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瘦竹
我说的老校长姓赵名光勋，而今已七十多岁了，他个子不高，四方脸，整日乐呵呵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他一直在凤台中学当校长。后来虽然也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可原凤台中学的师生还是喊他老校长。老校长为人和气，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平时相见，只要认识，不管贫富高低，总是老远就笑着打招呼，所以学校老师和一般工作人员有事总爱找他。他呢，只要能帮忙，总是尽力帮人忙。我和他相识于60年代初，当时正值三年灾难、人祸横行之际。那时我由阜阳师范学校调到凤台中学，他当时任副校长，但主持全面工作。他和师生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我在他手下工作三年，1964年调往淮南市，十年后我又调回凤台县粮食局工作。他呢，也由校长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不久又任县委宣传部长。他当宣传部长时，我被调回教育部门任教研室副主任，他又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他当副县长、副书记时又分管教育，当政协主席时，我是政协委员。他一直是我的领导。在多年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之事，现择其一二记之。
我知，你知
我在凤台中学教书三年，正值灾难深重的时期，粮食紧张，天天吃不饱饭，全靠瓜菜代。秋收之后，老师们经常到田野里去小秋收，拾些社员收割时落下的粮食、山芋、胡萝卜等能吃之物作充饥之用。我刚到凤台中学时，住在学校东南角靠淮河大堤边的幼儿园院内。独立的小院内东头连我在内住三位老师。三间屋我居中，左边是数学教师刘式锦，右边是教地理的徐寿荣。刘老师被人诬陷说参加过三青团，而他自己却说没这回事，为此被降职使用，背个历史包袱，整天闷闷不乐、寡言少语。徐老师呢，在反右斗争中为民叫苦，讲真话，说实事，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虽摘了帽子，但曾经还是右派，说起话来，还是小心谨慎。我们三人却相处很好，在一起什么话都能说，没有什么戒备。有一天晚上徐老师忽然对我说：“拾山芋头子没柴烧，吃生的就拉肚子，我想把你门前的那棵小楝树砍掉，怎么样？”我随即告诉他：“你不要命啦！不要忘了帽子还在群众手里，校长发现了怎么办？你和别人还不一样，要罪加一等，想过没有？”“批也好，斗也好，柴都拾着烧光了，不能吃生的呀？”说着，他把裤子卷起让我看他水肿的腿。后来我还是劝他忍着点吧。谁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看他真的把那棵小楝树给砍掉了。不仅把它砍掉了，而且劈成细柴捆成了一捆捆，存放在厨房里。也不知事过多少天的一个下午，赵校长突然来到我的房内问我：“那棵树谁砍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可能是古城子的人砍的？听我这么一说，他也没有再问什么，就在院内向三个小厨房看看，看后，就喊我说：“你来看看，这事你不知道那才怪呢，现在你知，我知，不要讲了。”说完他对我笑笑就走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当年微笑的样子。他走后，我就想徐老师这下糟了，等着挨批吧！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情况下，一个摘帽右派敢砍伐公家的树木烧东西吃，不挨批遭斗，才是怪事呢！可事过数日，徐老师既没有受批评，更没有遭批斗，赵校长见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微笑着关照问候：“生活不好，多注意休息！”这件事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我还时时想起它。他发现树木是徐老师砍伐后，对我微微一笑的样子，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句“你知，我知，不要讲了”还时时回响在我的耳畔。在那个年代，他能如此关爱教师，如此对待一个摘帽右派，该是何等不易呀！所以四十多年来对此事我念念不忘，萦系于怀。所以对他，我一直敬重、难忘。我在凤台中学教书三年，没有听过赵校长作长篇报告，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过多的私下接触。但他深受师生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赵光勋校长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走进他在凤台中学校长室的时候就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变外行为内行
赵校长只读过小学，新中国成立初他当过团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区委书记。调到学校当校长后，他自知外行难以领导内行，所以拼命自学，一有机会就跟班听课，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62年春的一个晚自习后，教研组内就我一人还在批改作文，他不声不响地搬把椅子坐在了我的对面，我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忙问：“赵校长有事吗？”他笑着对我说：“我的文化水平你是知道的，从明天起，我跟班听你的语文课，怎么样？课堂上你该怎么讲还怎么讲，不要管我的事，课后作业有时间我就做，你帮我看看。但有一条我要告诉你，课堂上不要提问我，让我出丑。”我说：“那怎么可能？”讲过之后我就想大概他想以此督促我认真备课，搞好教学，听几天也就过去了。谁知不是这样，他除了外出开会，只要在家就跟班听课。在课堂上不仅认真听，而且认真记笔记，不懂之处课后还要问个明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听过苏轼的《石钟山记》后，他当即就跟我说：“你说苏轼在批判李渤犯主观主义的同时，自己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有没有更多的史料依据？我去年到阜阳二中听课，杨老师教的也是这一课。”说着他就将我们两人的教法进行了比较，而且讲出了我们的不同风格，最后又十分关切地对我说：“苏轼是大文学家，对他的东西不能轻易怀疑，弄错了人家要笑话。”经他这么一说，我又查了一些资料，并就此写了一篇短文。写好后，他看了很高兴，对我的钻研精神给了很高的评价，并把文稿交给教导处许佑明主任看，在全体老师会上许佑明表扬了我，号召老师们多读书，写点教学心得体会。就这样他陆陆续续听了一年语文课。在听语文课的同时，他还跟班听了刘老师的历史课，他的这种做法与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学校长中，可以说是少有的。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大老粗不识字为荣的年代，他能认识到要管理好学校，必须由外行变内行，否则就会闹笑话，又以身作则，虚心向老师们学习文化知识，时时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在听课学习中对老师们好的教法与做法，一旦认准就加以肯定，这种精神该是何等可贵啊！
老校长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虚心好学，我认为这是他博得师生敬重的法宝。在当校长期间，由于他虚心好学，最后，不仅能听懂高中文科的各门课，而且还能走上课堂讲授初中的政治课，教学效果学生反映还不错。这是多么难得呀！难怪在校的师生敬重他，调出的教师与毕业的学生赞扬他。人们除了敬重他的为人外，还敬重他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
我也是统战对象
1984年春，县人大、政协换届时，通知我被选为政协委员。我一听头都大了，心想自己十二岁就随军读书，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一下变成了统战对象？对此安排，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老校长当时是县政协主席，得知我对此安排有些想法后，就立即找我谈话，见面就说：“让你进政协是我提议的，教委推荐的，正因为你出身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进了政协对你指导全县的教学又有利，才考虑让你进政协。当统战对象又有什么不好？我也是统战对象，我们在一起工作不好吗？”说完，他看看我，接着就向我布置任务似的说道：“县政协教育部门的事就由李士凯局长和你负责，要想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把教学搞上去，教学要上去，就要以教研开路，提高老师的研究能力。你进政协对你开展教研工作有利，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从此，我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多年。我们一起下乡听课搞活动，在他的指导下，由我出面安排，以政协教育组、团县委、教研室之名，联合开展过中学生诗歌朗诵、讲演、作文竞赛等十多次活动，还开展过中青年老师普通话演讲比赛、师德演讲比赛等活动。活动前，他提要求、看计划，活动后他帮助总结经验，查找存在问题。他曾多次告诉我，次次都要有所收益，要办实事，不要搞形式主义之类的事。为了改变农村语文教师作文教学的随意性，有计划地进行作文教学，1985年春，省教研室刘善群老师要我们淮南市结合初、高中语文课本编写一套系统性的作文题，并对每个题目加以释导，以期起到以读带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的作用，并限期在两个月拿出初稿。市教研室的刘、黄两位老师生怕不能按期完成，就不想接受这一任务。我将此事告知老校长后，他当即鼓励我去把这一任务接下来。接下任务，我编写了两百多个作文题，计八万多字。文稿交到省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后，很快就被核准以“作文题解两百例”为名出了书，印刷十多万册，而且很快售之一空。事后老校长告诉我：“能干的事，要争着干，发挥自己的特长。什么叫贡献？别人干不出来，你干成了，写出来了，这就是你的贡献！教研室每年都要写上十几篇论文，你要好好抓！写不出东西，出不了成果，你还当啥主任？”
老校长离休后，仍旧有计划地读书学习、练字、思民之苦、忧国之难，在县里召开的老干部会上，经常为在任领导出谋划策，帮助解决农民之疾苦、职工之困难。假如我们党的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居庙堂之上心中装着群众，想着群众，关心着群众，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能紧张吗？如果每位官员掌权之后都能像他那样，时时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刻苦学习，与时俱进，事事为百姓着想，不以权压人，不以势欺人，以礼待人，以诚为人，办实事，说实话，人民群众能不拥戴吗？先进性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要靠自身行为去塑造出来。赵光勋校长就是这样，保持着他原有的品质操守，难道不值得人们好好研究学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