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读到一些深刻的话语时，会像海水流进眼里，就在一怔的刹那，痛楚但已经令人难忘。
譬如英格索尔的一首诗；
每一只摇篮都在问我们
你来自何处？
每一口棺材都在问我们
你去往何方？
这样的诗触目便惊心。它无由地在心里浮现，默念两遍，如诵佛偈。我觉得这诗如同一尊白玉钵，里面宛然盛着生命的分量。
生与死都是人生大事，怎样死与怎样生共同显示一个人的尊卑。
拿刘胡兰来说，我从小就熟知她的故事。这故事在当时激发的只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直到几年前，我才猛然想到故事的另外一面，即刘胡兰对死的态度，就有咀嚼不已的味道。
一个云周西村的农村女孩，如何能面对铡刀这样坦然呢？她只有15岁，虽然无知无识，身上却能淋漓展示高僧修炼一世的上乘境界。佛与耶稣亦不过如此。杀手当着刘胡兰的面，已经铡了六个共产党员，那场面可谓血光满目，一般人看也不见得敢看一眼。对刘胡兰，生的条件不算苛刻，自首就行，只要声明叛党便能保全性命。这对有人来说并不难，许多近年出国的人表示过放弃党籍。
刘胡兰选择了死，自己躺在了铡刀下面。
我顿悟，这种死法何等尊贵。的确“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5岁的女孩，竟有一腔凛烈之气。对她的评价，毛泽东的题词极其精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字涵盖生死，不须再添一言。
刘胡兰从容赴死的谜底原本也深奥，为了信仰。除了信仰，没有人能够付出生命而不悔，古今莫不如此。人们在谈“慷慨就义”这句成语时，轻飘飘地从眼前溜过去了。如果静下心想，人的慷慨可以施于金钱、田地，谁能慷慨到献出生命呢？
塞内加说过：“倘若世上的一切都不允许你高尚地活着，那么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阻止你高尚地死。”
高尚地死，的确没有人能够阻止。但古今有几人能从容践诺？
有的人或许生的伟大，但死时并不光荣。
而大多数人，面对死神免不了手足无措，哭哭啼啼，这无可责备。庸众不能摆脱其庸。
有一个人（仿佛是肖伯纳）说：从两件事上最能看清人的本质，即娶什么样的女人和临死时的表现。
爱因斯坦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断然拒绝治疗。他认为：“我的生命只意味着研究物理学，如果不能研究物理学，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伟人对于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苏格拉底在被人用毒酒处以死刑之前，平静地说：“生与死，很难说哪一样更好。死，不过是另一场戏的开幕而已。”
苏格拉底被免除死刑的条件是放弃传播他的学说，苏氏一笑置之。
“我不放弃真理，”苏格拉底说，“如果我的儿子有一天放弃了真理，就请你们用处死我的方法去处死他。”
这话让天地都为之一惊。
还有雷锋。说到雷锋，我眼前浮现一张永远洋溢着微笑的圆脸。他那么谦逊，那么热爱生活。儒家的“仁者爱人”，基督教的“为别人服务”，伊斯兰教的“帮助他人”，宗教中最难做到的精义在雷锋身上无不展现尽致。佛家把在人间行善而成正果的凡人称为菩萨，基督教叫做圣徒。菩萨与圣徒，雷锋当之无愧。但雷锋是共产主义思想滋养出来的完美的鲜花，如池上白荷一般纯洁高尚。我想，雷锋一直到死前也没想到生命即将结束了。他指挥车辆后退，电线杆子倒下，击中他的头颅，从此不起。
我常常想这个场面，这位身材不高的湖南战士，边打着手势，边用湘音说：“倒，倒……”
雷锋22岁的一生恰如许多人喜欢引用的泰戈尔的两句诗：
生如春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清代的高僧虚云大师，行脚山东，路遇八国联军的洋兵。
洋兵用枪抵住他胸口，问：“怕不怕死？”
虚云大师神态自若，答：“如果我注定死在你手里，就请便吧。”
洋兵为他挥洒自如的神气震住了，收枪而去。
弗洛伊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他与美国心理学大师亨利·詹姆斯的一段交往。詹氏当时年届80，有心脏病。他们一同在郊外散步谈心，弗洛伊德发现身旁不见了对方。回头看，詹氏蹲地捂胸，心脏病犯了。过了一会儿，他心绞痛缓解，继续和弗洛伊德谈笑风生。他说：“刚才我以为自己不行了。”
“那你为什么不招呼我？”弗洛伊德问。
詹姆斯淡淡一笑：“我不想麻烦别人。”
弗洛伊德感慨万端，80岁的人已近死神门槛了，但詹姆斯却不愿因此给别人添麻烦，躲过险境后，依然谈笑自若。
马克思的二女儿和女婿，终生无子嗣。他们觉得人过了70岁，就会成为社会的累赘。作为革命家，法拉格在70岁之前决定自杀，妻子劳拉同他一起自决。
有人认为，一些贤哲对死的看法近于轻率，其实轻视死并不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是在生前更多更好地为社会奉献，于死就能了无牵挂。
清代诗人袁枚曰：“男儿为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对军人来说，战死沙场，乃是最完善的结局。
“人固有一死”，这话的确不错，但“生活的依托是行止而不是岁月，是思想而不是呼吸，是感情而不是钟点”（菲·白利）。生生死死原本是密不可分的。生命的质量。远远高于数量。活得长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活得很长。一个人活得再长，对永恒岁月而言，亦不过刹那而已。
印度的瑜珈教认为，人的生命不是以年、以月、以日计算的，而要用“息”来计算。一呼一吸即“一息”，人的一生注定以多少“息”为限。因而操瑜珈术的人，讲究呼吸的深缓悠长。反过来说，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气喘吁吁的人，无疑在耗费自家的性命。
瑜珈的观点，以中国禅宗的话说，叫“入定”。这是一种安详、平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及价值观。
但细想，不论把呼吸控制得多么完美，也只是单纯的活着而已，瑜珈大师也免不了有辞世的那一天。除了生理延年益寿的意义外，找不出更积极的价值。
死，固然是一个人肉身的永久灭寂，但一个民族是不会死的。如果一个民族都不畏死，它所迸发的力量就极为惊人。抗战时期，河北孟县一个大村的几千口回民躲逃兵祸，才出几里，有人喊：“鬼子把清真寺烧了！”人们站定回首，老老少少无不流泪。他们全体冲回村里，虽然手无寸铁，咬着牙和日本人一决死生，男女老幼悉数殉难。
侵略者如果遇上了这样的民族，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一场战争。
抗日名将张自忠，相貌堂堂，豪气逼人，战死的经过充满英雄色彩。他的副官马孝堂回忆说：“总司令猛然前仆，旋又站起，右肩出血了。到了十里长山还在前线指挥，接着左臂也流血了，他还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喝指挥。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喷血，溅了我一身。敌人一窝蜂冲上来，总司令命令我走开，说‘我这样死得好，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了。’接着闭上了眼。”
中国人讲究忠烈，其境界可使鬼神变色。西湖边上岳飞庙正殿后面，立一块石碑，上刻黄庭坚手书“武官不惜命，文官不爱钱，天下可以太平矣”。中国的事固然复杂，但之所以还有前途，凭的只是中国人的这一点精神。
大革命时期，广东佛山市大沥镇的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谢伦，在“四·一二”之后，连同71岁的老父亲谢泰珍一道被捕，押到村边砍头示众。敌人欲先杀谢伦，他提出：“稍后老父一步而死。”谢伦跪行到父亲面前，叩头行礼道：“请父亲大人先行，儿子给您送终了！”
谢泰珍眼泪夺眶而出，镇定走向屠刀。
谢伦在父亲尸体前再次叩头，挺起身，随父而去。
谢伦尽忠于革命，尽孝于父亲，死得让人荡气回肠。
先贤殉身，不仅酷烈，也有似水柔肠。方志敏得知自己被处死刑，在狱中抒情地写道：“在我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我在向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向了刑场。
对于他的死，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壮，还有摄人心魄的美。这是人的精神在极点迸放的极美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