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民俗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本的文化。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稻米谷物。这种获食模式需要全家人共同劳动、密切协作，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家族意识。家族意识落实的过程是个人对于社群的不可分离，对于传统的盲目崇信和跟随。
千百年来，禁忌习俗能够传承下来，从众效应功不可没。岁数大的人，从小对禁忌民俗耳濡目染，多年遵循，已成习惯。也有人对禁忌民俗虽不知何意，但见旁人都这样，也就宁可相信或盲目仿效，而决不去明确地反对禁忌。科学知识水平高的人和年轻人，自己并不相信禁忌，但迫于老人、亲友和社会众人的习惯势力，为了图个大家心情愉快，心理平衡，也往往迁就老人和亲友，随大流，跟着走。不少虔诚信奉禁忌的人都不知道他所信守的禁忌是什么意思，更找不到禁忌所表达的确切含义，只是觉得有趣儿，觉得它是祖宗代代流传下来的，别人都这样，所以，就“守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且很负责地将它转交给下一代。
以春节忌俗为例：达斡尔族在除夕那天，天黑前必须把门窗糊好。这天不许从门外向里叫人；不许照镜子，否则群魔缠身，被魔鬼摄去心神。大年初一自动起床，忌被人叫醒，否则来年要懒惰一年。京族忌逢初一别人进门借火、借盐腌鱼，否则家里“水头”（钱财）会给别人借去。毛南族正月初一不能生火吹风，不能白天睡觉，初一、二不吃青菜。壮族在正月初一不杀牲，不吃粑粑，犯忌来年要塌田；忌吃青菜，否则来年田里长草；忌拿火出门，否则来年旱灾；做饭时忌吹火，否则来年有火灾。仡佬族在过年时，忌扫地、挑水、烹饪生食，忌骑马、犁田，忌男用田锄、女用针。门巴族过年忌外出劳动，否则来年庄稼不长。同时忌向地上泼水，否则来年一出门就下雨。羌族在大年初一忌大声叫骂，并把火钳、绳子、菜刀藏起来，因为这些东西象征不吉利。彝族大年初一不许串门、拜年，否则出神恶鬼会到处乱窜，惹祸招灾，同时忌家禽家畜闯入别人家。傈僳族过年时忌洗锅盖和菜板，否则刮洗走福气，次年粮食没有收成。这些禁忌或多或少对生活有妨碍，然而为了不破坏节日的欢乐气氛，人们不得不“随大流”，按传统的方式行事。
类似情况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许多场面都有表现。在婚礼中，若有人不遵守、依从老人和亲友所信的禁忌，也会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在丧礼中，亲属处于悲痛的心境中，如果有人违犯他们信奉的禁忌，可能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怖或愤怒情绪，乃至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现实生活中这种使人们的行为变得谨慎起来的场合不断出现，多次的盲目从众，或被迫从众，必然会造成和加重惰性心理。
当然，面对禁忌，人们之所以有从众的行为趋向，原因还在于禁忌本身具有让人们从众的心理传承性，也就是说，禁忌的传播与其心理渗透性、传承性直接相关。很多禁忌是经由父母和社会传统教育、训导的结果，而有的禁忌变成了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比如对死亡的恐惧。而禁忌作为一种信仰防御体制，人们遵从它，出于内心的需要，甚至成为一种下意识的防范，比如西方人对打喷嚏，有诸多禁忌，认为打喷嚏是一种征兆，当看到别人打喷嚏时，一般都要对那人说一句“上帝保信你！”据说，不然就对自己不吉利。这已相沿成习，不知不觉地传承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