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娱乐消费纠纷有些只需要耍嘴皮，有些却要叫你“放血。”录像已经成了“昨夜星辰”，电影正在步入“人老珠黄”，电脑网站才开始“春情荡漾”。文化名人打嘴仗则永远“其乐无穷”。
2000年11月2日，成都市有一位吴先生打电话给《四川青年报》，反映他前不久在大街上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某演出公司正在组织一场演出，演员中正好有自己的一位偶像，于是便带着女朋友高高兴兴地前去观看。
演出那一天，不但节目推迟了1个小时，而且在整个晚会上压根儿就没有自己所崇拜的那位偶像出现。吴先生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找到演出单位要求退票，同时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索赔。然而奇怪的是，演出公司根本就不承认他是“消费者”。并且说，即使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也没有规定观众看节目不满意可以索赔呀？吴先生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记者采访了该演出服务公司。公司的陈先生再次肯定观众不是消费者。他说，如果观众是消费者，那么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对演出是否满意来决定是否需要索赔，而事实上，每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欣赏水平不同，这个尺寸很难把握。记者后来又采访了成都市文化局，有关人士同样答复，文化消费与物质产品消费有一定的区别，“目前”来看观众还不是消费者。
针对文化部门的一面之词，四川省消费者协会认为，观众为了生活需要接受文化服务，就是理所当然的消费者。并且认为，浙江省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实施办法里，已经明确把文化消费纳入其中，这在法律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四川省也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观众就是消费者。
文化消费的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如果由此说观众不是消费者，实在毫无道理。观众不是消费者，难道是文化生产者和经营者？
文化消费的特殊性，首先在于文艺工作者教育统一化和消费者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在其他行业同样存在，但是文化消费尤其突出。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客观上要求艺术人才的多元化。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必然导致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引发消费矛盾。
热热闹闹的文娱市场，看上去好像艺人才辈出，其实是人才身价虚高，文化水平畸低。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往往被炒出名不符实的天价。业内人士披露，目前市场上的作品价格一般都是“烧”出来的结果。
艺术本要求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源泉，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天赋和兴趣的原因，往往是那些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去学一门“正当”专业的人才去学艺术。在艺术院校中，很少能发现文化课成绩很棒的人，这在艺术界是一个普遍现象。“头重脚轻根底浅”，对于观众来说，就肯定会感到不满意。
文化艺术界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包括方方面面。有些属于人为的炒作，有些则是心理脆弱的原故。2000年9月3日出版的《商务早报》，曾经对那一周的娱乐事件进行了评点，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评出的4个奖项，就可以大致地对“文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平奖：赵忠祥、张淋“闪电式”和解。就在赵忠祥准备应诉、诸多中间人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赵、张官司突然于8月28日闪电般和解了。虽在意料之外，倒也在情理之中。现在谁都把打官司当作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的手段，但谁又真正想在法庭上争个是非曲直呢？张淋总算从北京大腕那儿讨了个“欣慰”，“理想”地得以私了。
——自毁形象奖：毛阿敏在韩城被轰下台“差点被踩死！”风光扫地的毛阿敏从陕西韩城归来后，恍然醒悟似地对友人说“今后再也不到小地方演出了。”虽然她的经纪人和诸多报道都把责任推到了主办方身上，但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无一例外只会记住毛阿敏被轰下台这笔谈资。其实毛阿敏自己也真该反省反省了：因漏税而身败名裂，因进军香港而沉寂数年，因马虎挑选演出商而名毁韩城：毛阿敏，你为什么老是选择错？
——荒唐暴力奖：长春电影节外地记者遭群殴。冷清开幕的长春电影节终于在闭幕时格外热闹了一回：十几名外地记者遭到了当地警察的无理驱赶与拽打，香港《大公报》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记者还像小鸡一样被拖了出去。警官理直气壮扔下一句话：“不服找组委会去！”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电影节，这次“盛会”也暴露了影视文艺圈内的诸多弊端：评奖结果“先知先觉”、歌星助阵不伦不类、星光冷淡、旧片参展、获奖却不卖座。而“鸡蛋里挑出骨头”还要大肆张扬的就是各地记者了，难怪会落得如此下场。
——祸从口出奖：景岗山西安骂人。短短两个字的京骂“傻×”给景岗山惹出一大串负面文章，搞得他连手机都不敢开。现在老百姓越来越灵醒，不再把明星当神供着，而是当作一种文化消费品。所以，当名人的代价就是得天天生活在3·15之中。如果有人还在乎你的“质量”，说明你还未滞销，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美事，所以当明星一定要学会“痛并快乐着”。
……够了。这样的故事太乏味了。难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消费市场一角吗？
有人说，文化消费像雾像雨又像风。但是也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是和风细雨，还是春风化雨；是狂风暴雨，还是腥风血雨；是雾里看花，还是雾锁江河……一切都要考虑消费者（当然，这里包括观众）的需要，不要把人家的心情搞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