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哲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在他的《人论》一书中说：“禁忌体系尽管有其一切明显的缺点，但却是迄今所发现的惟——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政治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无不具有神圣的契约。这同样适用于整个经济生活。甚至连财产在一开始似乎也是一种禁忌制度：占有一个物或人——占有一片土地或同一个女人结婚——的最初方法，就是靠——个禁忌号来标志他们。”禁忌是建立在对超自然的灵力崇信的基础上的，后世出现的大量禁忌，也是迷信的产物。但不论怎样，禁忌又是顺应历史和当时人们生存心态的要求而出现的，并且以其最严厉的最有效的方式规定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神圣的时间秩序和社会分类体系以及支持对于族群的认定。
禁忌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不仅在人们的心理上，而且在客观事实上都使两者变得更为亲近和和谐。这是化对抗、排斥为顺应的良好方式，显露出人们的生存智慧。
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
然而，有些民族的族民和宗教教民禁忌食猪肉，甚至不能去碰活猪或者死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中说：“在埃及人的眼里，猪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如果一个埃及人在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猪，他立刻就要赶到河边，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许多人类学家对这种现象一直很感兴趣，已成为各国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命题。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上帝要吃反刍动物而排斥猪的原因：古代以色列人所饲养牛、绵羊、山羊，在古代中东地区是最重要的食物生产种类，以含有高度纤维素的植物为食料。它们不会与人类争食，反而会通过提供肥料和拉犁的牵引劳力而促进农业生产。它们还是毛质纤维的来源，为人类提供服装原料，其皮可做鞋和马具。养猪所能得到收益远不如饲养反刍动物。猪不能拉犁，不会产奶，其毛皮不适合用于纺织和服装。猪的粪便可以肥沃农田，但对可供游牧的茫茫草原益处不大。“古代以色列的猪肉禁忌实质上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没有哪一个干旱地带游牧的人群是养猪的，原因很简单，很难保护猪群不受炎热、日晒的威胁，在从一个营地向另一个营地的远距离迁移中又缺少水的供应。”（《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迷》）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曾指出，人类社会从自然环境提供的多种可供食用的食物中进行选择，并以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获得这些食物。人类群体的生存显然有赖于能满足其成员营养需要的饮食，然而，各个社会满足这些需要的程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各不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87年7月）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认为：“至于禁杀、禁食猪豕，则因为它是典型的‘定居者’家畜，属农业民族，而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则持之以敌视。”（《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可见，宗教中的禁忌，大量的是顺应人类生活环境的要求而产生的。
早在一万年前，中东的许多地方，包括以色列人的居住地在内，都曾大量饲养猪。后来，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生态环境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森林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会更加有利于饲养反刍动物，而更加不利于养猪。由于生态条件变得不适应养猪，猪本身又没有其他让以色列人难以不顾的优势；相反，饲养猪的植物性食物也是人要吃的，在食物并不丰富的时期，便出现了人类与猪之间的生存竞争。这样，猪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必然变得低下，成为最下等的动物。伊斯兰教的猪禁忌实际上是这种原有习俗观念的延续和强化。
恰恰是这样，伊斯兰教的这一教规就不会影响教民的生活，成为一名穆斯林并不需要改变原来的饮食生活。而且，在主要以牛、绵羊和山羊为肉食的干旱生态地区，穆斯林为多。中国的情况亦如此，伊斯兰教流行的范围主要在干旱的和半干旱的西部地区。
禁忌控制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借助神灵等超自然的威力，实行自内心到外在行为的绝对控制。采取以神治人的方式，有时比以人制人的效果更明显，更能征服人的思想，约束人的行为。因此，宗教禁忌在融合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
甘肃拉卜楞地区以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而名扬天下。这里不但是安多藏区主要的宗教文化中心，而且已成为国内外旅游圣地。就在拉卜楞寺对面山上有一片茂盛的森林，当地僧俗群众称之为“禅林”。相传，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没有森林，第一世嘉木样（拉卜楞寺寺主）大师于1709年开始建寺时，将自己的头发散布于山上，此后便成了森林。实际上此森林是嘉木样大师亲自领僧众栽培的，此后年年栽植，便成了今日约有一千多亩的森林。藏族虔诚于“佛法僧”三宝，禁忌对“三宝”持有丝毫的不敬和触犯。因为是嘉木样“仁宝钦”（意为“宝贝”）亲手栽培的，传说中又是“仁宝钦”的头发，所以，这片“禅林”至今没有受到一点破坏，成为拉卜楞地区旅游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广大僧俗民众珍爱保护的对象。这只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广大农村地区，禁忌对抑制乱宰乱杀、滥砍滥伐往往起到了法律都难于达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