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战争而被俘入唐的三韩人的情况，在本书“高丽人的入唐概况”中已经有详细介绍。这些战俘中有多少人被作为战利品或赏赐而成为官、私奴婢，无法确知。且不说唐高宗时代高丽国人大举迁入唐朝内地的情况，仅据唐太宗时代“李世□等拔盖牟城（改名盖州），获二万余口”、攻破辽东城（改名辽州）“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及攻克白岩城（改名岩州）“得城中男女万余口”等的情况来看，迁入唐土的被俘高丽人数目就已不小。在唐与百济国的战争中，以及百济灭亡后，也有众多百济人口迁入内地，这些俘虏转化为奴婢的数量同样无法确知。新罗在百济、高丽灭亡后，也与唐朝发生了战争，据史载，新罗一度遣送被俘的唐军将士归国，但没有唐军返还新罗战俘的记载。这些新罗战俘有可能就滞留唐朝，但是否为奴亦则不可知。总之，在唐朝前期，作为战俘而入唐被当作奴婢的三韩人应不在少数。因此，在史书和唐人著作中，也就留下了一些有关三韩奴婢情况的记载。
《朝野佥载》中记载了一个与高丽奴婢有关的故事。在唐军攻破平壤城时，中书舍人郭正一“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郭正一非常喜爱玉素，“令专知财物库”。某日玉素在给郭正一煮食的汤水中下毒并逃脱。后在京城中的金城坊中被搜捕到，原来这是一起有计划的逃跑事件，由一名“投化高丽”人与郭正一家的“捉马奴”策划并协助玉素逃跑。唐人的笔记小说对故事情节多有虚构，但其记载的内容却可反映出当时的某些社会状况。
在上述故事中，唐征讨高丽的战争之后，有高丽人口被作为唐人家奴（如玉素）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之一；另有不少高丽人迁入唐朝，成为平民（如故事中的“投化高丽”。“投化”，即“投顺归化”。）是现象之二。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印证了前文对高丽人入唐为奴的推断。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高丽籍将领高仙芝平灭勃律国，但因为其越级上报战况而被顶头上司夫蒙灵詧怒骂为忘恩负义的“噉狗肠高丽奴、噉狗 屎高丽奴”，认为“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此虽为夫蒙灵詧的气话，却反映出当时的某种社会现象或者某种舆论取向。假如当时没有高丽人在唐为奴的现象，夫蒙灵詧是否还会骂其为“高丽奴”呢？换言之，正是因为当时唐朝社会中存在着高丽人为奴婢的情况，夫蒙灵詧才拿此来咒骂高仙芝发泄自己的怒火。就当时的舆论取向来说，夫蒙灵詧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口出污言，也从侧面反映了高丽奴在唐代社会中的口碑不是很好。
为什么唐人对为奴的高丽人抱有轻视甚至敌视态度？这也许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唐人对高丽人的印象，二是高丽奴由哪些人充当。
历史上高丽不断地扩张，导致其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因此唐人对高丽人的看法不佳。唐朝士大夫阶层的一种典型观点认为，高丽所在的辽东，在“周（代时）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他们对高丽的态度是“不可许以不臣”。高丽扩张领土的活动令中原王朝感到压力。隋代征讨高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丽“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之境”，“睠彼华壤，剪为夷类”，“充斥边垂，亟劳烽候”。而隋代征讨高丽最惨的一次竟以“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告终。这样的惨重结果，中原王朝的百姓无论如何是不愿接受的。如果说隋代征讨高丽的士兵是在强迫下参军的话，相比之下，唐征讨高丽的士兵，基本上是采用自愿报名的形式，即“皆取愿行者”，当时的招兵情势是“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有的人报名参军不被录取，竟然要求自备武器行装从军，这样的人“动以千计”。他们有一个说法是：“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话虽这样讲，如果参军征战而没有名利可图，也不一定会如此踊跃吧。笔者认为，追求名利是人性正常的表现，但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参军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辽东本中国之地”、“为中国报子弟之仇、“为高丽雪君父之耻”。换言之，唐人把参军征讨高丽当成一件正义的事情来看待。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征讨高丽的战争中，唐军受到高丽人的顽强抵抗，人员受到重大损失，这不免更加激起唐朝上下对高丽的愤怒情绪。所以那些对抗唐军顽强的高丽人，在被俘后最容易被当作战利品赏赐给唐军将士，成为私人奴婢。如“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就有“一万四千人”，这一万四千人，只是抗拒唐军的辽东城人。除此之外，仍有在其他城池与唐军对抗的高丽人，这些高丽人很可能也面临着被“没为奴婢”的命运。入唐的高丽奴应主要是由这些战俘转化而来的。由于这些被“没为奴婢”的高丽人曾坚持与唐为敌，并杀伤唐军将士，所以他们在入唐后受到唐人的厌恶、轻视甚至敌视也就在所难免。在入唐的高丽人中，即使是没有被当作奴婢的人，他们或他们的后裔在某种情况下会被唐人与高丽奴联系起来而受到责骂，也跟此有一定程度的关系。高仙芝被夫蒙灵詧骂为“高丽奴”，当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