻骑五千自山东径趋淮甸。（建炎三年正月）己酉，泗州将官阎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之上，起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二月一日，“上即欲南幸，潜善等劝，且候报得实，渡江未晚也。是日遣兵出西门御贼，士气不锐，人无斗心，在职百官皆欲奔窜”《三朝北盟会编》卷120《粘罕自东平由袭庆徐泗以犯扬州》。。而“敌见（阎）瑾已败，谓朝廷无备，遂径至天长军。时统制官俱任重、成喜两军共万人，望见金先锋百余骑，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刘光世领兵拒之。行都人谓光世必能御敌，而士无斗志，未至淮亦溃。遂遣统制官刘正彦，以所部兵从皇子六宫往杭州，是晚出门”《中兴小纪》卷5.。正是由于黄潜善、汪伯彦的政治无能，既不能了解扬州的地理环境不适于驻跸，又不能听取吕颐浩等大臣的渡江建议，使得高宗错过了渡江南下的最佳时间，狼狈出逃，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上乃躬介胄，乘马南巡，惟内侍及护圣军从之者数人而已……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皆委弃之。太常少卿龙泉季陵，亟取九庙神主奉之，及出门，甲骑已塞道。行数里，回望扬州城中，烟焰烛天，臣僚士庶及帑藏所储，为金虏杀掠殆尽。给事中黄哲、左谏议大夫李处遯、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扬州守臣黄愿遁去。时公私所载之物，舳舻相衔，而潮不应闲，胶泥淖中，虏悉取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上，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在高宗南逃的过程中，扈从只有数人而已，情况万分危急，“吏部尚书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联马追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上，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对仓皇出逃的高宗多少带来些稳定情绪。二月癸丑，高宗一行到达镇江府。此时，高宗和大臣们就是否驻跸此处，还是巡幸杭州，犹豫不决，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敌骑已逼陵舍舟而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高宗的安全没有保障，身边扈从有限，而大量兵士因无法及时渡江而不能护驾。高宗很清楚金人的军事威胁，担心长江天险挡不住金军的铁蹄。吕颐浩提出先留建康，群臣附议，唯独王渊提出“请幸杭州”的主张，“暂驻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王渊的提议得到高宗身边内侍的支持，也颇为迎合高宗之意，于是高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决定径趋杭州。无奈之下的吕颐浩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不然，金人乘势渡江，愈狼狈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高宗同意了吕颐浩的建议。二月四日，除吕颐浩江浙制置使兼知镇江府。八日，又除颐浩签书枢密院事，驻军江宁府，吕颐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镇江之北，枕江下塞，与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三朝北盟会编》卷194，董华为吕颐浩撰写的行状。。正是吕颐浩的这个决定与举动，使得金人不能渡江，为高宗摆脱金人的追袭，继续南下，提供了保障。这样，高宗一行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三日到达了杭州。二月二十八日，高宗又作出巡幸江宁府的决定，“以江宁府王气龙盘，地形繡错，据大江之险，兹为用武之邦，当六路之冲，实有丰财之便。将移前跸，暂驻大邦，外以控制于多方，内以经营于中国”《三朝北盟会编》卷123《诏幸江宁府》，第899页。。但是，三月五日，发生了“苗、刘之变”，使巡幸江宁府的计划被搁浅。平定了“苗、刘之变”后，高宗作出了一些抗金的姿态，与宰相吕颐浩决定重新巡幸江宁府，并于四月二十日到达江宁府。五月九日（或八日）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三朝北盟会编》卷129为五月九日，《景定建康志》卷3《留都录三》为五月八日。然而此时金人的威胁仍然迫在眉睫，建康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驻跸之地、巡幸之所又成为朝臣争论的一个焦点。当时对驻跸地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一种主张驻跸川陕；一种主张巡幸荆襄；一种主张巡幸建康。持第一种建议的以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为代表。他认为：“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金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时任宣抚处置使的张浚则提出：“汉中实形势之地，已理财积谷，愿陛下于来夏早为西行。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势，斯可定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1，起建炎三年十月尽十二月。持第二种意见的胡寅认为：“自古图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然欲谋进取，非坚坐不动者所能，臣谓惟荆襄为胜。”《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8《胡寅》。御史中丞张守、右谏议大夫滕康等则持第三种意见，他们认为：“东南，今日根本也。”《中兴小纪》卷6.张邵更是明确指出：“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进取，不应退自削弱。”《文忠集》卷65《神道碑五》，《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5，《张邵》。此时的南宋，还没有时间和条件考虑一个长期定都之地，只是先考虑眼下何处避敌的问题。高宗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改驻跸为巡幸，法汉高祖、唐太宗之事”《忠穆集》卷5《状》，《论乞移跸平江府状》。。在三种定都意见中，第一种意见遭到大部分江浙籍官僚的强烈反对。作为宰相的吕颐浩，首先反对驻跸川陕，认为：“若第携万兵入蜀，则淮、浙、江、湖以至闽、广将为盗区，皆非国家之有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乙丑。其次，吕颐浩指出了驻跸之所应该具有的地理和经济条件是：“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然后策发大兵，一头项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头项往池州至建康府处置，已就招安尚怀反侧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间，使民得务耕桑，则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忠穆集》卷5《状》，《论乞定驻跸之地状》。显然，吕颐浩是倾向于武昌的。然而，当时高宗和宰相吕颐浩迫于“建都金陵”的呼声高涨，只好决定暂时留在建康。此次定都争论，虽然有三种意见，但是这三种意见基本都是以进取、恢复中原为立足点的。然而，宋金战事吃紧，建康危若累卵。群僚中更多人主张暂都杭州：“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宋史》卷380《楼炤传》。此言正合高宗之意，当高宗提出巡幸吴越时，身为宰相的吕颐浩只能表示赞同，并且作了军事部署安排：“命尚书右仆射杜充领行营兵，守建康；韩世忠守镇江府；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节度；辛企宗守吴江县；陈思恭守福江口；王琼守常州。”《宋史全文》卷17上。实际上，吕颐浩这样的军事部署，使得“防淮之议遂格”变成了“防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于是高宗、吕颐浩一行向杭州进发。建炎三年（1129）十月癸亥，至临安府，壬辰，至越州。十一月，高宗得到杜充等人守江不利、金人即将渡江的消息，高宗很清楚，“金国人马必临浙江追袭，事迫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危机之下，吕颐浩献航海之策，高宗采纳。从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到建炎四年（1130）四月，高宗经历了数月的大逃亡，几乎被金人追得无立足之地。也就在逃亡途中，吕颐浩根据形势，提出“将来宜驻浙右，谋入蜀”的建议，但是他的主张立即遭到范宗尹的反对：“臣谓若使入蜀，恐两失之。据江表而徐图关陕之事，则两得之。决择取舍不可不审。”《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2.在这个问题上，高宗明显倾向范宗尹，吕颐浩的建议被搁置。在韩世忠黄天荡大捷后，形势才转危为安。“从此，金军对南宋的大规模全面进攻遂告终止。”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宋代历史发展的大势》。也就在此时，吕颐浩被罢相。而航海避敌之后，高宗一直在越州驻跸。绍兴元年（1131）九月，吕颐浩二度为相。十月，高宗升越州为绍兴府。但是很快，就发现绍兴府不适合南宋政府长久驻跸。一方面是因为南宋大批官员驻跸此处，当地物资匮乏，物价上涨，对百姓和官员的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绍兴府地处浙东一隅，漕运不便，上供物资无法及时运到；再一方面是因为南宋政府久驻绍兴府，也不利于举起抗金的旗帜。何忠礼等：《南宋史稿》，第一章《南宋的建立和抗金斗争》。宰相吕颐浩从经济角度指出了绍兴府不适宜久驻的原因：“浙西郡县，往往已遭焚劫，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中书舍人洪拟更是认为：“舍四通八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坚守御。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轻弃二浙，失煮海之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辛未。显然，绍兴府的确不适合作驻跸之地。当时大臣们对驻跸之所议论纷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如汪藻认为：“敌师既退，国家非暂都金陵不可。”《浮溪集》卷2《奏议》，《论淮南屯田》。中书舍人胡安国也指出，“臣谓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为分镇，则全据上流，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甲申。。而宰相吕颐浩却认为：“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曾经残破……若不移跸于上流州军保全此数路，及渐近川陕，使国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则民失耕业，号令阻绝。俄顷之间，已至秋冬，金人复来，则虽欲追悔无及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显然，吕颐浩并不赞同移驻临安，仍然倾向于移驻长江上游的武昌。但是，高宗仍然于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诏绍兴府运颇艰，难以久驻，可移跸临安府”《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9，绍兴元年十月尽十二月。。从绍兴二年（1132）到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除绍兴四年（1134）十月和绍兴六年（1136）九月高宗因亲征短暂离开临安外，南宋一直驻跸临安府。
3．赵鼎与南宋最终定都建炎三年（1129）五月，在臣僚们对驻跸地提出三种意见并争论不休时，时任司勋员外郎的赵鼎在上书中提出了关于驻跸之地选择的建议，“或驻江浙或临淮甸，延见父老省察风俗，旌别善恶，搜扬人才，召集军兵，振耀威武，使敌人知有预备而莫测廵幸、定居之所，则恐未敢再谋窥伺，然后别遣能臣出使关陕，收六郡”《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陈防秋利害》。。这种观点，实际上与李纲观点有些类似，就是不定固定都城，以多处巡幸来迷惑金人。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人陷明州，乘胜破定海，以舟师袭击高宗御舟，张公裕击退之。高宗命臣僚条具敌退之后的驻跸之所，时任御史中丞的赵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江左宁静，始可议立国之地。”《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敌退事宜》。但是，赵鼎对在江左之地立国表示担心：“臣窃惟东晋渡江，全有淮甸，群贤协力，仅保一隅，亦以其外无陵侮之忧故也。今强敌南侵，视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县，凡都会形势之地，悉经蹂践，其视东晋万万不侔矣。虽欲立国于此，其可得乎？况能平定齐鲁，恢复晋赵，定建极宅中之计？惟关中奥区，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时已有迁都之议，陛下必欲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今关中半失之矣；欲经营关中，当自蜀中始，欲幸蜀中，当自荆南始。虽然汉中邻长安，而兴利邻秦凤，太平之久，负贩往来，山谷险绝，皆成蹊径。昨长安溃兵径趋兴元，全无阻遏，自兴元趋剑门，更无栈道，而剑门两间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则蜀中所恃之险，尚须措置，使绝不通行，然后可保。张浚之行。专委召集西兵，未闻营度守蜀也……且驻荆南，徐图所向，为今日计无踰此。”《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西幸事宜状》。赵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荆南之地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经济角度考虑，都无疑是巡幸的最佳选择。建炎四年（1130）四月，结束了海上大逃亡的高宗刚刚安顿下来，赵鼎又上书，提出荆南是最佳的巡幸之处：“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势，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国必争之地。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以为屏翰，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甲戌。赵鼎提出以公安为行阙，实际上与吕颐浩提出的武昌为都的出发点基本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意见，与当初李纲提出的定都三策中的中策的出发点又是一致的。从失去了中原之后的定都之所来说，此时，李纲、吕颐浩、赵鼎的定都意见则基本相同，他们的定都理念，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中原、恢复中兴的姿态。绍兴四年（1134），赵鼎被从洪州召回行在，三月除拜参知政事。八月，除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准备继张浚之后，出师川陕。这一举动，表明南宋一方面仍然强调以利用川陕的地理、人力、物力优势以恢复中原，另一方面可以阻断金人对南宋的迂回包抄。然而，有的大臣对此举明确表示反对：“今天下根本大势，实在长江，保守长江以固根本，然后可以图秦保蜀，料理襄汉，经略中原，随宜度势，以次施设。今根本不固，遽欲辍大臣于数千里之外，以孤军抗强虏，期以复西秦残破之疆，昌寓（禹）谓四川民财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动，而都督又将入蜀，万一强敌乘我间隙，或压以重兵，或传以伪檄，则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系岂小哉？”《三朝北盟会编》卷164《知鼎州程昌禹上庙堂书极论遣使都督川陕荆襄未便》。按照程昌禹的观点，天下的根本已经转移至长江，此时南宋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长江防务。如果再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已经是残破不堪的西秦，不但川陕不能恢复，甚至有失去长江根本的危险。最终的结果，赵鼎并没有拥重兵入蜀。四川一地基本由吴玠、吴璘兄弟担当抵抗金人的任务，南宋没有再投入更多的兵力。绍兴五年（1135），赵鼎为相期间，高宗下诏对临安进行建设，却遭到一些大臣的异议。“己丑，诏临安府修盖瓦屋十间，权充太庙。侍御史张致远言：‘中原虽隔绝，而陵寝故在，京都虽未复，而庙社仅存，万一四方传播，以为朝廷剏建太庙，兹焉定都，人人解体，难以家至户晓，甚失兴复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亦奏：‘人言籍籍，谓陛下去岁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府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矣。’”《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在大臣看来，在临安建明堂、立太庙的举动无疑是昭告临安即将为都，而定都临安，意味着放弃进取中原，放弃中兴大业。此时与赵鼎并相的张浚更是极力反对驻跸临安：“浚以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则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遂奏请圣驾以秋冬临建康，抚三军而图恢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月己酉。面对大臣的疑虑与反对，高宗只好“后二日有诏，梁汝嘉随宜修葺，俟移跸日复充本府使用”《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暂时平息了大臣的质问。虽然如此，临安的政治地位逐渐加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平定“苗、刘之变”后，高宗在众多臣僚的请求下，于建炎三年（1129）由杭州移驻江宁府，但是高宗对杭州仍旧念念不忘，在建炎三年五月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之后，就于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五年（1135）正月，又移浙西安抚司于临安府。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由于赵鼎和张浚在是否进攻刘豫伪齐问题上产生分歧，赵鼎因此罢相。临行前，赵鼎和折彦质提出回驻临安，高宗先是同意，后来，高宗又接受张浚的定都建议，移驻建康。“绍兴七年（1137）春正月癸亥朔，上在平江，手诏将乘春律往临大江，驻跸建康，以察天意。”《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在张浚的坚持和当时南宋军事胜利的鼓舞下，高宗有定都建康以图中兴的打算。淮西事变以后，赵鼎在“以壮根本为先务”的理念下，向高宗建议撤出建康，移驻临安，“车驾驻跸所在，天下之根本也。外设藩篱之固，中严堂陛之居，然后从中制外，运动得宜，譬之人身，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今舍二浙泽国险阻之区，而都建康显敞冲要、四达交争之地，修饬宫城，移置官府，悉库藏、金帛随之，不鉴维扬仓卒之祸，而为久远安居之计，实臣所未喻也。若谓建康，古帝王之宅，得形势之利，然自尧舜三代，秦晋而下，建都不一，各便其所宜，而未尝相因，不闻后王之兴，必居前王之地也。若谓北临淮甸，足以系中原之心，便于进取之势，然移跸已复半年矣，进取之计果如何？中原之人归者几何？响应而起者又几何？若谓易于号令，然前此两经捍敌，车驾进临，鼓作士气，诸将奋励，承命即前，倘朝廷威令不行，驾驭无术，虽在营垒中无益也。不考利害之实，不度时措之宜，采书生之高谈，按史册之故事，而先自致于颠危之地，乃曰：‘欲图恢复。’臣窃以谓不可。虽然臣知定都建康未为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说，遽议回銮，臣亦以谓不可也。自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复之说献于陛下，臣自郎官历台谏，至践宰辅，前后进计于陛下，亦以此为先，陛下笃于孝悌，固亦未尝不在是也。然而臣所期于陛下者，不忘恢复之念，常为恢复之谋，仰顺天心，俯鉴人事，度德量力，观衅而动，不敢轻举而易发也。今恢复之势已张，恢复之名已正，凡平日献议之人以谓恢复之功可跂而待。乃欲旋幸二浙偷安，目前自为退缩削弱之计，必以陛下为不孝不悌之主，以臣为不忠不义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而不忠不义之罪，臣亦安敢当之？此议论之臣，他日必不见贷者。臣所谓欲议回銮，亦不可也，盖一动移之间，便有强弱之势，不可遽也。呜呼！采虚名忘实利，张虚声受实祸，其利害为如何？而浮言易动，主听易揺，使任责者难于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败而无功也。今为陛下计，惟是委任群臣，不责近效，俾尽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日规模之利，用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难也”《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经筵论事第二疏》。。“今日复回临安，四方必谓朝廷但务退缩，无兴举之意，岂知陛下圣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户晓，惟是他日淮上有警，却须前后鼓作诸军，庶几进退合宜。”高宗嘉纳。“于是降旨意先发百司，使民间预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宫留守，示往复两都居无常之意。”《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1，绍兴七年七月尽九月。从赵鼎的上书来看，主要是对杭州和建康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作了比较，杭州更为安全，是他作出定都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赵鼎虽然提出回跸临安，但是仍然要在建康设行宫留守，“若陛下果欲暂回临安，即复以建康为行宫，守臣兼留守差内侍主管匙钥，留亲事官备洒扫，百司官府并付留司看管，以备时巡，一如两都故事，为往来之计。若金人举国来寇，即举行甲寅年捍御之策”《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赵鼎似乎仍然有用两都迷惑金人之意，虽与当初不设常都之意如出一辙，但是此时赵鼎已经明显倾向于定都临安了。高宗接受了赵鼎的意见。为了避免引起混乱和恐慌，赵鼎又提出“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离江左，期既不廹，上下帖然”《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1，绍兴七年七月尽九月。。高宗这样才顺利移驻临安。对赵鼎移驻临安的决定，许多朝臣反对。参知政事张守认为，绍兴七年（1137）三月才驻跸建康，不到一年又要移驻临安，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引起人心浮动：“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正宜据会要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每对必为上言之：宰相赵鼎欲还临安，守与鼎议于都省，不合。又诣朝上，顾守曰：‘臣昨日都省已与赵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三朝北盟会编》卷183《二月七日癸亥车驾发建康府》。李纲也反对回驻临安：“臣闻自昔用兵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揺，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虏伪乘之，谁为陛下坚守苦战以御大敌者？且建康去平江无数百里之远，非有高山大川以为限隔，健马疾驰，数日可至，徒有怯敌之名，无益退避之实。建康有长江天堑之险，不能固守，何有于吴会哉？声势所逼，退而之临安，又退而之会稽，又退而之闽、粤极矣。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榛瓦砾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顾异时噬脐之悔，非策之得者……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者此也。”《李纲全集》（中册）卷100《奏议》，《奏陈车驾不宜轻动札子》。在李纲看来，回驻临安，车驾轻动，不仅人情动摇，斗志丧失，更重要的是，金人可能就此南下，盗寇可能附金，南宋就此失去长江天险的天然屏障。而此时，“时赵鼎、秦桧已叶议回跸临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虽然秦桧和赵鼎矛盾争斗日趋激烈，然而，在回驻临安问题上，却意见一致。高宗面对群臣的意见举棋不定：“群臣上殿多论建都事，蒲贽谓当择险要之地。勾龙如渊谓在修德，而不在险，以二人之论校之，如渊为胜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二月戊戌。绍兴八年（1138）二月，高宗一行从建康出发向临安进发。从此，南宋在临安正式定都，迄宋亡终未他迁。二、南宋最终定都临安从李纲开始着手定都，到赵鼎时期终于定都。南宋都城的确立，经历了从恢复中原到固守东南观念的嬗变。最初，三位宰相定都理念都以恢复中原、实现中兴为目的。李纲的定都南阳，吕颐浩倾向于荆襄，赵鼎更是提出公安为行阙，都是以积极进取、恢复中兴为目的的。然而，南渡以后，随着宋金战局的发展，宋金实力的对比很明显，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南宋政权无法定立都城，只能避敌巡幸。经过李纲、吕颐浩、赵鼎三位宰相的努力，宋金的实力才基本达到一种均势。想要恢复中原、实现中兴，已不是短时间内南宋能够做到的。这样，自保才是当时南宋的政治主题。绍兴六年（1136），在赵鼎初次罢相之前，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点，对于南宋当时的防务及军事部署，曾经担心地说：“臣窃谓世忠既城楚与高邮，地利甚便，今张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长、扬州一带，敌决不敢犯，则世忠一军包裹在内，最为安稳。但自濠以西并刘光世地分，光世孤军，万一重兵侵犯，韩、张两人能为出师牵制否？不然，徒为自守之计，朝廷何赖？”《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鉴于此，赵鼎得出：“欲图恢复，臣窃以谓不可。”《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经筵论事第二疏》。基于这点，赵鼎秉持“先议守而后论战，乃保万全也”《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的稳妥观点。因此，赵鼎提出高宗要移驻临安，坚决反对张浚提出定都建康的主张。前文已经提到，郦琼兵变后，南宋淮西的防务更加空虚，正如赵鼎分析的那样，建康的地理位置太靠近前线。绍兴八年（1138），左奉议郎冯时行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臣切见以前备御，尚为疏阔，自建康以属海道，臣非亲见，不敢妄陈。自西蜀以至江东，臣请论之，吴玠一军，在梁、洋之间，凡五千余里至鄂州，始有岳飞，又三千余里至建康，始有张俊。陛下虽以淮为屏障，然东南形胜实在长江，今岳飞屯鄂渚，实欲兼备江池，襄阳有警，比岳飞得闻，往返三千里，束装办严，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敌骑近在京西，轻军疾驰，不数日而遂涉江汉，万一举偏师向江汉，连缀岳飞，而以大军向襄阳，中断吴、蜀，当是时，吴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飞不能舍江汉而上，敌骑盘泊荆南，可以控据上流，震惊吴会，或径趋潭、鼎，横渉饶、信，可以直乘空虚，扰我心腹，备御如此，似亦疏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上述论述足以说明，南宋的军事实力以及军事防务的不足，是赵鼎选择临安作为都城的一个重要原因。绍兴八年（1138），张戒与高宗的对话反映出南宋与金的实力：“‘陛下为金弃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据中原久矣，山东、陕西皆传檄听命，以臣观之，金盖能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戊子。综上所述，赵鼎定都临安，主要是考虑到临安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南宋的军事实力与防务问题。除了这两点以外，据刘克庄载：“臣按迁跸钱塘，本赵鼎之谋也，时和议已有萌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6《进故事·丙午十二月初六日》似乎赵鼎定都临安，与要与金和谈有关。许多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而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从定都时间来看，赵鼎最早要高宗回驻临安是在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而王伦带回金人愿还梓宫、河南地的消息是在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相差整整一年的时间。前文已经论述，赵鼎先是反对和议，当高宗力主和议、和议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赵鼎才提出不损害南宋利益的和议条件。因此，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赵鼎并没有预测到金人准备归还梓宫、河南地作为和议的条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出退避临安的态度迁就双方和议的达成。其次，笔者认为：当和议已成定局之时，更增加了赵鼎迁都临安的决心。在赵鼎的《使指笔录》中，涉及赵鼎对金朝提出南宋定都的担忧有两条：“一，金人若问‘既和之后，必便移跸还汴京’，合，如何对？‘若尽得刘豫地土及宗族尽归，即修奉陵寝，开淘汴水，俟漕运通行，储积足备及军营百司修缮备办，方可移跸。’”“一，将来到军前，坚请移跸建康就便商议，如何对？‘建康为经残破，百色不便，难以久驻，兼与临安相去不远，商议事自不相妨。”《忠正德文集》卷9《使指笔录》。由此，赵鼎担心金朝干涉南宋定都有两个方面：一是金朝可能提出要南宋返回汴京旧都，如果这样，金人显然是要消灭南宋政权。这一点，赵鼎以修陵寝、修百司等拖延时间来应付，这点并不是赵鼎最担心的。二是金人要高宗移驻建康商议和谈之事，在失去淮西防务之后，建康距离前线较近，万一金人乘高宗回驻建康之际，设下军事埋伏，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更坚定了赵鼎不顾众人反对要求定都临安的决心。当然，临安最终成为南宋的都城，还有当时临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对此，陈乐素先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陈乐素《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求是集》（二）。另外，林正秋《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1期，也从当时宋金军事态势和杭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探讨了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南宋初年，民变、兵变问题成为威胁南宋政权稳定和存亡的关键。平息民变和兵变既是李纲、吕颐浩、赵鼎任相时期，也是他们地方任职期间的重要内容。他们采取了相同或相近的平叛策略。而当李纲、吕颐浩被罢相之后，民变、兵变又呈现上升趋势。到吕颐浩二度为相期间，加大了平定兵变、民变的力度，南宋治安明显好转，为赵鼎全面建设内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增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成为能够与金对峙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赵鼎执政时，南宋基本肃清了境内的兵变、民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