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的物产、地名及事迹
商业贸易的一个特点是可以使商品在地区间流动，互通有无，商人的活动痕迹就在此过程中留下了。新罗商人把新罗物品输送到唐朝，有些物品被当时或后世的人记载了下来。新罗和唐朝都灭亡于十世纪初，但后世中国称呼某些物品时，仍以新罗相称，这其中就留有新罗商人转输有无的印记。
就从新罗输入中国的物品来说，除了前面所说的朝贡物品外，还有新罗的药材、蔬菜、水果、花卉、海产等。笔者将所见的有关物品略举如下：
新罗榛子。中医认为，欲“调中开胃生肌令人肥白”，食用新罗榛子最灵验。
新罗松子油。与砒霜等药物合用，可“治一切疣赘瘢靥”。此药方明代时候仍然存在。
新罗白附子。宋人以新罗白附子（一两、汤洗、去皮）、大半夏（一两）制造补虚丸。
新罗人参。这在唐人陆羽《茶经》里面有记载。“（茶）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陆羽被称为“茶王”，他以人参的产地与茶产地类比，说明唐人对新罗、百济、高丽等不同地方的人参药效情况已比较了解，这里面当有新罗商人居间经营贩卖的功劳。
海松子。又名香新罗，《本草》云：“松实，状如猪心，迭成鳞砌，秋老则子长鳞裂。惟辽海及云南者谓之海松子……形小壳薄有香新罗者，肉甚香美。”
新罗薄荷。朱□《救荒本草》记载，“有胡薄荷，与此相类，但味少甘，为别生江浙间，彼人多作茶饮，俗呼为新罗薄荷”。
新罗桃。子可食，性热。
水茄。《会稽志》记载，“会稽有水茄，亦名银茄，云是新罗种，形如鸡卵”。
新罗。一名玉梅，又名倭菊，或云出海外国中，开以九月末，千叶，纯白，长短相次而花叶尖薄鲜明，莹彻若琼瑶。直接以新罗来称呼菊花，说明其可能与新罗或新罗人有关，而其又称为倭菊（唐高宗之前，日本称为倭国），说明这种菊花或来自新罗，或者从倭国而来，至少这种菊花传入中国与新罗商人有关。宋代诗人江袤有诗云：“黄花开尽白花开，移自新罗小小裁。雅质似嫌施粉黛，玉肌端是屑琼瑰。曾参御侧龙颜爱，尚带天边月色来。轻着晓霜添妩媚，看匀红浅上香腮。”从诗句中表达出的思想来看，诗人对来自新罗的菊花特别欣赏。
海红。明代杨慎《丹铅摘录》记载，《刘长卿集》有“夏中崔中丞宅见海红揺落一花独开”诗，海红未详为何花，后见李白诗注云：“新罗国多海红，唐人多尚之，亦戎王子之类也。”
海石榴。据《记纂渊海》引《传记》记载，新罗多海石榴，并引用《酉阳杂爼》中唐宰相李德裕之言，“花中带海字者，悉从海东来也”。
担罗。担罗，蛤类也，生新罗国，彼人食之，主治热气消食。
砚台。由于唐、罗在文化上共奉儒家，所以文房四宝也成为唐、新罗文人的挚爱。新罗国出产的砚台质量上乘，为唐文人所欣赏。宋朱长文引唐《询砚录》云：“予生十五六岁即笃喜砚墨纸笔……又数年，于南省试，见贡士茹孝标用黄石，色不甚深而壮正圆，广三寸余，其间墨光可鉴，云出新罗国……”
上述与新罗有关的物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药材的引入，为中医更好地发现良方，从而更快更准地为治疗疾病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这背后离不开新罗商人的辛劳。
以上是新罗传入中国的物品，也有中国物品经过新罗商人传入其国，受到新罗人喜欢的，如荔枝。荔枝是中国岭南特产，唐代时期已经美名远扬。看到“一骑红尘”送来的荔枝，不仅像杨贵妃这样的社会上层人士喜欢万分，就连周边民族或国家的人都甘愿重金购买。所以，直到宋代时期，福州种植的荔枝，“一家至有至于万株”之多者，而荔枝“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劵，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漠、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去声，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荔枝如此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怎能不让包括新罗在内的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呢。
当然，商人的基本出发点是谋利，这种求财目的表现在新罗商人身上非常明显。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文，穷丹青之妙……（画）卷轴等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市数十卷持往彼国。这些善价收购名画家的新罗商人，为的是将名人字画卖给本国人谋取更高的价格。而由于两国文化上的相近，新罗国不少人喜欢唐代著名文人的作品，如前述已经提到白居易、元稹、张□等的诗文被新罗人所追爱。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更总结说：“元和中，鸡林贾人鬻元白诗，云东国宰相以百金易一篇，伪者辄能辨……天后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宝购张□文。杜正藏常著文章，体式时人号曰文轨，远至鸡林亦相传习。”文化方面的追求，使得众商家有利可图，当然就积极奔走了。
前面所说的新罗使者趁出使时顺带谋点私利，而新罗商人则是专职求利。正是因为他们的谋利活动，使得他们的许多足迹留在了唐朝，以至于后世从一些地名上就可能判断出新罗商人曾经在此比较活跃。
新罗屿、新罗山。据《赤城志》记载，新罗屿，在（临海）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明一统志》也记载，“新罗屿，在（台州）府城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国贾人舣舟于此，因名。府西三十里又有新罗山”。从地理位置来看，新罗屿、新罗山地处浙江沿海。浙江沿海在唐代也是通往新罗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因新罗商人在此停船靠岸而得名，如果不是因为新罗商人来的人数多而且次数频繁的话，人们是不会轻易以新罗命名这些地方的。
新罗岙山。《宝庆四明志》记载：“新罗岙山，（在象山）县北七里。耆旧相传，新罗国人尝泊舟于此。”象山县，今浙江省宁波市辖内，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多港湾、多山的半岛。岙，意思是山中深奥处，又指河湾可泊船处。今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为“岙”。象山县至今仍有“屿岙”、“鲁家岙”、“崔家岙”、“黄避岙”、“下盆岙”等数十上百处被称为某某岙的地方。象山县在前述临海县新罗屿的北临。由此可知，此处是唐代新罗商人出没较多的地区。
另外，据《福建通志》记载，今天的福建省境内还有新罗塘、新罗渡等历史名称。福建地处东部沿海，依靠夏天和冬天的季风季节可以与东北方的新罗保持海上往来。尽管志书没有说明名字的起因，但笔者怀疑其或许与入唐的新罗商人有关，而且是因为新罗商人比较频繁地往来于唐、罗之间，唐人为称呼地方名称方便才名之以新罗塘、新罗渡。
新罗商人不仅从海上往来于唐朝和新罗之间，同时还和其他地区有交往。唐人《岭表录异》记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又经流虬国，其国人幺幺一槩，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
“青社”本指今山东半岛的原齐国之地，《史记·三王世家》中云：“齐在东方，故云青社”，周遇从青社归闽，当是从今山东半岛乘船。同船有“新罗客”，此新罗客也由青社到闽，联系上面所述东南沿海与新罗有关的地名，其为商人的可能性比较大。新罗客能够翻译流虬国的话，说明新罗商人见识广、走过的地方多，而且在外待的时间也很长，其乘船所到达的地方远远不止唐朝、日本等国的范围。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了一则新罗商人的趣事：
（梅岑）旧云梅子真栖隐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礁），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
进入中国的新罗商人，在各国之间输送有无。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之上航行，往往带有很大的风险，故非常渴望平安。出现上述故事的原因，无非来自老百姓对大海的神秘感和对佛教的崇拜。
新罗商人把新罗的装饰品贩卖到唐朝，到唐朝末期，朝廷大员甚至都以新罗装饰品为时尚。《艺林汇考服饰篇》记载：
唐昭宗时，侯王将帅以珠一颗盘幞头，脚贯以银线，而簪之新罗巾。
与入唐的新罗商人相比，高丽、百济商人的事迹则极为稀少。在3世纪末，高丽国内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高丽美川王乙弗在当国王之前，曾经与东村人再牟用船贩卖盐于鸭渌水流域地区，存货于“江东思收村”一老妇家，老妇要求以盐作为其存盐的报偿，乙弗不满其要求之多，结果遭诬告，吃了官司，流落于沸流河一带。乙弗与再牟从事贩卖在3世纪末，那时高句丽人还主要分布在鸭绿江流域。4世纪上叶至5世纪初，高句丽人逐步占有了汉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各地不同的丰富物产，必然促使更多的高句丽人从事商业活动，成为商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必然随着高丽的领土扩张而更加密切。然史籍对高丽与中原王朝的商业交往记载颇少。在唐朝境内，有关高丽人的地名，有高丽坊、高丽曲。
《唐诗纪事》曾经记载了一个与高丽坊有关的故事：江陵有士子游交广，五年未还。其爱姫为太守所取，纳于高丽坊底。及士子归来，寄诗给太守曰：
阴云幕幕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坊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
太守读诗，遂遣还其姬。故事中的高丽坊是何性质？其与新罗坊是否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有多少？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难以确定。另外，在唐朝有高丽曲，是高丽人在唐的一处聚居地，位于唐都长安县。今西安市郊区仍然有称呼村落为曲的现象，如长安县有韦曲。有关高丽曲的资料仅见于此《唐诗纪事》中，故和其有关的详细情况，如是否与新罗坊一样具有一定的组织功能或管理功能等，尚有待于以后碑志资料的发现来探究。百济在7世纪中期就灭亡，且与唐朝远隔沧波，百济商人在唐朝的情况，笔者在史籍中没有发现其踪迹。但相信其必定有商人在唐朝、百济之间穿梭往来。这也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第八章 入唐的三韩僧人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7世纪60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
——[美]谢弗
在入唐的三韩人中，僧人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尤其是三韩僧人入唐求法的事迹，为史书所盛载。除了那些兢兢业业求法度生的僧侣外，其他三韩僧人有的卷入政治，有的懂医术，有的会相术，有的甚至利用所得宝物顺便做起了交易，凡此种种，反映了三韩入唐僧侣思想、技艺等的多样性。
入唐求法的三韩僧人中，新罗国僧人数量最多。严耕望先生在其《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中，详细考证出了就史书所见的入唐新罗僧人，如无相、神行、通禅师、益州金禅师、池州地藏、慧觉、无着、慧昭、法性、道义、洪直、慧彻、圆□、无染、道亮、梵日、体澄、真育、虚会、轨范、惠觉、法行、忠信、行寂、忠湛、法镜大师元晖、庆猷、回微、丽严、利严以及《景德传灯录》所载诸僧42人，等等。严先生对入唐研习宗律的新罗僧侣也进行了考证，如依据入唐新罗僧侣所研习的教派如密宗、律宗、净土宗等进行了分别论述；并对入唐且西游天竺的诸新罗僧（阿难耶跋摩、慧业、玄太、玄恪、慧轮、僧哲、不知名新罗僧二人）、其他诸僧（圆安、元晓、道证、如海、金师、无漏、谈藏、冲虚、丘德、云居院主、普耀、洪庆、道育、弘惠、雅觉）、《全唐诗》所反映出的有关新罗僧，等等。
正如前文所引有关学者的考论，入唐新罗人数量之多，难以确切估计。其中僧人的数量也无法确切统计。据严耕望先生统计，新罗留唐僧徒有法号可考者逾130人。其对有关入唐新罗人资料涉猎阅读范围之广，至今仍罕有超出其右者。有学者对入唐新罗僧人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深入探讨，如张德宗《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正刚《玄奘唯识学与新罗、日本唯识学》，对唐玄奘法师所传讲的瑜伽唯识，由唯识研习僧传入新罗和日本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谢澍田《试论新罗僧金地藏入唐求法修道的思想和实践》着重对入唐的新罗僧金地藏出家求法修道的思想根源及主客观条件进行了探讨。
新罗僧人求法传法事迹，中外学者们已经探讨得较深入。这里仅对三韩僧人在其他方面的事迹情况进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