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
国家冶金工业部原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周传典是安徽省凤台县人。他出生于1920年2月5日，先后在家乡马店小学、蚌埠私立江淮中学、安徽省第四临时中学读书，1947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初，成立不久的凤台县委派他接收县内三所中学，组建了凤台县联合中学（即今天的凤台一中）。他担任第一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年9月，经阜阳专区行署推荐，他离开凤台到了鞍钢，踏上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辉煌征程。
破除迷信勇于探索
1980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曾发表记者董克恭撰写的介绍周传典模范事迹的长篇通讯，标题就三个字：“探索者”。不错，凡了解周传典的人都认为，用“探索者”这三个字来称誉他是最合适不过的。
从投身鞍钢到十年动乱前，周传典一直工作在冶金生产第一线，从见习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从炉长到炼铁厂厂长，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国家的冶金事业付出自己的心血与汗水。他历任鞍钢、武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兼总工程师，攀钢总工程师兼冶金部西南钢铁研究院副院长，冶金部科技办公室副主任、冶金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部党组成员等职务。同时，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十二届执委，中国科协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四十多年来，他在祖国的冶金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业绩，也经历了不少坎坷曲折的探索之路。
鞍山解放后，由于多年战火，炼铁厂已是一片废墟。日本人逃离时就曾断言：“在这片废墟上只能种高粱！”特别是在这个厂的炼铁技术上，过去曾有两个老大难问题连日本、欧美等国都没有解决好。其中一个问题是鞍钢炼铁厂的高炉不能使用烧结矿炼铁；另一个问题是炼出的铁含硅量太高，不能直接炼钢。为了解决这两个技术难题，年轻的高炉技术员周传典被任命担任这项科研项目的专题组长。在资料缺乏又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他不迷信洋权威下的死结论，勇于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带领专题组全体人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圆满地解决了两大难题。鞍钢的高炉不仅使用了80%的烧结矿，而且第一次炼出了质量合格的低硅铁，使炼钢生产能力提高了50%。为此，他被授予特等功，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委任为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到1956年，鞍钢炼铁的经济技术指标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58年，受朝鲜政府的邀请，经国家委派，他率领专家组赴朝进行“高炉会诊”，帮助该国黄海炼铁厂及时排除了高炉故障，避免了一起重大高炉事故。为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颁发的援外工作特等功的奖励。
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加快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这个基地的唯一铁矿资源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钒、钛是国家建设中非常需要的稀有金属，过去一直是靠国外进口，但这些稀有金属元素与铁元素共生，冶炼起来难度极大。此前，国内外已有人做过多次试验，但从高炉里流出来的都是一滩“糨糊”，分离不出单体金属来。1965年春，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冶金部组织了全国炼铁方面的一百多位专家成立了攻关组，号称“一百单八将”，周传典被点将出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攻关组在周传典的带领下，不畏艰辛，转战南北，先承德，后西昌，再到首钢，从小到大，从模拟到验证，攻关组大胆突破高炉“禁区”，毅然决然地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经过反复实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成功。1970年，攀钢一号高炉流出了合格的铁水。这一事件被当时国际科技界誉为20世纪世界冶金史上的一个创举，使我国上百亿吨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资源得以利用，谱写了中国炼铁史光辉的新篇章。当时这一消息经新华社宣布后，日本、欧美钢铁界一片哗然。他们有的感到震惊，有的表示怀疑，不相信科技一向落后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奇迹！1978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集体一等奖。
1980年，周传典走上冶金部领导岗位后，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好我国三大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三大技术难题的头一个，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也就是要把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1970年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推广，使之尽快转化为该矿的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市场效益。第二个是甘肃省的金川镍矿资源的冶炼分离问题。甘肃金川镍矿是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特大型多金属硫化镍矿床，伴生铜的储量仅次于江西省的德兴大铜矿，居全国第二位。在其伴生的钴、金、银等元素中，仅铂族金属的储量就占全国总储量的90%。第三个是内蒙古包头市境内富含稀土的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开发利用问题。稀土是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军工建设不可缺少的稀有金属。勘探资料显示，该矿稀土储量相当于世界各国已探明总储量的5倍。但由于“十年浩劫”以及科技水平落后等原因的耽搁，这些宝藏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把解决这三个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问题列入了冶金部的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又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刚刚担任副部长的周传典的肩上。在他的主持下，冶金部汇集了全国各方面的专家进行攻关，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三大共生矿资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终于被一一攻破。长期亏损经营的三大钢铁企业，终于由“聚宝盆”变成了“摇钱树”。
立党为公敢于建言
周传典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专家型领导干部。他不仅在生产、技术事业上硕果累累，而且在冶金理论和经济政策上也有很高的建树。他对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务实进取精神。
“文革”时期，作为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风华正茂的周传典曾被无端关进了“牛棚”，开除党籍，后又被遣送到云南草坝冶金部干校劳动改造。在那几年里，他种过菜，放过牛，打扫过厕所……但乐观豁达的周传典并没有被一时的政治雾霾所迷惑。他在以后和人们谈起那段经历时曾很幽默地说过：“我还真要感谢那个‘牛棚时期’，使我有了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安下心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理论。”正是由于这些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为他后来担负更加繁重的领导工作，正确看待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崛起与个人的进退荣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93年离休后，周传典却是离而不休。他那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依然紧系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离休后的十多年间，他一直风尘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各大钢铁企业做调查研究，为基层献计献策，帮助企业解决一个个技术、管理等等方面的难题，并且乐此不疲。
2001年，他在一些老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将过去半个世纪从事炼铁生产、科研、钢铁企业管理等累计发表过的几百篇有分量的文章编辑成一套四卷本近200万字的《周传典文集》出版。文集中的许多篇章，在当时的理论界、经济界都曾引起过很大的震动，甚至对党中央、国务院在指导国家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决策上都曾起到过一定的参考作用。
1980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的一些认识和建议》。这篇文章先是在中央内部刊物《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发表，一个月后，经当时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陈云批示后，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就是针对1978年掀起的全国性三年跃进，即大搞所谓十几个大庆、二十几个鞍钢的新浮夸风所写的相反的建议。文章在内部刊物上一发表，就遭到部分机关人员的非议甚至批判，说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后来，余秋里、姚依林、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看到了这篇文章，都对它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高度重视，研究落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1980年秋天，他在上海市委党校曾做了一次题为“关于基层工业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国现行的基层企业管理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一种分工负责制。专责制被取消了，代之以多头领导。”“一个厂有几位书记，还有几位厂长，大家说话都算数，又都不算数，每个人都要管事，又都不负责任，出了天大的事，也都以‘这是党委集体决定的’而不了了之。说是党委负责，实际是一句空话，是无人负责。”他还联系个人实际体会说：“拿我来说，党组织决定我担任厂长，我就不希望同时有几个人指挥我的工作。”这次报告的主旨，就是说如果这种管理体制不改革，势必会产生许多弊病，诸如官僚主义、办事拖拉、效率低下、贻误时机等等。因此，他提出应实行生产经济技术专责制，也就是以后普遍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报告在《内参》发表后，他被以“否认党的领导”的罪名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人甚至还向中央提出“这样的人不能担任副部长”的建议。到了第二年的2月8日，这个报告被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胡耀邦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做了批示，给予了充分肯定。批示说：“周是炼铁方面的专家，担任过基层企业的领导，他的意见值得重视。请各常委、书记及副总理一阅。”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为按语将这个报告印发下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相继全文予以发表。至此，他的所谓“罪名”也才得以解脱。事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袁宝华评价说，周传典“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实事求是，不顾个人安危，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真值得我们敬佩啊！”
2002年初，他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需要多少钢》一文，并于2003年和2004年又先后发表了《再论中国需要多少钢》和《三论中国需要多少钢》，指出当时全国钢铁工业发展势头过于猛烈，预测并提出了“不出三年要出问题”的论断。第一篇文章一发表，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非难，说他是悲观论的代表。但该文不久即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国务院办公厅还把该文全文转发全国。2004年上半年，国务院断然决定采取多种措施制止钢铁工业的盲目发展。这对以后冶金工业的结构调整、加快优质板管材生产、提高附加值高的品种的生产以及制止钢铁工业重复建设、抑制普钢上得过快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
不计名利乐于奉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传典在冶金战线上虽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可他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职位高低，处处表现出一位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高风亮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鞍钢炼铁厂当厂长时，当时的领导就曾想让他到公司担任更重要一点的职务，但他由于对炼铁技术工作的执着和热爱，却出人意料地要求继续留在炼铁厂，以便自己能够更好地对炼铁生产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1965年，在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冶炼实验成功以后，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点逐步从炼铁技术扩展到钢铁工业生产的其他领域。正是因为他把对本行业工作规律的研究与探索，把知识、经验的积累与提高，看得远远高于个人的名利地位与毁誉得失，也才有了以后诸多具有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理论建树与改革创新，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与器重。邓小平同志在看了他写的那篇关于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文章后作出批示：“周传典这样的同志如何使用，应予考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干部工作时邓小平说：“国家建设关键在人才。都说人才难得，其实人才就在身边。有位周传典就是这样的人才。周是周总理的周，传是宣传的传，典是典型的典。”康世恩副总理为此专门嘱咐时任冶金部长的唐克：“遵小平同志批示办，并将你们的意见及周同志的工作如何发挥其作用告我们并报中央。”不久，他便由冶金部科技办副主任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后来有一次，兼任国务院国家利用外资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副总理曾亲笔写信给冶金部党组，商量调他到外资委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但他却因为不愿离开老本行而没有去。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各行各业，包括工业、交通、财贸部门和单位，都要有周传典同志那样的人参加领导”，并说应该把他提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之后，国家计委领导曾专门找他商谈过调计委工作的事，但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当面问他：“陈云同志亲自推荐你去，你为什么推辞？”他却很坦然地回答：“我在冶金这一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我应该把精力专心致志地用在对钢铁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上，这样对国家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些。”胡耀邦听了他的解释后，也很以为然，点头称许。
周传典一生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但对家乡却是一往情深，对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凤台淮河公路大桥的如期建成，县啤酒厂的改造扩建，县一中教学大楼的顺利竣工，淮南乃至皖省诸多企业技改项目方案的论证、实施等等，无不凝聚着他的一份心血与支持，至今还为家乡干部群众所铭记。十多年来，为了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还多方设法，为家乡的几所中小学校送去了多台电脑、电视机以及数千册图书，并拿出多年节衣缩食的积蓄，在家乡设立了一个奖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或资助每年考取国家重点大学的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2000年，原凤台县私立精忠中学复校，他又应聘愉快地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并在以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曾五次利用到南方开会或回乡探亲的机会，不顾年事已高，亲临该校视察指导，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困难。所有这些不计名利、惠在百姓的高尚之举，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所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