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义时常有具体的表现，如果说豆腐公司的最初实践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成功，而如此巨量的华工来法无疑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自信心。那么，到了勤工俭学理念的萌动与最终的大张旗鼓付之以实践，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遗憾的是，李石曾并没有能够仔细区分其间的巨大差异性，华工来法从根本上来说毕竟是法国的国家行为，是战争机器动员下的政治组织活动，而勤工俭学则完全是由其作为社会贤达的公益行为。
有论者认为：“李石曾之流搞这个留法俭学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盗取‘教育家’的虚名。这个留法俭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发展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当李还未鼓吹勤工俭学运动的时候，虽然在中国有为的青年当中，造就了他个人的威望、权力与地位，其实李石曾不过是和法国外交部第二厅暧昧人物（特务）来往甚密的伙伴而已。”虽然并不排除场域占位等因素，但以李石曾的政治与文化资本，他大约还不至于如此处心积虑地去谋取声名。还有人则非常明确地指出：“李石曾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开展工人教育，真正目的是想组织工党。”这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论点，而且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但问题在于，以李石曾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是否会有意组党？这姑且一说，我觉得倒是许德衍的看法比较实在：“他们（指以李石曾等为主导的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灌输给留法俭学生的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而在华工中散播的则是有知识、有技艺能做上等人的错误言论和主张。”无论对错，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俭学生、华工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前代留欧学人的思路显然是区别对待的。
诚如上述，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华工的能量、努力与成绩，但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是，华工作为一种来自草根的底层阶级，它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某些“痼疾”：“华工每日工作后，晚间无事，多相聚赌博，掷骰斗牌，终夜不休。管事者虽稽查严禁，亦不能防止。赌博之外，加以酗酒，醉后则互相谩骂，甚至凶殴，皮破血流，视为常事；此刀彼枪，或伤或死，亦时有之，所以法政府特为华工设置监牢，罪轻者‘坐黑屋子’，罪重者则送入‘水牢’，也有押解回国的。有许多华工，行为颇不检，常闯入法国人民的私宅；或在通衢大道，随地大小便；或则对妇女指手画脚；或则窃取商店货物；或则袒胸赤膊，怪叫乱乎。”这幅图绘，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国争光”的，而且似乎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数逾十万的人群，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身在域外的他们来说，则直接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在外塑造。诚如留学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就代表了“中国”，而且是明显负面的“中国”。
而华工自身的负面形象与各类问题的出现，使他们自己也感觉到组织的必要性。故此，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华工群体也曾组织各类团体，如“华工总会”、“中华工团”、“华工工会”等，日后甚至合并统一成为“旅法华工会”。但毕竟创建组织不易，再加上诸如行会、地缘、宗派等各种因素，甚至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同社会思潮的潜在影响，华工群体的团结性相当脆弱。最后，“旅法华工会”近乎名存实亡。既然自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华工自己又不愿始终处于一种一盘散沙、任人摆弄的状态，就必然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强力介入。诚如日后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路人和先锋队那样，在法国语境里，这样一种角色是由勤工俭学生群体来扮演的。因为，勤工俭学生说到底还是知识精英，是留学生；而他们的勤工俭学过程，实际上主要不是一个入学校学习书本知识的过程，而是一种在异国工厂做工、深入工人阶层中的过程。这样一种过程，深深地刺激了他们的求知与报国思想，改变了他们的理想和道路选择，使得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蜕变的可能，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进程而言，这一转变过程极为关键。没有工人阶层的动员，尤其是没有部分知识精英的本质转型，就不可能有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根本变化。而正是这两个群体的互动与结合，才导致了一种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过程。有趣则在于，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情况与在法国发生的情况竟是如此若合符节！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到，恰恰是这一时期因为“工人”因子的渗入，才导致了留法学界本身的内部分化与重新组合。勤工俭学之成为潮流只是一拨声势巨大的浪潮而已，此后在留法学人史（留欧学人史）内部，仍是按照既定的学术教育轨辙在行进。政治性的留学潮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已。但毕竟，在此时勤工俭学生的主体部分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左倾政治之路，于是，他们对华工群体的领导也就不仅需要一个泛泛的群体，甚至这一领导者也不是某个权威型的个体，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中共旅欧支部。
随着旅欧共运的兴起，有组织的政治性工作成为常态，华工作为在法最广大的民众范围自然被纳入最重要的工作对象。譬如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对此就有相对统一之意见：“为了更好的在华工中进行工作，并加强对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应该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来统一领导华工和学生的工作……”。就这样，他们不但成立组织，而且还搞了一个华工俱乐部，油印了一份《华工周报》。旅欧工运的展开，说明了留学生（勤工俭学生）——华工群体的互动可能朝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李石曾所开辟的知识性的互动模式，则毫不留情地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始作俑者往往充满理想的浪漫情怀，可历史的现实恰又常常将无情的结局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人或许就是这样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存于枷锁之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