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帝功过是非的争论，在汉朝就已经非常激烈。很多士人批评汉武帝劳民伤财。司马迁写《史记》，就在里面隐讳地说了很多讽刺时政的话。后来汉宣帝为汉武帝议庙号，儒者夏侯胜更是直斥汉武帝虽有拓疆战胜之功，但致使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当立庙。
西汉的历史，走过“与民休息”的高祖、吕后时期，走过富足的文帝、景帝时期，一切故事在汉武帝的时代里都发展到了高潮。几十年时间里，开拓进取的气息在激荡，在内则是主父偃策划推恩削藩，公孙弘、董仲舒推动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个主题，余风流被两千年，按照古人的话说来就是制度文章冠于百王；在外则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张骞经略西域，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杨仆、韩说讨伐南越，加强了汉朝对这些地区的联系和影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在汉武帝执政的这几十年里，西汉朝廷建树不可谓不巨大，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然而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却很难给武帝一个毫无争议的评价。
推恩令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有的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按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这样做的结果，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其等级低下，压制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厉惩罚为诸侯王服务的犯罪官吏；后者严格限制士人、宾客与诸侯王的交往，以防范诸侯王结党营私。自此之后，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变。
任酷吏、严刑法
汉初君臣居安思危，反思秦亡的教训，以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等宗旨为治国方略，先是“约法三章”，后有萧何定律，以求扭转秦朝法重之弊。至武帝时，汉初以来的“法治”局面发生重大改变，酷吏政治兴起。武帝任用张汤、杜周等为代表的一批执法官吏，借他们之手，来达到加强皇权、推行政令、安定地方等目的。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心意，舞文弄法：对于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对于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酷吏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在“盗铸钱”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吏；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其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酷吏之弊在于重刑任法，过于血腥残酷。诸多酷吏深文周纳，陷人于死地，株连达数千家之多。所以任酷吏、严刑法势必激化社会矛盾。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起用文学儒术之士。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封侯拜相，成为天子信用的重臣，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兴立太学
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前136），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独占官学权威。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这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推动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也推动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同时，高门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得到改变，中下层家庭的子弟入仕门径拓宽，而少数寒贱出身的人也得以侪身官场。
北抗匈奴
汉初，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十多年之久。武帝登基后，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汉军将领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朝与西域的通路由此得以打通。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又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匈奴左贤王部完全被击溃，全军覆没。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汉与匈奴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向西域地区。
南定百越
“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存在扬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等支。百越族以越语作为交流语言，小篆已经相当普及。百越人以种植水稻为生，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惶撤退。东瓯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瓯4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六年（前111），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武帝以其地及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9郡。
通西南夷
秦汉时，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史书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部族。受地理环境阻碍，西南夷与外界几乎隔绝，发展落后，有些部族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建元六年（前135），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于此地设立犍为郡；后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等地。元狩元年（前122），武帝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同西域的交通。当时，滇人势力强大，各族首领都要向滇王定期朝觐和纳贡。滇王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傲慢自大。他曾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气势之盛、见闻之陋可见一斑。因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武帝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继设置、越、沈黎、汶山等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并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事务。
奢侈无度
除了连年战争外，武帝从元鼎二年（前115）起，大兴土木，屡修宫室，先后营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巡游，武帝还在各地大建行宫。园林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西汉政府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史册的就达20余次之多，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
滥杀大臣
武帝一生建树广泛，这自然需要大量贤才的辅佐。武帝也不拘出身，多方提拔人才。可武帝也有着专制皇帝的一般毛病，就是将人才视同鹰犬，只希望驱之使之而收其爪牙之效，并不真心尊重人才。武帝对于大臣使用得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到不合意的时候武帝就动辄诛杀，灭人三族。
大臣汲黯曾经劝武帝说：“陛下你辛辛苦苦搜求来人才，往往还没等到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就把他杀了，以有限之才，供无限之诛，只怕哪天会把天下人才杀光了。”武帝却回答说：“人才什么时候没有，哪能杀得完呢？”说得汲黯目瞪口呆，半晌后只好说“我说话折服不了您，但心里还是觉得这个道理不对。”于是武帝转头对左右笑道：“汲黯平时自称口才好，其实不然。”
汉朝初年丞相职权极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然而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公孙弘之后的三任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弄得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后，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自称干不了这样的要职。但他最终还是没推掉这个职位，几年后就在巫蛊案中被族诛。
以丞相之尊尚且如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到武帝晚年的时候愈发严重起来。有次武帝病势稍好，见到大臣义纵所治的郡路没修好，于是发怒说：“义纵以为我再也不会从这路上过了么？”最终找了个理由将义纵处死。后来同样的麻烦又降临到大臣上官桀头上。当时上官桀负责在未央宫养马，因为疫病流行，马死得比较多，恰好被武帝看见了，于是武帝又发怒说：“你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马了么？”幸好上官桀是个机灵人，跪下回答说：“臣听说陛下病重，愁肠百结，满心期盼陛下早日康复，心思确实没放在养马上面。”这一席话说得武帝转怒为喜，从此把上官桀记在了心里头，武帝死之前还把上官桀任命为辅政大臣。可像上官桀这样好运气的大臣实在太少了，和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是大臣们的幸事，也是他们莫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