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关于“价值中立”（德文wert freiheit，英文value neut rality或val-ue free）的讨论近年在知识界尤其是科学界再度成为热点。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价值中立”，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在把“价值中立”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中是否应该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来讨论。这固然是坚守了价值中立的本来涵义。但笔者以为，在当代社会中“价值中立”已经泛化为一般性的价值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我们对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由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鲜有研究。在实践的意义上说，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不亚于对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探讨。
一、作为一般性价值原则的“价值中立”
“价值中立”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是”与“应该”的划分，他认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是”与“不是”推论出“应该”与“不应该”。康德进而将这种思想引入了学科划分，他认为科学（自然哲学）就在于认识“是什么”，而“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则是属于道德哲学的事情。孔德、斯宾塞所创立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描述和陈述客观事实，寻找客观规律，“实证”是科学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原则。按照实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学被看成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其方法在本质上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经验实证。在与强调价值因素的历史学派进行的论争中，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明确地提出了“价值中立”说，并把它作为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方法论规范原则（regula tivepr inciple），认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技术统治论更加强化了韦伯的命题。
客观地说，尽管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原则的“价值中立”说存在着难以自洽的方面（时至今日的争论大多因此），但对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尽量避免政治化和道德化倾向，客观地研究事实，乃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反面的明证）。不过，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价值中立原则正日益被泛化为一般性的价值原则。首先是某些精英知识分子将价值中立原则泛化到科学研究之外，成为其对待一切事物的规范原则。在现代社会中，把“价值中立”作为立身金针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根据这一原则对社会走向进行判断。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国内与之呼应的则有“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意识形态冷淡”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行对大众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双重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未必进行科学研究――在一个价值冲突日益复杂的时代信奉着价值中立的观点。他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只注意事实真假的方面，而拒绝作出一种政治、道德意义上的判断。也就是说，“价值中立”在今日已经不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原则了，而是日益成为了普通民众的处世哲学或曰一般性的价值原则。
这一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呢？
首先，“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本身确实就蕴涵着一种价值观。追溯“价值中立”原则的确立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它是通过反对神学和思辨的形而上学出场的。任何标志性的口号往往不免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与矫枉过正。“价值中立”原则的确立反衬的恰恰是现实中科学研究价值介入（value relevance）的无处不在，它反映的是科学一种意欲迅速与过去告别，确立自己地盘的急迫心情，表达的首先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作为一种自觉的规范立场，价值中立本来就是人们对待科学研究众多态度中的一种。它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而不应该怎么样，这是地地道道的价值判断。而且，在西方，价值中立原则的倡导者大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例如，马克斯？韦伯就被人称作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旗手”；以技术统治论延展价值中立原则的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则本身就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在膜拜“价值中立”方法论原则的时候却看不到这一层。
其次，社会生活的日益理性化导致价值立场的不断中性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合理化的社会，这种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理性化因此也就表现为工具理性化，其重要表征就是科层官僚制度的确立。官僚制度“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司职者要做的就是谨遵价值中立的原则，“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哈贝马斯更指出，社会合理化其实就是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殖民化（coloni zation），即随着制度的不断精细、延展和技术的毛细作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益变成与科学世界没有区别了。这样一来，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原则的价值中立被泛化也就不难理解了。尤其是当社会舆论以“科学”的名义鼓吹“祛魅”（disen chantment）的工具性技术和形式化的制度时，很多民众也随之认为，凡事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态度是现代有理性、有教养、公正、文明的表现，否则就不够现代和时髦。就这样，价值中立原则也凭借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帝国主义行为殖民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再次，价值判断疲劳后的逃避也是价值判断日益中立化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交往的范围空前扩大，交往密度也空前增大。网络技术则即时呈现“超载”而真假难辨的信息。不同民族、地域、个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和激荡。身处现代社会，应对的是全面、立体、复杂、多变的价值关系，往往还来不及作出某种判断，新的、更多的价值观念又迎面而来！一切似乎都成了跳跃（hopping）、即时（just in time）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固守一种恒常的价值观念有点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而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判断则又力不从心。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时，人们追求思维经济的原则总是希冀着“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方式，那就是价值判断疲劳后对价值判断权利的逃避――价值中立表面上具有了治疗价值判断疲劳的功能。
最后，自我中心导致对公共生活的冷漠。价值说到底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意义关系，对于人生价值观来说主要表现在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其实，我们说现代社会中很多人放弃了价值判断，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主要是说在关系到他人、集体，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价值中立”的态度。一方面，由于以往人们对政治的过分关注导致的伤害使人矫枉过正地只注意“问题”（事实）而不谈“主义”（价值）；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使得个人的“理性”只注意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淡漠了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多人对公共的事情，只要不直接涉及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坚持“不参与、不过问、不评论”的“三不”主义，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日益盛行的自我中心主义成为了价值中立原则的心理内应。
二、“价值中立”作为一般性价值原则的危害
价值是与事实相对的，我们常说的事实可以区分为客观事实和经验事实。从根本上说，纯粹的、离开人们经验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但也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人们必须以经验的方式把握客观事实，而经验事实必然包含着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换言之，以经验方式把握的事实就必然是负载价值（value-laden）的。事实与价值的纠缠关系表明，不能正确对待价值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事实。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其根本任务，所以，“价值中立”的规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般性价值原则的“价值中立”则不同，其在学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明显的，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与科学的世界不同，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本质是一个人文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在科学世界中，人们是为了把握规律，获得创造性的智能，简言之，是运用和发展一种工具理性。而生活世界则是一个活的世界、有机的世界、有魅力的世界，是价值理性的守望之所。如果把工具理性比作向量的模，那么价值理性就是向量的方向。套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话，我们可以说，工具理性关注的是使人“成为某种人”，即成为具有某种技能和身份的人；价值理性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即成就人性的本质。在现代的合理化社会中，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已经使得“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方面受到严重的挤压，甚至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在本质上是价值生活的生活世界的保全显得尤其重要，过一种有价值判断的生活就具有了人性的象征意义。或者说，生活世界才是成就人性的家园，在这个家园，价值判断的缺席就是人性的萎缩，对价值判断的逃避乃是自我的异化。
从社会的发展机制来看，社会成员的价值中立极易导致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对实证主义以来的价值中立原则很不满意而多有批判。例如，马尔库塞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利用技术理性制造着只求物质，不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未来；只按技术合理性行动，而没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单向度的人。社会也变成了没有反对思想、没有不同声音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还把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实证主义称为为单向度社会效劳的“单向度的思想”或“单向度的哲学”。确实，没有了有差异的价值诉求，当然就没有价值冲突；没有一定的价值冲突，社会似乎就更加稳定。但是，这也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丧失批判维度的社会既是缺乏生机的，也必然是脆弱的。在一个价值冲突异常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价值中立本身具有一相情愿和自欺欺人的性质。倘若真的普遍坚持价值中立原则，那么这个单向度的社会必将是危险的和不可持续的。
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个人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个人。但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 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 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个人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两极”关系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的依赖关系（com-plex interde pendence），个体的微小活动可能产生全球性的宏观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行为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越来越不具有私人性质，人们的行为不可能是为所欲为的，必须以理性的价值规范改变“个人素质”。同时，全球化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使得个体和民族出现自我认同的危机，而自我认同的核心在于价值认同。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价值和意义的导引，而作为一般性价值原则的“价值中立”恰恰与此背道而驰，使得整个人类的前途变得更具风险。
因此，无论是从自我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来看，不加限制地进行价值判断的规避是不足取的。事实上，要进而言之的是，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在内心没有对世界形成价值判断，而是出于种种原因，归根到底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愿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对于社会来说，则是一种不愿承担责任的表现。如果说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论原则的价值中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令人钦敬的话，那么，作为一般性价值原则的价值中立则是一种在全面开放时代的自我封闭，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自我孤立，“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说到底，是一种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以出于自我利益不愿承担责任开始，以受到惩罚，损害包括自己利益在内的集体利益而告终。例如，2002年法国大选，开始时法国民众都不愿参与大选，结果是右翼势力一度得势。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少。
三、价值判断的勇气
在中国，一直都很重视价值观的教育。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往往更多的是注重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以为只要价值观是正确的就会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思路没有注意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只有人们愿意进行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接受某种外在灌输的价值观。或者说，只有人们将价值观运用于价值判断，才可以说价值观发生了作用。因此，在价值观教育中，首要的是要鼓励人们勇于进行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的勇气。
哲学家保尔？蒂利希认为，现代人面对非人的、异化的威胁，其实是生与死、存在与非存在的考验，人必须以“存在的勇气”才能达到拯救。他所谓的“存在的勇气”乃是对自己伦理意义上存在的自我肯定，实质上是希望人们能过一种有价值意义的生活。康德在论述什么是启蒙的时候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不幸的是，启蒙之后的理性日益钝化为与价值无涉的知识理性、工具理性。有鉴于此，在一个“价值中立”信徒日众的时代，非常有必要再来一次启蒙，它的主题就是让人们认识到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是“不成熟状态”，鼓励人们勇敢地进行价值判断，要有价值判断的勇气。
价值判断需要勇气，是因为它需要决心，要有决心超越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中性牢笼，在宰制一切的工具理性世界中打开缺口；价值判断需要勇气，是因为它需要耐心，要有耐心面对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疲劳，在流动中不懈地将价值判断进行到底；价值判断需要勇气，是因为它需要诚心，要有诚心直面自己的心灵，超越小我，关注社会。要有价值判断的勇气，必须在领悟当代人类存在状态中树立责任意识。价值判断的勇气与存在的勇气是一致的，对存在的领悟必然走向一种规范意识。当我们领悟当代人类的存在状态时会发现，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诚如埃里克？詹奇所指出的，“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对宏观系统负有责任。不仅对我们的社会系统负责任，而且对具有生态有序的整个行星负有责任，也许很快还要对超出我们行星的太空负有责任……”这种类的责任意识应该成为个体权利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有了责任意识，才可能突破自我封闭，突破生存意义上的自我孤立，才能真正体味到世界与我强烈的相关性，才可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
要有价值判断的勇气，还必须正确对待一些所谓的“文明时尚”。如前所述，在把价值中立当作一般性的处世哲学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文明、理性、有教养的表现。有人还把它归纳为宽容的美德。的确，对待事物我们要采取理性的态度和宽容的心态，但理性和宽容决不是价值中立或无所价值判断。理性在此更多的是相对于卤莽的慎思明辨，正确的价值判断必须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宽容本来意味着对不同观点的包容，而并不意味着折中的中庸或置身于外的中立，宽容的心态恰恰有利于正确价值判断的形成。理性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宽容地对待别人的价值判断。这本身就为价值判断的勇气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只有当大家走出封闭，敢于呈现自己的价值判断，才能在交往、对话中融合出新的视阈，那是公共的方向，也是属你属我的方向。
既然是鼓励人们勇于进行价值判断，我们就必须改变那种代替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做法。的确，当人们有了价值判断的勇气之后，他们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也许是有鉴于此，我们的价值观教育总是希望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硬塞”和“灌输”到民众头脑中，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要么是让民众成为“活泼的木偶”，要么是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这种做法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越俎代庖，忽视民众的主体性。我们确实需要考虑如何适时以适当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倡导主导价值观，应对不良的价值倾向。但是，首要的是要创造更多表达价值判断的途径和反馈机制，使人们有价值判断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