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三宰相的执政风格及对其的评价

一、三宰相的执政风格李纲、吕颐浩、赵鼎三位宰相，虽然出身不同，自身性格不同，但是他们的仕宦经历相似，政治品格、执政风格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对南宋政局也有一定的影响。李纲与吕颐浩的个性有些相似之处，平时沉默寡言，但是行事雷厉风行，甚是果断严厉。“先哲李忠定之为人，平居谨默，似不能言。立朝论事，如倒囊出珠。素励操行，三为巡按，惩奸去贪，风稜甚峻。累保障重地，积有勋劳，未尝矜色于官，无行谊者，怒目切齿，必除之乃已。以此被谗贬斥，其志不少回。致仕归囊，无长物，闭户理旧书，间出游山水，哦诗酌酒嚣然。”《闽中理学渊源考》卷89《巡抚陈吉亨先生泰》。李纲在回朝入相的第二日，便提出中兴十策，可见行政效率之高。吕颐浩行政干练，一直受到其他大臣的认可。朱胜非眼中的吕颐浩“练事而粗暴”《三朝北盟会编》卷126引朱胜非语。。在其他同僚印象中，“颐浩及浚，所谓股肱，颐浩临事有断”《三朝北盟会编》卷180《上皇帝书》。。对吕颐浩执政的严厉，史籍多有记载。据《老学庵笔记》载：“吕元直作相，治堂吏绝严。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颊。吏官品已高，惭于同列，乃叩头曰：‘故事，官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如苍头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体。’吕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履行泥泞中，此何等时，汝乃要存事体？待朝廷归东京了，还汝事体未迟在。’吏相顾称善而退。”《老学庵笔记》卷2.另一事件更可以看出吕颐浩决断的执政风格：“建炎末，吕丞相颐浩以勤王复辟之功，进登相位。尝在中书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帻。吏对：‘祖宗以来，宰相无去堂吏巾帻法。’公曰：‘去堂吏巾帻当自我始。’吏不能对。”《独醒杂志》卷9.正因为如此，后人评价吕颐浩：“这人粗，胡乱一时间得他用，不足道。”《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2《吕颐浩成国忠穆公》。但是在当时南宋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吕颐浩的严厉执政对南宋政局的迅速稳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如“浙西安抚制置使兼知临安吕颐浩兼行宫留守。颐浩至临安，处事甚有绪，豪右莫敢犯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1《高宗皇帝二十一》。。就连秦桧对吕颐浩也敬畏惧怕几分。与李纲、吕颐浩严厉的性格不同，赵鼎性格温和宽厚，特别是表现在与张浚的关系上。当淮西事变之后，高宗有贬谪张浚岭南的意图，是赵鼎以张浚有老母为由，苦苦哀求高宗，对张浚从轻发落：“浚有老母，今过岭必不能将母。陛下忍使其子母为死别乎？”高宗犹未解。鼎又留身再恳曰：“浚之罪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谋欲施之，岂不思虑，亦安能保其万全？傥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后虽有奇谋妙算，谁敢献之？此事利害，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高宗意解。鼎朝退，召勾龙如渊、冯康国、冯檝至都堂曰：“上怜德远母老有复辟功，决不远谪，无过岭之患。诸君速以书报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负德远，德远负鼎。”《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最终张浚没有被远谪。虽然性格温厚，但是赵鼎行政却是非常有效率的，这点同李纲、吕颐浩相同。《僴录》对秦桧和赵鼎的执政进行了对比：“尝见沈公雅云：‘某尝问张子功（张焘），赵忠简与秦丞相二公孰能办事？某以秦公为能。’子功曰：‘不然。某尝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禀白事件，赵公必当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则利国，如此行则利民，如此则利民而害国，如此则利国而害民，如此则国与民俱利。当面便商量判断了，僚属便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则百官凡有所禀白，无酬酢，略不可否，但付与吏人，少间更没理会，此事便沉埋了。如此，谓之秦公胜赵公，可乎？’”《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引《僴录》语。可见，三位宰相的执政都是果断练达的，而且行政能力都很强。三位宰相皆属气节高亮之人。李纲忠君爱国，是历代士人褒奖称道的典型。“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1《李纲忠定公》。明代的何乔新认为：“纲天资忠义，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义理而不知有祸福。”《椒邱文集》卷6《史论·宋》，《李纲罢车驾遂东幸》。他虽然不在相位，关心国家祸福的忠心依旧，明代王直称赞李纲：“公虽去朝廷，然惟知纳忠，不以祸福易意，事有益于国者无不言，而言辄不用且卒于不返。”《抑庵文集》后集卷5《重建宋丞相李公祠堂记》。而吕颐浩在出兵平定苗、刘之变时的一番话，则表现出随时准备为国殉节的气概：“颐浩曩谏开边，几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几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宋史》卷362《吕颐浩传》。对李纲、吕颐浩的气节，当时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邴称赞道：“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量宏远，威名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卯。赵鼎因反对和议，秦桧对他施加报复，贬谪岭南。赵鼎虽身陷囹囵，仍发出“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老学庵笔记》卷1.的强音。最后宁愿绝食而死，也不愿与秦桧妥协。其气节高远，使人叹服。他们的这种气节，使得金人也颇为敬畏：“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使者至今，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历代通鉴辑览》卷86《故相李纲卒》。三位宰相当中，李纲的性格有些急躁，而吕颐浩和赵鼎相对谨慎一些。如当时同僚谢克家认为吕颐浩“老成练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辛未。。而其中赵鼎更为谨慎老成。他们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们的执政。赵鼎认为：“用人才所以立国，臣任宰相，岂敢久居？至于立国规模，则不敢不为久远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也正是因为赵鼎这种持重的个性，对南宋内政、对外关系一一整顿，不仅赢得了贤相的美名，也使南宋呈现出中兴之气，“号为贤相，翕然有中兴之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丁未。。但是，也是由于他的稳重与同时执政者张浚的强硬冒进不能融合，导致两人产生矛盾，成为南宋历史上的遗憾。“问李纲、张浚、赵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纲之失愎，浚之失躁，鼎之失谙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纲也，其再失汴也，栗之狃纲也。江左之得为江左，鼎与浚也，江左之不得为中原，亦鼎与浚也。浚气强，鼎气弱，浚过多，鼎过少。”《弇州四部稿》卷140.而李纲的性格急躁也多少影响了他的执政效果，朱熹对此也是非常惋惜：“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三位宰相皆是勤政爱民之官，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们为相期间，也表现在他们在地方执政的时候。绍兴二年（1132）十月至绍兴三年（1133）三月，赵鼎在任江东安抚大使期间，与当地的军政官员关系融洽，并且在他们的联合治理下，建康一带秩序井然，“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赵鼎始至建康视事，时参知政事、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太尉、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皆驻军府中，军中多招安强盗。鼎为二府，素有刚正之风，庾、世忠皆加礼，两军肃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贾通行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1，绍兴二年十二月戊戌。。而在之后他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之时，也是一方百姓拥戴之官，这也是赵鼎被招回中枢出任参知政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赵鼎赴行在，将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岁，戢吏爱民，盗贼屏息，一方赖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2，绍兴四年正月丁丑。而初次被罢相后的赵鼎，被任命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在此期间，赵鼎惩恶扬善，爱民如子，奸猾污吏有所收敛，地方财政渐为丰足。“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为务。每言不束吏，虽善政不能行，盖除害然后可以兴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师，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谓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学得于《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场务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财赋遂足。”《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0《高宗皇帝二十》。李纲、吕颐浩在地方执政时，也因为出色的政绩受到高宗的褒奖。“尚书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吕颐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纲，抚存饥馑，招集流亡，甚称朝廷委寄之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丁未。吕颐浩也是一方百姓信赖的官员，“先是，去岁旱伤，湖南尤甚。安抚制置大使吕颐浩入境，即奏截拨上供米三万石，及令广西帅、漕两司备五万石，水运至本路，以充赈济。又乞降助教勅度僧牒，诱上户粜米，民不能耕，则借之粮种，夏税亦俟秋成并输，全活甚众。先是，郴、衡、桂阳草盗纷起，颐浩遣统领官步谅、裴铎招捕，悉平”《中兴小纪》卷20《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6，绍兴六年正月尽四月。。三位宰相在地方执政期间，勤政爱民，对南宋地方的稳定与恢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二、对三宰相执政的评价李纲、吕颐浩、赵鼎，在当时都是南宋朝廷倚重一时之臣，都属中兴名相。《龟鉴》曰：“当时天下人望之所属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的确，当时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对李纲寄予中兴宋朝的期望，“首召李纲而相之，天下之人悉举手加额以庆，圣君贤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愿捐糜顶踵以赴功名之会”《陈少阳先生文集》卷3《书》，《上高宗皇帝第一书》。。“纲之功业卓伟，忠义奋发，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乐从，海内之所推称者也。闻其谴谪，虽闾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感愤，以为国家不能用人也。”《历代名臣奏议》卷82《经国》。“昔唐姚崇、宋李纲，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说君从，方敢就职，彼皆一时名相，能辅中兴者也。”《胡端敏奏议》卷9.所世之人对赵鼎的评价也相当高，有的称其为“中兴第一相”，“惟公以忠正德闻，为中兴名相第一。”《云庄集》卷2《祝文》，《赵忠简公祠》。赵鼎受到普遍的推崇：“惟公高风懿躅，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数。中遭谗逐，以卒于死。下至行路，为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兴名相，一夔而已。”《东莱吕太史文集》卷8《祭文》，《为刘衢州祭赵忠简公文》。后人对吕颐浩的评价虽然不及李纲和赵鼎，但是，笔者认为，吕颐浩对于南宋的生存与稳定，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正如《宋史》本传论曰：“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宋史》卷362《吕颐浩传》。《林泉野记》的作者认为：“颐浩为相，不务体貌，惟持赏罚，先公道治赃吏，恤疲民，亲作书币以招群盗，拨诸军入卫，军容稍振。”《三朝北盟会编》卷194转《林泉野记》记载。枢密院检详文字李椿则对吕颐浩和赵鼎给予很高的评价：“臣窃惟伏自太上皇帝南渡艰难之时，任吕颐浩，所以能诛逆臣、破群寇、扶宗社、立纪纲，可谓有大勋劳。及叛臣挟虏势，侵犯淮甸，太上皇帝用赵鼎，遣诸将破虏军，而后国势张，宗社固，天下翕然归重。”《历代名臣奏议》卷145《用人》。也正是如此，吕颐浩和赵鼎得到了配享高宗的殊荣。《涧泉日记》对李纲、赵鼎、吕颐浩三位宰相的评价相当高：“渡江以来，李伯纪第一流，赵元镇尽有德望，只是才少，张敬夫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李伯纪、赵元镇渡江之初，整顿国家，至今蒙福无穷。”《涧泉日记》卷中。说明三位宰相的执政对南宋的影响十分深远。人事关系以及人事政策成为对三位宰相评价褒贬不一、有所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影响其执政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纲任相之时，“翁彦国暴赋横敛，致乱东南。其党吴昉为腹心，助虐，得转运判官，物论沸腾而莫敢言其恶。人无聊生，至有击登闻鼓以诉者。上始知而亟罢二人，且降诏引咎以慰其民。宰相李纲以姻党昵彦国，庇之，至贴改诏书，独罪昉而不及彦国。中书舍人朱胜非言：‘舍渠魁而责支党，臣愚所未谕也。’于是卒正彦国罪”《三朝北盟会编》卷104《翁彦国以赋敛被罪》。。处死宋齐愈，成为李纲执政引起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为其被罢相的原因之一。“初，齐愈既论李纲之过，会朝廷治从逆者罪。言者论齐愈在皇城司，首书‘张邦昌’字以示议臣，由是罢谏议大夫，下台狱。制曰：‘所幸探符之未获，奈何援笔以遽书，遗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齐愈论纲不已，故纲以危法中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高宗皇帝二》。宋齐愈最终被腰斩。张浚以此攻击李纲，“宰相李纲以私意恶谏议大夫宋齐愈，加之罪至论腰斩。公（张浚）素与齐愈善，知齐愈死非其罪，入台首论，纲罢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11引《张浚行状》语。。这也成为李纲被罢相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兴大事记》对此事的评论：“宋齐愈之罪，当从王时雍等之例，贬而窜之可也，何至是耶？洪刍、陈冲、王及之死，纲尚救其死，而独不救宋齐愈，纲于是失政刑矣。中兴之初，大臣有一事之当理则足以兴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来张浚之疏也。浚素与齐愈友而又潜善客也，以潜善而忌李纲，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张浚而攻李纲，是以君子而攻君子。”《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引《中兴大事记》语。此事虽然与张浚同宋齐愈关系亲密有关，但是，李纲在处理此事件上也显现出冲动、急躁的一面。正如当时同僚右正言邓肃评论“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事政策更是吕颐浩为相时备受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失去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吕颐浩为相，任用亲旧，“（绍兴二年六月）辛卯，吕抗、吕摭并直秘阁主管，万寿观吕挺为右承务郎，中兴后大臣子以恩泽除职名自此始”。朱胜非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载：“祖宗旧制，宰执子弟并不堂除，只于铨部注拟，罢政不以罪，则推恩迁擢，盖二府号表则之地，不阿其亲，当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为执政、侍从。建炎以后子弟得职名者汪伯彦子召嗣，直徽猷阁吕颐浩二子抗、摭，秦桧兄梓并为直秘阁，张浚兄滉亦直徽猷阁，李纲弟维亦直秘阁。权门复启，盖诸公不为国家计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1《高宗皇帝十一》。虽然朱胜非与李纲、吕颐浩关系不睦，有许多攻击两位宰相的言论，但是对他们人事方面的指责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史籍对吕颐浩任人方面的记载颇多。“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抚处置使张浚见似除书，上疏言：‘都统制吴玠、参议军事刘子羽有功于蜀，不应一旦以似加其上。’尚书左仆射吕颐浩与似连姻，闻浚论似非才，不悦。或告右仆射朱胜非以浚起义平江时，常有斩胜非之语，胜非又毁之，浚由是得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丁未。非但如此，吕颐浩也好以个人喜好作为任人的准则，“绍兴元年冬十月乙丑，诏蔡京、王黼门人实有才能者，公举叙擢。参知政事李回罢，回不为吕颐浩所喜，乞罢政，遂出为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资治通鉴后编》卷109《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吕颐浩也通过宰相的用人权力作为打击异己、培植亲旧的手段。据《中兴小纪》载：“初，召左仆射吕颐浩复相，而同知枢密院富直柔与司谏韩璜及神武中军统制官辛永宗兄弟，见上多言颐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与求言直柔与璜等结为朋党。丙辰，罢直柔为提举洞霄宫，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复江、淮等路发运使，以宝文阁直学士权邦彦为之。邦彦谙而傲，士论不与。至是，吕颐浩又荐邦彦为兵部尚书。”《中兴小纪》卷11.《斐然集》则记载了胡寅以及其父与吕颐浩之间的关系：“吕颐浩素不与臣（胡寅）相知，方其秉钧，臣出在外，亦有未相涉之事。只缘前年臣忝行诰命，不合据实，以颐浩尝佐勤王之举，破其累载，叨冒元勋之计，载于词命，颐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报也。每对宾客语及此事，必曰：‘向来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则又出陛下亲批以示之。颐浩服事陛下，致位将相，尚不知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之义，其于微臣宿怨，岂能释乎？前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适感风疾，不可迎侍，颐浩即议移牒抑臣前去。偶闻臣已请宫祠，遂止。然于赈济奏状言及邵州见阙守臣，以相中伤，则知颐浩未尝一日而忘臣，但未有其便耳！”《斐然集》卷11《乞回避吕颐浩张守吕祉札子》。又据《宋史》记载：“宰相吕颐浩从容谓（潘）良贵曰：‘旦夕相引入两省。’良贵正色对曰：‘亲老方欲乞外，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退语人曰：‘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邪，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宋史》卷376《潘良贵传》。潘良贵明确表达了对吕颐浩用人方式的不满。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也因对吕颐浩的用人方式提出质疑，遭到了贬谪。“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先是，庭秀论吕颐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吕祉奏曰：‘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缘论大臣罢一言官，则后日大臣行事有失，谁敢言者？愿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无过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高宗皇帝五》。由于吕颐浩的用人引起诸多大臣的不满，赵鼎也趁此抨击吕颐浩：“议者谓颐浩多任用山东人，且颐浩为相，当收天下之材而独私乡曲，非公道也。”《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4，起建炎四年七月尽九月。当然，赵鼎的这个评价有失公允。据香港一位学者的考证，吕颐浩执政阵营的权力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地缘性，二是多引用财吏。《政局变动与文臣崛兴——南宋确立期吕颐浩执政阵营构造特质》（未刊稿）。也就是说，吕颐浩任用同乡山东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任用财吏是吕颐浩人事制度中的一个特色，正如中书舍人季陵的评价：“吕颐浩知使能，不知任贤。”《历代名臣奏议》卷46《治道》。前面第五章对赵鼎的用人有所阐述，赵鼎执政期间，主要任用崇奉洛学的士人以及元祐党人的子孙，也成为同僚或者后人抨击的口实：“赵丞相收拾得些人材然亦杂，如喻子才之徒亦预焉也。”《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综上所述，虽然李纲、吕颐浩、赵鼎对南宋功勋卓著，但是，他们在人事政策方面都存在缺陷，没有形成广泛的士大夫联盟，权力结构较为单一并且显得薄弱，尤其是没有形成南宋的抗金合力，不能再进一步问鼎中原。如《宋史》的作者所作的评论：“《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宋史》卷376《吕本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