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35岁那年，因为鲁国大乱，他到齐国去当了高昭子的家臣，以此做跳板来与齐景公交往。齐景公召见孔子，两次向孔子请教施政治国的大道理。
第一次，孔子只是概要地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臣父子都应该依照传统的礼制和道德规范行事，不可越轨。对这一正统的思想，齐景公极表同意，因为如果君臣父子的宗法制统治秩序一旦破坏，就会发生动乱，危及国君，那时即使国中粮食满仓，恐怕连饭也吃不上的。所以他对孔子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第二次，孔子看准了齐国当时突出的一大弊政是国君和贵族们的奢侈挥霍，有害国计民生，应该首先注意节约，所以他回答说：“政在节财。”事实上，齐景公本人就是一位奢华生活的行家里手。他一方面大兴土木，建离宫，起高台，一方面又喜好衣服玩好，甚至在靴子上也用金、银、珠玉等做装饰。由于孔子点到了齐国的病根上，齐景公听了，又是表示赞同。
两次问政以后，齐景公觉得孔子的思想观点很适合于自己整顿齐国政治和保护君权的需要，认为孔子是有用之材，准备委以重用。他还准备将尼溪一带的土地赐给孔子。
但是，齐景公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执政大臣、著名政治家晏婴的反对，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学说大多不适应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晏子进言说了孔子及那些儒者的四个“不可”：一是“滑稽而不可规法”；二是“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三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这四条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但大多却是言之有理。在此四个“不可”之后，晏子还着重说了孔子的“礼”，认为如此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都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都不能学完他的礼乐。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不是引导平民百姓的好办法。
他的这一番话，齐景公是听进去了。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子世家》写道：“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像鲁国对待季氏那样对待你，我做不到。
中国古代从禅让制到世袭制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从禅让到世袭，初看是退步，其实不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禅让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公平公道，谁有功有能就把位子让给谁，但是在实际实行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最初，禅让制的实行条件是尧、舜时代极为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一个部落就那么几百几千人，大家都很熟悉，非常容易辨析各人是非，选择德才兼备的人。而且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风俗就是原始公有制，不存在“天下是我家的”这种私有观念。总体来说，是社会发展程度低的表现。
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统治者产生了让家族永远处于统治地位的观念，因此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不只最高统治者，那些贵族、奴隶主、富翁也希望子孙能够继承自己创造的财富。于是世袭制作为更先进生产力水平的代表就出现了，社会也出现了国家机器，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在中国就是夏朝的开端。表面上看，世袭制似乎是对公正公平的破坏，但实际上却加强了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稳定，促进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新创造。
在春秋时期，曾经有一个诸侯国的继承人，饱读诗书，愚蠢地想要效法尧舜，将地位禅让与人。一个当权的奸臣，势力非常大，正好要篡权夺位，结果诸侯王就禅让与他。诸侯王还认为自己做了彪炳千秋的伟绩，实际上却害惨了国内的百姓，整个国家一落千丈，自己成了笑话。
在封建社会，凡是皇权得到加强的国家和时代，政治一般都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就快（比如消灭诸侯王、加强集权的汉武帝时代，除掉鳌拜、三藩的康熙时代）；反之，凡是有人想要篡权夺位，国家就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很容易想象，在古代信息高度不发达的情况下，禅让制会引起多少野心家的欲望，权力会怎样被玩弄，老百姓会怎样饱经苦难。事实上它是不适合私有制的封建社会的，所以早早就被淘汰了。
总起来说，在古代，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历史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