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俄”契诃夫
想象困难做出的反应，不是逃避或绕开它们，而是面对它们，同它们打交道，以一种进取的和明智的方式同它们奋斗。
——“美”马克斯威尔·马尔兹
雾气弥漫的清晨，并不意味着是一个阴霾的白天。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在都标示着前进的一步。
——“法”罗曼·罗兰
1958年10月9日，许家印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聚台岗村。
金秋时节，原本应该是收获的季节，是欢笑的季节，是美好的季节。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和河南而言，这一年却是一个噩梦的开端。
我们都知道，欲认识一个个体的命运，先需认清其所处的时代，或者把这个个体放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要给他涂抹上时代的真色彩，切莫孤立地去看他。只有如此，才更能清晰地认识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被他的时代打上深深的烙印，也才能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心灵。
许家印出生这一年的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
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
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那个年代，身处中国中部的河南迅速成了“大跃进”的急先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里首创了“人民公社”的模式，放出了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
当时，河南省省长兼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曾向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驻马店地区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三天后，该农业社便放出了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
秋季到来的时候，商城县跃进公社亩产水稻30009斤，光山县钢铁公社亩产31302斤，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达到了48925斤，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
这年8月，吴芝圃已被提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
河南的卫星频频上天，其他地方的卫星放得更高。
1958年7月份，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
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
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为了学习农业经验，于1958年10月份，由天津市共青团委员会组织青年干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参观农业丰收展览会，并到徐水县参观。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许家印来到了人间。
违反规律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959年、1960年河南连续发生特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河南省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比1958年下降22.9%；农业产值35.55亿元，同比下降8.9%。
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在广大的农村，疾病横行，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到了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大跃进”的结果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在全国一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热情中，在一片由于饥饿而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中，许家印艰难地成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