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内的人们除了完成众所共有的民俗仪式程序之外，还要求有一些特殊的、他地没有的民俗事象来作为群体互相认同的文化符号。这是强化群体凝聚力的内在因素之一。因而有些宗教禁忌的地方性特别强。中国的蒙古族、仡佬族花仡佬、哈尼族、苗族、拉祜族、彝族、纳西族、满族、赫哲族和仫佬族吴姓等都流行不食狗肉的禁忌，禁止食用狗肉是这些民族构筑的一道鲜明的文化边界及他们相互认同的文化符号。文化边界“把他们自己同邻近民族区分开来”，尤其是与他们不同血缘的邻族。当这些民族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更需要这一文化符号作为他们族性的标记（signs）。
不食狗肉的禁忌流行区域相对狭小，这一事象在局外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从不视之为不可为，甚至被局外人视为奇风怪俗并故意加以鄙视和冒犯，进而对局内人产生引诱，萌生触犯禁忌的欲望。这类禁忌相对于其他的禁忌往往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维护禁忌成为族群整合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这类禁忌迫切需要传说为之伴随、阐释和呵护。为保持这一符号的神圣性及神秘性，这些民族也都让这一禁忌附会在一个“真实可信”的传说之上。仅举仫佬族吴姓的例子：
传说仫佬族吴姓始祖有个独生仔，名叫勒殿，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死了娘，没有奶吃，没有衣穿，冻僵了。父亲以为儿子死了，哭得很伤心，把他放在大门背后的狗窝里，转身出去叫村上的老人来帮忙拿去埋葬。
父亲走后，母狗回到窝里睡觉，勒殿得到暖气，苏醒过来了，找奶吃，摸到狗奶，便吸了起来。父亲领着村上老人回来看到了这个情景，很惊奇，都说他们家里养了一只神狗。从此以后，父亲每天晚上都让勒殿跟母狗睡在一起，让他吃着狗奶一天天长大。
父亲死后，这只狗就成了勒殿惟一的亲人，走到哪里把它带到哪里，一天到晚，形影不离。
老母狗病死后，为了报答它的救命之恩，勒殿给那只狗做了一座坟墓，并传言子孙后代，从此以后不吃狗肉。直到现在，在罗城县的许多地方，姓吴的仫佬人仍然忌食狗肉呢！
这则传说神圣化了禁忌的肇因，宗教禁忌的产生和得以实施是为了后人不至忘却当地发生的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与现代许多节日的形成如出一辙。历史的“真实”显然夯实了禁忌的虚妄，人们恪守禁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惧怕某种惩罚，而是因为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传说提供的，似乎是先有历史事件，才引发出禁忌风俗，至少当地民众这样认为。当问起这一禁忌来历时，当地人肯定会讲述传说。传说为相应禁忌最直接的也是唯一的注脚。
传说和禁忌一样，都有特定的生存时空。对传说的认识，不应像一般的文学样式那样，拘泥于文化内涵的揭示和艺术形式的把握，而应把它置于更为现实的族群（ethnicgroup）关系中加以考察。传说的“势力范围”大都非常明确，而且关涉到传说圈内的每一个成员。因此，它在坚固族群关系方面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有一篇较短的文章，题目就是《族群》（“TheEthnic Group”），该文说，“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因为对殖民和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周星、王铭铭：《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为某一禁忌提供证言的传说，恰恰是一个群体（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信念（Sub-jectivebelief），一种在特定的社区范围内的“共同的记忆”（sharedmemories）。当然，这种“共同的记忆”并不是关于“殖民和移民的历史”，但却是与村落祖先和英雄生死攸关的一个历史事件（当然并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而且“共同的记忆”并非永远滞留于记忆的形式，还为族群构建了一个外显的极易辨认的文化符号和标志，诸如不食狗肉等等。传说同所宣扬的禁忌事项一道，共同使一族群与其他族群判然有别。可以说，这类传说和禁忌是族群在认同过程中找到的最佳的族史表现方式之一，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支持对于族群的认定。
传说和禁忌之所以得到群体的认可并不断流传下来，主要是浇铸了深入人心的祖先及英雄崇拜的意识。这样，已具威慑力和权威性的禁忌传说便成为族群内成员相互（主要是年长的对年轻的）训诫的宗教式话语。超越了祖先及本族英雄崇拜辐射的区域，这话语便不起作用。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尽管族群成员的理性与智慧的程度足以使他们认识到食狗肉绝不会招致事实上的惩罚，但他们对祖先及英雄生而有之的情感和敬畏也足以使他们负担不起亵渎祖先、英雄的罪名。如果说禁忌本身带有宗教性，那么，其与祖先和英雄的附合则肯定使这种宗教意味得以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