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瘦竹
荒芜(1916—1995)原名李乃仁,凤台县城关镇人。我与他本不相识,1986年5月,他返乡探亲,听说我也喜欢写点自由体诗,就和齐德硕老师于16日上午到我家坐一坐,从而得以相识。荒芜先生说话直爽,见面就说:“米老师,你是教研室主任,我回桂集老家时,顺便到小学看了一下,教室的窗户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有的两扇窗户上糊着黄油纸,有的两扇窗户上糊着白报纸,都给风吹破了,还有两扇上挂的是褪了色的红布,迎风飘动,像旗帜一样,给人以五光十色之感。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屋里二十几个男女小学生为躲雨,原来坐在窗户下面的都挤在另一边的座位上,有的甚至坐在别人的书桌上,教室后面两三排还都是土桌土凳。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啦!学校搞得却不如解放前,实在说不过去,你有责任向上面反映,一定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他的话音一落,我就表示一定把他对家乡教育的关心向局长和分管县长反映。
喝点茶后,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从交谈中得知他从小就喜欢读《诗经》和唐诗。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大授课教师多是名流,他选学了顾颉刚的秦汉史、陈恒的元史和孟森的明清史,还旁听了闻一多的《诗经》、朱光潜的《诗论》、梁实秋的《莎士比亚》。1937年大学毕业正是抗战爆发之时。于是,他就南下到湖南、贵州等地教书,1938年到1939年,他亲眼目睹了三次长沙大会战。他告诉我们,长沙会战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国民党都是贪生怕死、不战而逃,他们也在浴血奋战,在日军势如破竹,曼谷、关岛、威克岛、马尼拉、香港都陷于敌手之时,唯独长沙会战首战告捷。当时《泰晤士报》称:“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独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道:“华军之胜利,即同盟军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最合适时机,国人为之欢呼。”听他这么一说,我为之一惊,在心中暗暗称赞:这老头,胆子真大,竟敢为国民党军队唱赞歌!接着他就又告诉我们,1939年底,他到了重庆,经郭沫若介绍到当时苏联驻华使馆教中文。1948年,应美国檀香山语言训练中心之聘前往任教,在抗战期间吃尽了苦头。同年初,由北平经天津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做研究工作。北平解放后,随华北大学研究所回到北平。1951年,调到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负责对外宣传工作。1956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1960年底返京,在文学研究所当资料员。“文革”期间,在牛棚里开始写《打油诗》。1978年落实政策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译作有《奥尼尔戏剧选》、《惠特曼诗选》、《中国印象》、《雨果先生》、《美国黑人诗选》、《马尔兹中短篇小说选》等。工作之余,他也写诗、谈诗、评诗,结集出版了《纸壁斋续集》、《纸壁斋说诗》、《诗画配》、《杂奏集》、《麻花堂集》等,被人誉为多产诗人。在谈对格律诗的看法时,荒芜先生说:“我觉得老调子不能再唱下去,必须创出一条新路来。我的办法是:在形式上,放宽声韵,多用长短句的歌行体,多用口语乃至外来语;在内容上,密切结合现实,广开诗路,扩大题材范围,少谈点风花雪月,多关心点世道人心,尤其要独创新意,言人之所不能言与不敢言。”为了说明观点,他接着举了个创作的实例。他说,去年他去参加黄鹤楼笔会,游览了长江两岸的名胜古迹,当他爬上白帝城,在白帝庙瞻仰刘玄德托孤的蜡像时,他忽然觉得,朝代虽然前进了一千七百多年,环顾当今世界,托孤的戏还正在上演,像阿斗那样的角色,还大有人在。触景生情,他就口占一首小诗:
老调新腔竟揣摩,托孤好戏正开锣。举世惊看三阿斗,长才诸葛又如何。
当时一位搞评论的友人就给他八个大字的评语:“因小见大,言近旨远。”他说这个好评,我不敢当。
为了开拓诗路,荒芜先生还告诉我们,国际新闻常成为他取材的一个来源。他说:“合众国际社有一条电讯说,美国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点八。美国政府说,已经有一百八十万工人放弃了找工作的希望。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研究报告说,失业率上升百分之一,自杀率就上升百分之四点二。”我们没有失业者,只有待业者。因此,我常想,创造“待业”一词的人实在是个天才,实在应该得到创造发明奖。他只用一个字就阐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为此,他就写了一首歌颂这位创造者的诗:
失业洲洲有,如何“待业”新?
发明一个字,顿觉四时春。
他说:“不巧这首诗给一位有名的文艺评论家看见了,这位评论家就对他说:‘你这首讽刺诗写得很有意思。’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声明:‘我写的是一首歌颂诗,你怎么把他叫做讽刺诗呢?’”那位评论家听他这么一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听我把话说完嘛!凡是好的诗,它本身往往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双重性,所以歌颂诗同时含有讽刺意味,并不奇怪。反过来,好的讽刺诗也会含有歌颂的意味!”
接下来,话题又回到了拓宽诗路上,他说,家里有几种海外朋友寄赠的报刊,闲来翻翻,不免碰到一些天南地北,上至星空,下及黄泉的奇闻趣事,这些东鳞西爪都是他写打油诗的材料。他在《纸壁斋续集》中收入的第三组鳞爪录中的小诗就都是这样写成的。
讲到他的《诗画配》时,荒芜先生说,他有不少画家朋友,都知道他好写打油诗,经常就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寄给他,请他配诗,久而久之,就集结出了本《诗画配》。他又说,你别看题画虽是小道,其中的甘苦也是一言难尽的。去年冬,画家李世南带着他的《街头所见》要我配诗。他画的是位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蓬头垢面,身披一件军大衣,用令人可怕的呆滞目光冷漠地看着一切。看后觉得画家形象地画出了“文革”的一个牺牲品,用一个人表现了整个时代。这个和美国诗人安格尔写《文化大革命》的四句短诗“我拾起一块石头,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形象地刻画出“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里留下的恐怖情绪。所以,他很快就给这幅画配了一首长诗。后来李世南又给他寄去一幅《竹林七贤图》,请他配诗。看了画,他就想:如果人云亦云地把人们共知的材料重说一遍,有什么意义?他就参考《晋书》、《世说新语》上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载和《文物》上介绍的关于七贤的出土材料,构思了一首长诗,让这七位老兄统统参加史无前例的“文革”,让他们个个受到了考验,这样古今一结合,便收到了古为今用之效。写好后,寄给老朋友新诗人苏金伞,他在回信中说:“长诗写得慷慨激切,借古讽今,令人感叹。但总觉得有点油气,盖亦讽刺诗之必然耳。”
就这样,我们三人从八点多一直谈到十一点。中午,我要留他们吃饭。他说,要到城北小学吴乐要家吃饭,早已约好,不能失信。出门时,他还告诉我写诗也好,为文也好,都要闯新路,言人未言,说人欲说,否则绝不会留下好东西。他还鼓励我说,你是县教研室主任,带兵几千,不仅要引导中小学教师研究材料、教法,还要引导教师多读书,写点东西,争当学者型的教师,你头带得不错,继续努力,前程光明。荒芜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15年啦!而今思之,当年他的这些谈话,还是倍感亲切,所以根据当时的记录和残缺的录音整理记之,以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