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总统府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1月7日上午，北京大总统的办公楼前出现一位怪人。此人蓬首垢面，穿一件油乎乎的羊皮袄，仿佛几个月没洗澡；拄一根烟熏火燎的乌黑手杖；脚上是一双开了豁口的官靴，几个脚趾头都露了出来；更为滑稽的是，在这寒冬腊月，他居然还摇着一把诸葛亮的鹅毛扇；扇柄处摇摇晃晃缀着一物，有眼尖的士兵看出那是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颁发的“共和勋章。”
他一入总统府，便大大咧咧坐在大厅的皮椅上，语气相当傲慢：“让袁世凯出来见我！”几个侍卫闻言不免嘟囔：“章太炎这疯子又来惹事了。”“大总统奈何不了他，就拿我们撒气！”
这些人虽然郁闷，却不敢得罪来客，一人恭声道：“请先生在招待室稍稍等候，容小的去通报！”
袁世凯正在内室与工商次长向瑞琨议事，得知“章疯子来访”，不免眉头一皱，心想：“章疯子素来出言不逊，还是不见最好。”于是对呈宣官说：“我正在接待重要客人，没时间见他，让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贻接待吧。”
岂料梁士贻刚与章太炎相见，还没来得及寒暄。章猛然站起来喝道：“我要见袁世凯，你算什么东西，也来凑数？”
梁士贻被弄得尴尬不已，只得告辞，过了一会儿，又有个秘书出来跟章太炎解释：“大总统正忙，与工商次长向瑞琨探讨经济建设，请先生稍候。”
“向瑞琨一个毛头小子，有啥好接见的，比我还重要？好，我就姑且等等！看总统想耍什么花招！”章太炎愤愤道，重新坐在椅子上。
谁知这一等，整整三个小时袁世凯都没出来。章太炎又不耐烦了，大骂：“我连早饭都没吃，这袁世凯当了总统竟如此无礼！”总统府的侍卫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话。章太炎见无人理睬，更是恼火，当下挥起手杖一顿狂砸，将招待室摆放的瓷器花瓶打了个稀里哗啦，还把扇缀上的共和勋章给扯下来，对准袁世凯的大幅挂相扔去，口中兀自骂不绝口：“袁大头，你敢杀宋钝初（宋教仁），未必敢杀我章疯子！你出来，我和你拼个死活！”总统府鸡飞狗跳，一群侍卫赶紧上前拉住，好说歹说劝其别闹事。
这被称为疯子的章太炎究竟是何方神圣，连袁世凯都要忌惮三分？他又怎么跑到北京找袁世凯闹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章太炎本名章炳麟，字太炎，被国父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阵营中最有学问的人。”他早年鼓吹革命，被清政权弄进监狱关了三年，因而名声大噪；尚在狱中时，清末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就推举他为副会长；出狱后到日本，孙中山、黄兴等带着上千人前去迎接，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相托；在东京讲学时，麾下弟子个个声名显赫，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
更富传奇色彩的是，章太炎素来桀骜狂放，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还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连蔡元培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被讽刺过。鲁迅回忆恩师曾提到：当年章要是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屡试不爽。每当他有高论，总会被大张旗鼓地报道，题目是“章疯子大发其疯”；如果报社认为其骂得有道理，题目就会变成：“章疯子居然不疯”。
民国建立后，章太炎的好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暗杀，他认为此案一定是同盟会所为，因而跟孙中山决裂，另组统一党（后与湖北共进会组成的民社联合，并称共和党）逢孙必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刻意拉拢他，以国师之礼相待。
1913年夏，国民党因宋教仁之死掀起了“二次革命”，章太炎以共和党党魁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讨袁檄》声援。可惜国民党准备仓促，袁世凯很快将其镇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被迫流亡日本。章太炎却扬言要北上：“当年无奈，出走日本，今天光复了，再避居国外，岂不为外人讪笑，我当入京面数袁世凯祸国之心！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为副理事长，本部设在北京。黎处事唯唯诺诺，党内一干名流不满；袁世凯的幕僚建议买通几个共和党干事，将章太炎哄到北京来“主政”，以此软禁。于是在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与不明真相群众的怂恿下，共和党总部对章太炎发了个电报，大意是：而今党势孤危，请章副理事长进京主持党务。
章太炎接到电报，想正好借此机会进京当面责问袁世凯，也不顾自己刚新婚，立马决意北上，有学生劝道：“共和党党员鱼龙混杂，恐怕是袁世凯使诡计诓先生入京！”章太炎丝毫不惧：“就算是诓我，又有何惧，正好借此大骂袁贼！”
临行前，章太炎给新婚妻子汤国黎留诗一首：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入鼾？
此诗有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谋士唐睢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以“五步内刺杀秦王”威胁，迫使秦放弃出兵；后两句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大学生徐铉（字骑省）求和，徐舌灿莲花，宋朝无人能辩，赵匡胤一句话就将其打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章太炎以唐睢、徐铉自比，决心当面质问袁世凯为何要刺杀宋教仁。
1913年8月底，章太炎来到北京，住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袁世凯获悉大喜，命令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宪兵“保护”，但凡共和党来往信件、电报，宪兵都要检查，凡有对袁氏不满之文字者均没收。
章太炎异常愤怒，某天清晨，他拄着手杖出门散步，故意放慢身形让相随的两个宪兵挨近，接着挥仗咚咚两下，打得俩瓜娃子眼冒金星抱头而逃，他哈哈大笑：“袁氏走狗，滚！”
此后，章太炎经常突然殴打宪兵，陆建章很是头疼，让宪兵换上便衣监视，看到章太炎过来就尽量避开，让他打不着。
一连几天都打不到人，章太炎更无聊，暗想莫非这些混蛋都学乖了，烦闷之余就在党部喝酒大骂袁世凯。袁世凯倒是很能容忍，只是笑笑：“他本来就是个疯子，我这招可谓以静制动，要骂，任凭他骂去！”
总被憋着也不成，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等人找到农商总长张謇，请张出面说项为恩师找点事做。张謇与章太炎也素有交情，就向袁世凯提议设立一个“弘文馆”，让章太炎去编字典、做学问，袁世凯也乐得封住章的嘴，答应拨给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以后每月固定拨款，前提条件是：“章不出京，不在报纸上乱骂。”
袁世凯想拖住章太炎，章太炎骂够了，还真想静心做点实事，颇具冷幽默的是，北京政府办事效率奇低，一连几个月“弘文馆”也没建立起来，章太炎每次到总统府找袁世凯，袁均推脱不见。最后终于惹恼了章疯子：“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钱玄同等人劝说：“弘文馆的事已有成议，老师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声：“袁世凯只能骗骗你们这些小辈，岂能骗我！他就是想把我绊在北京城，我才不上他的当！”
章太炎托人买好了赴天津的火车票，临走之前在车站被警察拦住，对方说奉大总统令保护国师安全。章太炎大为生气，干脆转到总统府大闹一场，口口声声道：“袁大头，有本事就把我杀了！”
关于这次大闹，鲁迅曾有记载：“先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绝食对抗
章太炎大闹，弄得袁世凯相当头疼，这疯子顶着“国学大师”的头衔逮谁骂谁，现在又是共和党领袖，要是把他弄死了，无疑显出自己没有容人之量。反正国民党已经被镇压，他一个疯子也闹不出大事，不如将其软禁起来！
思虑再三，袁世凯招来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对陆下了一道针对章太炎的“密谕”，计有8条：
一、控制起来，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可以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置，骂则听之。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往来。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全由陆负责。
陆建章有“袁门屠夫”之称，武昌“首义三武”之一张振武即死于此人手下，要他杀个人容易，看好一个人就难了。陆建章找来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委托他办理此事，吴统领皇城两万多名警察，地位等同于清朝“九门提督”，其为人八面玲珑，做事滴水不漏。
章太炎还没闹够，吴炳湘带着十余名警察赶到，几个彪形大汉将章国师一架，老鹰抓小鸡似的给塞进了洋车。
一行人兜兜转转，在北京密云县（现海淀区）凤凰岭的龙泉寺歇住。吴炳湘礼貌地对章太炎道：“先生一路骂来，累了吧，大总统给先生选了个好地方修生养性。”
龙泉寺风景秀丽，奇花异草遍及山野，的确是个风水宝地，寺中方丈早接到通知，让几个小和尚们将寺内偏院五间厢房打扫干净。
“我不住这里，要回共和党党部！”章太炎怒道。
“先生此言差矣，先生不知道自己患了严重的精神病，需要治疗？”吴炳湘装作十分好心。
“我没病！”章太炎大骂，“袁世凯想让我病吧！”
“您的确病了，马上北京城全部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将云集这里，为先生会诊！”吴炳湘到，“鄙人将照顾先生的一切。”
“完了。爷估计是被精神病了！”章太炎暗想，随即道：“好，你不放我是吧，我就绝食！咱自剪发辫，立志革命，十三年来几番入狱，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吴炳湘还不信奈何不了章疯子，特地从京城全聚德饭庄请来烹饪高手专程服务，另让侍卫宪兵从总统府带来一箱御酿“菊花白酒”。考虑到章太炎是浙江人，喜欢黄酒，吴又派人弄来两箱陈年花雕。
好酒好菜奉上，章太炎坐在床上双目紧闭，不动一箸。
“绝食”第一天，吴炳湘根本不在乎，心想看你能撑多久。第二天、第三天，章太炎除了喝点水，根本不吃东西。吴炳湘慌了，这疯子要是真死了，大总统那里不好交差啊！
吴炳湘紧急派人飞报袁世凯和陆建章，袁世凯想不到这“疯子”会闹这出戏，哭笑不得，陆建章有些不耐烦：“不管他，就算饿死了也是他自讨。”袁世凯摇着肥硕的脑袋：“此人死不得，尚有很大的用处，他写一篇文章，可抵得几个师的人马，要是能为我所用，对付国民党那帮人，就最好不过了。”
“那怎么办？现在是他想自杀！”
“不要紧，把他的夫人请来，章疯子去年才娶了个美貌才女，这枕头风一吹，想必他就舍不得死了！”
章太炎听说要他接家属来京，嘿嘿冷笑：“袁皇帝的诈术，岂瞒得了我！”当下便挥笔写一纸遗嘱给夫人汤国黎：
……吾生二十而孤，愤世嫉俗，绝意考试，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遭困难，辛苦之极，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日，尚何言哉！追生不如死……
可惜，我死之后，中国文化亦亡矣！
前面文绉绉的话基本意思是：我早年闹革命，在清廷牢狱中都没死，现在估计要死在袁世凯手中了。
最后一句则相当牛气：我死了不要紧，只是中国文化会因此而亡！
汤国黎是浙江桐乡县青镇（现为乌镇）人，系书香门弟，经蔡元培撮合嫁给了章太炎。章太炎在被骗入京前两个月，即民国二年（1913年）6月15日，二人刚刚在上海爱丽园举行婚礼，社会各界上千名流联袂出席。
汤国黎冰雪聪明，一接到章太炎给她的遗嘱，便即刻回信道：勿以家室为念。我居此奉母甚佳。我若入京，反转累先生矣！同时致信袁世凯：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其语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外子若不幸而遽陨，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气短，转为大总统之累耳。意思是：我丈夫有屈原、贾谊之才华，要是就这么死了，估计世人也会骂你袁总统！
袁世凯简直拿这一对活宝夫妻没撤，只得让吴炳湘好好照顾，吩咐儿子袁克定执晚辈礼去探望。同时让财务部拨出专款，除了章太炎饮食起居之外，每月另给“工资”500元大洋——当时一个大学里最风光的教授，每月也不过300元，普通白领也就40元左右。
袁克定带着锦缎被褥到龙泉寺后，不敢面见章太炎，让人放到章的卧室即告辞。章太炎散步回来，在被褥上写“袁贼”二字，然后用烟将被子烧了许多窟窿，连送来的食品一起扔到窗外，还大声骂：“你们继续关我吧，迟早我放火，将这寺院也给烧了！”
主持方丈担心这疯子烧了佛堂，请吴炳湘将他弄走，吴只得派宪兵日夜值班一步不离。章太炎见看守甚严，索性卧在被窝里不理众人，大冬天天寒地冻，他也不许生炉子，冷得监视的宪兵们直打哆嗦。
一连几天，章太炎奄奄一息，“直挺床上，两眼望着顶棚”，吴炳湘多方联络，找到章太炎的弟子们前来劝说。
章太炎门下无数，其嫡传“章门五王”学问最高，分别是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宝、北王吴承仕，西王朱逖先、翼王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算是编外。
五大弟子与章太炎的好友马叙伦齐集龙泉寺相劝，章太炎还是不肯进食。黄侃最了解老师，想出了一个妙计。据吴承仕回忆使的是“激将法”，大概过程如下：
章太炎从早到晚给弟子们讲学，孔孟老庄、理学佛教无疑不包，但只要劝他吃饭，他都只是摇头。
无奈之下，吴承仕忽问：“先生比三国里击鼓骂曹的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又不愿居杀戮国士之恶名，让黄祖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起身呵斥。
“您要是绝食自尽，不正遂了袁世凯的愿么？”
章太炎转念一想，还真是有道理，弟子们赶紧说来了这么久，一直饿着肚子，先生也不请大家随便吃点东西。章太炎想的确礼数不周，正好厨房说做了荷包蛋，于是让人端上来，陪着大家吃了一碗，从此也不绝食了。
而马叙伦（现代学者、书法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先生的回忆又有不同：
马叙伦去探望章太炎，二人均是学富五车，时而谈孔孟老庄，时而谈佛学理学，接着又是痛骂时政，两人天马行空几乎忘了时间，直到天色将晚，马叙伦依依不舍起身告辞说自己上午就来了，跟章太炎聊了这么久，还没吃午饭，现在快饿昏了，得回家吃饭！
章太炎急了，让马陪自己继续聊，让厨房随便弄点酒菜。马叙伦见章中计，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听忙说：“你别走，我陪你吃就是！”后来二人把酒畅谈，马叙伦再三以“学术传世”相劝，章太炎才答应不绝食了。
袁世凯，咱比熬
章太炎终于肯吃饭，吴炳湘算是舒了一大口气。一个月后，吴奉袁世凯旨意，又将章移居北京东城的钱粮胡同官医徐某家中。一切安顿妥当后，吴炳湘委托徐某照顾：章的一切开支由政府报销，每月500元大洋作其“工资”。
虽然换了地方，还是没自由，章太炎穷极无聊就故意找碴，他让徐某把饮食餐具全部换成银制品。徐不解，章太炎笑道：“袁项城欲加害于我，如在食物中下毒，奈何之？古书上说银具能试毒，想验证而已！”徐只得照办。
无论章太炎做什么，袁世凯都不闻不问，章的“疯病”就变本加厉，每日大书“袁贼”二字，住所的门窗上、桌上到处都贴着，动辄用手杖痛击，称作“鞭尸”；还扒下树皮，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高兴地大呼“袁贼烧死矣”；每餐喝酒以花生佐食，吃时去蒂道：“杀了‘袁皇帝’的头！”马叙伦记载：“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其长女因而自缢。”大女儿以为父亲必死无疑，竟然自杀，章太炎悲痛欲绝，大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院中。袁世凯得知，只是淡然道：“疯子，何必与之较真！”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的事，袁世凯每月给章太炎的“工资”是500大洋，章根本不知道，因为每月都是徐某经手，徐私扣了200元，仅给他300元。一次章太炎痛骂袁世凯，徐某实在听不下去，喝道：“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真不知好歹！”
章太炎立马听出不对劲，问：“爷原来每月有500大洋啊！”徐某不慎将真相说出，恨不得抽自己耳刮子，结结巴巴解释：“房租、饮食、下人的工资，不要钱啊？”
“你少忽悠大爷，吴炳湘那小子早说了，这些仆人都是袁大头请来了，他付钱，又不是我要请。再说我也没吃啥山珍海味吧。”这倒是实情，章太炎虽有御用厨子，但他根本想不出啥菜，每次厨房请示做什么，他只能说出两种：一是蒸鸡蛋，再是蒸火腿。
徐某面红耳赤，章太炎喝道：“算了，以前的事情爷不跟你计较，记住以后每月送上500大洋，一个子也不能少！”徐唯唯诺诺称是。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章太炎还忽发奇想，召集监视他的所有仆役，对他们说：“袁大头派你们来服侍我，便是我的仆役了。既为仆役，便得遵循家规，现我订下六条规则，仆役人等必须遵守，如有违背，轻则动家法，用杖击股，重则逐出府去！”接着公布六条规矩：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奴仆”；四，来客统统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仆役们不敢不从，几个特务却不依，章太炎大怒：“袁世凯欲做皇帝，也有跪叩之礼，尔等敢不遵，待我面呈袁皇帝，必重重责罚尔等！”这些人只得服从。钱玄同拜访老师，觉得好奇，章太炎解释道：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虽然嬉笑怒骂作贱袁世凯，但章太炎的学问没落下，在被囚禁时手定《章氏丛书》共48卷，包括《春秋左传谈叙录》、《镏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说文部首均语》、《小学答问》等，颇有成就。
再说袁世凯，解决了国民党踢开国会后，居然头脑发热想当皇帝。还让人带话，要章太炎写“劝进书”，章太炎也不含糊：“某忆民国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甚至立了个木牌，写着“明年祖龙死”。老袁气得冒烟。
1916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年号“洪宪”，攀龙附凤之流推荐章太炎撰写元旦草诏，袁世凯叹道：“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章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袁世凯称帝彻底失了民心，蔡锷在云南树起护国大旗，其他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一急之下重病缠身，连续吐血。
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被软禁三年的章太炎终获自由。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却对其评价很高，多年后还对人说：袁世凯很不错，我戳着他眼珠子骂他，他熟视无睹。现在的军爷们听到有人在背地里议论自己，都恨不得弄死他们，谁敢当面揭短？别说痛骂了。
爷就是章疯子
提起章太炎的革命资历，可用两个字形容：悠久。
章太炎于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原名炳麟，字枚叔，成年后钦佩明末反清学者顾绛（又名顾炎武），自改名为章绛，号太炎。因家中世代书香，其年少即饱受诗书熏染，12岁时与外祖父学《东华录》问春秋大义，外祖父道：“夷夏之辨，严于君臣。”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王夫之、顾炎武等先哲已言之，王氏之言尤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章太炎顿时愤然：“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二十岁的时候，章太炎求教于朴学大师俞樾（道光年间翰林编修、河南学政，俞平伯曾祖，精通经史子集、训诂戏曲、诗词书法等，以博学、怪癖闻名，曾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做河南科考题，遭弹劾回乡讲学），章太炎8年苦读，学问精湛，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1897年夏，28岁的章太炎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应当时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之邀，参与“维新大业”。
章太炎和梁启超旗鼓相当，在报纸上宣扬变法，可章是浙江人，从小熟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念念不忘“夷夏之防”“春秋大义”；康有为、梁启超却属于立宪保皇派，双方难免发生争执。尤其是康有为，以当世孔子自居，热衷搞个人崇拜。章太炎年轻气盛相当看不惯，骂康氏门人“如推着粪球的屎壳郎！”
康有为也是一代国学大师，自然生气，其门下弟子纠集了数人，与章太炎唇枪舌剑狠吵了一通，后来演变成动手，混战中章太炎以一敌四，连劝架的梁启超挨了一耳光。
当然，结果是章太炎寡不敌众，卷铺盖走人。章太炎多年后谈到康有为，仍不依不饶，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老师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康有为收了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徒弟，学问一般，打架倒是蛮在行。
上海一架让章太炎与康梁分道扬镳，某年康有为大寿，章太炎特意写了副对联“庆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出自《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出自《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上联尾隐去“妖孽”，下联尾隐“贼”，联面尾处是“有为”。章太炎骂康有为“妖孽”、“老贼”，不带一脏字，时人捧腹不已。
与康门弟子一战，章太炎声名鹊起，湖广总督张之洞读了章太炎著的《春秋左传注》击节赞叹，“此人有大才可治事！”当下命幕僚邀请章太炎去汉口帮办《正学报》。适时章太炎想法很天真，想游说张之洞反满，欣然前往。
章太炎一到，张之洞便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劝学篇》请章“指点”。《劝学篇》针对康有为宣传的“民权”，提出“中体西用”，“中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西用”是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张之洞问章太炎有何见解，章缓缓答道：“上篇中体写的一般，下篇西用还算翔实。”张之洞只得讪笑。
在张之洞幕府上呆了不到一年，章太炎又被人赶了出来。对方是广东名士梁鼎芬（清亡后做了遗老，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师傅），满脑子“忠君报国”，章太炎时常谈《春秋左传》中的夷夏之防、弑无道之君，以及光复汉族江山等，经常与其发生争论。
《正学报》第一期组稿，章太炎引经据典写了六万“改革”“排满”之文，梁鼎芬见之脸色发白，连呼“造反、杀头”，匆忙赶到往总督衙门，请张之洞逮捕章太炎。张之洞还算明智，淡然道：“疯子，赶走算了。”梁鼎芬便找了几个武夫，操着木棍冲回报馆，将章太炎按下一顿好打。后来就有了这样的笑话：章太炎到汉口当主笔，一字没发就被人打出来了；他和人争论时，只要有人说“叫梁鼎芬来”，他就不吭声了。
被逐出湖北不久，北京就传出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消息，章太炎也被列为“维新党”，被迫逃到日本。
同样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得知章太炎来了，亲自前去拜访，二人见面难免长吁短叹。梁启超依旧想着保皇，反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论，章太炎便问孙是何人？梁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章听后很兴奋，“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可与孙中山后一番深谈后，章太炎却评价“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认为孙言过其实，连汉末造反的张角、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都不如。
1900年，义和团闹事引来了八国联军，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国内保皇党组织“中国议会”，意图救皇上、办维新。章太炎应邀回上海参加“制定章程”，会上一干腐儒既不承认清政府，又要请光绪“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
恩师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将其开除师门。
章太炎也不生气，写了三百字的《谢本师》一文，不客气地指出：老师替豺狼政府说话，莫非吃人嘴短？老师教学生以经学，却连经学的真谛“夷夏之防”都没有摸到。
当时被逐出师门是相当丢脸的事，一般人早就闭门反省了，哪敢跟恩师斗嘴，章太炎却有魏晋之风：“礼岂为我辈设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等到慈禧回到北京城，对维新党再开杀戒，章太炎只得折回日本。
1902年，清廷终于“预备立宪”，国内局势稍微缓和。章太炎应蔡元培的邀请回上海担《苏报》主笔，《苏报》是日侨陈范办的报纸，地址在租界内，素来宣传改良。章太炎一到，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鼓吹革命为己任。”
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马君武等人也在上海创立“爱国学社”，给家贫之有志青年免费讲学，章太炎时常前去演讲，不过他的余杭口音很重，别人一般听不大明白，但每次都情绪激昂，动辄挥手高呼“革命”，同学们被感染，也群起响应。
在爱国学社的师生中，章太炎和章士钊、张继、邹容等人特别投机，四人结拜为兄弟。章太炎最年长，已35岁，邹容才18岁，众人觉得这几人都疯癫。
章太炎很欣赏小弟邹容，邹本是清廷官费留日生，因看不惯清廷学监，和几个朋友将其痛揍，被开除学籍。在爱国学社内，邹容也时常与人争论革命与保皇孰是孰非，经常遭到警告。邹容烦了，弄了把手枪带身上，谁也不敢再惹他。章太炎性子张狂，觉得邹容之行径很合脾胃，二人以“恢复汉室”为奋斗目标，互称“东帝”、“西帝”，因章太炎来自中国东部，邹容来自四川。
有《苏报》做阵地，章太炎大肆批判保皇派，在1903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讽刺光绪；义弟邹容写成《革命军》一书，宣传“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保我独立之大权”，章太炎为其作序，称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宣扬《革命军》”两件事引起了极大轰动，革命党有了理论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逐渐看清了一些事儿。清政府大为惶恐，密电上海当局联合租界抓人，章太炎虽有风闻，置之不理。
在清廷和帝国主义的苟合下，外国巡捕闯到到苏报馆，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当时陈范在日本，蔡元培避往青岛，章太炎、邹容也不在，巡捕房只抓走了一个帐房先生。当晚章太炎得到消息，仍然不当回事。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他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疯子，就是我！”
义弟邹容得知章太炎被捕，慨然“自首”，入狱与大哥“同生共死”。
至于如何宣判两人，英国驻沪副领事和上海知县很是纠缠了一段时间，清廷喜杀人，洋人讲人权，几次扯皮后判决如下：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在租界监狱服刑，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洋牢房比国产监狱正式些，章太炎与邹容属于文化人，洋人没让二者做苦力，只是负责做饭，还能读佛经。二人苦中作乐，章太炎写诗送义弟：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回赠：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可惜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病去世，章太炎痛心不已，后来他出狱后，无论搬到何处，总在家中墙壁上挂着邹容的画像，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浴供香一次。
1906年，章太炎被释，浙江人陶成章适时已秘密建了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在江浙一带名声巨响，被推举为副会长。
逮谁骂谁
章太炎一出狱，就受到革命党的关注，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极力相邀，请其执掌同盟会机关报——章太炎是光复会副会长，如果能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必将壮大革命势力！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到达日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元老带着一千多人前去迎接，盛况空前。章太炎即性发表演讲，谈到了自己的“疯癫”：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
自戊戌年以后，兄弟已遇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旋涡里头，因为神经病只故，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
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章太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执掌《民报》，与老友梁启超再次论战，梁奈何不了他，每每摇头苦笑。他又与蔡元培、陶成章取得联系，建议光复会全体入盟。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慕章氏之名，纷纷上门求学，章太炎开了个“国学讲习所”，免费传教。黄侃、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一干民国大师经常上门听课，章方言极重，刘半农便充当翻译，板书则由钱玄同代劳，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端茶倒水，阵容相当豪华。
每次开讲，章疯子便口出狂言：“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兄弟我没啥大学问，但世间能入兄弟之眼者，也不过数人。”学生们只是一笑。
章太炎最为得意的弟子可谓黄侃，二人成为师徒之过程也相当滑稽。黄侃曾回忆，他随众人初到《民报》报社拜访的时候，见章太炎的办公室大书四语：“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是引用东汉大学者戴良的话，黄侃觉得章太炎太狂，不信他有如此能耐。巧合的是，黄侃与章太炎同住一栋楼里，黄在楼上，章在楼下，二人起初均不知道。某晚黄侃夜读，尿急懒得上厕所，就爬上书桌对着窗口抒情，楼下的章太炎也在院内读书，被“尿雨”扫了兴致，对着楼上咬文嚼字乱骂——如果是个俗人理解都有困难，可黄侃也是饱学才子，加上性格好强，也引经据典回骂。
二人出口成章，其他留学生听得钦佩不已，经熟人通告，双方握手言和。黄侃得知是章太炎，当下拜师。
有国学大师掌舵，《民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孙中山多次赞扬章为“革命之理论家，与实干家黄兴可谓文武双杰”。
清政府不满日本收容孙中山，请求将其驱逐。日本政府既不愿得罪清廷，又认为革命党尚有实力，改朝换代未为可知，于是对孙好言相劝，资助五千元恭送离日“旅游”，日本商界朋友也相赠一万。同盟会总部一干人不依，要去理论，孙中山觉得不可能谈拢，同意去南洋。
1907年初，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等离开日本，留给《民报》二千元作为经费。章太炎起初只知道日本商界送了一万，对日本政府给的五千元则不知情，孙中山也没交代，章大怒，认为“孙文受贿，被日本人收买，有损同盟会威信。”留在日本的同盟会元老如张继、谭人凤等人也纷纷起哄，要求孙中山将革命经费开支项目一一列出，登在《民报》上。
章太炎性子火爆，扬言与同盟会脱离，重振浙江光复会，还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辞职”，他以为孙中山去了香港，把照片和批语寄到香港同盟会支部，以示羞辱。
正在东京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孙中山为筹备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起义，致电东京宋教仁等购买枪械。宋教仁苦心相劝，章太炎、陶成章将光复会购买的枪支也拨了部分。谁知枪偷运到广州后，负责指挥起义的黄兴见其破旧，不免心烦，就致电孙中山和宋教仁怎么办的事。宋教仁解释资金紧张，章太炎则大为光火，说“孙文信赖的胡汉民、汪精卫都是广东佬，对黄克强、谭人凤等湖南人都不怎么待见，咱浙江人更是受窝囊气！我们何必帮他。”
陶成章、谭人凤觉得这次章疯子分析得还真有点道理，也联合起来倒孙。章太炎还以《民报》社的名义用明码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东京总部没钱，你们香港想办法吧！”
孙中山在南洋气得说不出话，章疯子用明码发电，不是泄露军事机密么？便让胡汉民质问，章太炎也不甘示弱，与南洋打起了电报战。
东京闹得一团乱麻，章太炎、陶成章还联合一帮人要求罢免孙中山，让黄兴接任同盟会总理，幸亏黄兴多方劝导，还派人专门调查孙中山在九龙的家产，结果发现“只有几间旧房子，住着先生的母亲、原配夫人卢慕贞和女儿，此外别无所有。”就连檀香山富商、孙文之兄孙眉也因多年资助革命而濒临破产，不得不“自修房屋、耕种自食”，总算证明了孙中山的清白。
到了1908年下半年，同盟会再闹内讧，孙中山在南洋建立同盟会分部，创办《中兴日报》，酝酿将南洋拟作活动中心。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日渐涣散，陶成章四处奔走重振光复会，宋教仁、谭人凤准备到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孙武、焦达峰等人兴起共进会；诸人“募捐”本领不够，清政府又不断施压，《民报》销路大减，经费极为困难。
章太炎守着《民报》熬日子，最穷的时候每天啃几块麦饼充饥。为经费问题他曾几次要求孙中山从南洋汇款接济，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
能奈我何？
更悲剧的是，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扰乱治安”之名将《民报》封禁。
章太炎相当气愤，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警察要他填一份表格，他挥笔写到“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学生都叫他“圣人”，日本私生子多，日警哭笑不得。
在法院上，章太炎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摇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
日本律师说《民报》言论“煽动中国留学生情绪，妨碍日本社会秩序”。
章太炎反问：“吾言革命，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非煽惑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
最后章疯子发了脾气，当庭大吼：“言论、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
日本人辩不过他，强制查封《民报》，罚款120元，将“咆哮公堂”的章太炎给关了起来，后来还是鲁迅等人凑钱才将其赎回，鲁迅提到“先师三次入狱”，第一次是因《苏报》案，《民报》是第二次。
指挥国内起义失利的黄兴回到日本后，与章太炎商议将《民报》移到美国出版，章与孙中山有矛盾，对实干家黄兴还是很钦佩，欣然答应，还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但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章相当不满，孙中山建议由汪精卫去东京担任《民报》主笔，将《民报》改版，由张静江创办的巴黎《新世纪》代为发行。
章太炎惨淡经营数年，现在被人一脚踹开，自然愤愤不平。正好南洋李燮和、沈钧业等人也对同盟会起义屡屡失败不满，想让孙中山“引咎辞职”，与章太炎一拍即合。章太炎做了一篇《伪《民报》检举状》广为发布，将续刊的《民报》称为《伪民报》，控诉孙中山“罪状”：“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不过三四千金，竟亦不为筹划！”俨然将孙中山当成贪污犯。
黄兴反复劝解，章太炎不依不饶，黄无奈，只得在复刊的《民报》上登一启示，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南洋胡汉民、汪精卫也与章太炎大打笔墨官司。
陶成章觉得笔头论战没多大意义，积极重建光复会与同盟会抗衡，推章太炎任会长，陶为副会长，李燮和为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就在革命阵营内部起矛盾的时候，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接着各省相继独立。
国内形势突变，立宪派、宗社党、北洋军都想谋个地位，章太炎在海外兀自大骂，将一干活跃分子统统讽刺，共分七类：骗取华侨捐款的康有为、“束帛之币，以赂贵臣”的立宪党、“高谈佛理”的政闻社，“学文桐城，古板晦涩”的严复、从事“国会请愿运动”的陈景仁等、各省资政员如江浙张謇以及争粤汉、京汉铁路权利的湘川闽粤绅士。他认为这七类，虽则“操术各异，而兢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
章太炎对同盟会也没留情，11月16日，他刚回到上海就在报纸上大放阙词，反对陈其美等设立上海临时政府，“宜先认武昌为临时政府，虽认金陵且不可，况上海边隅之地”。“今日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但首领只当称元帅，不当称大总统。”至于政府人选，“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对孙中山不屑一顾，“论功当推黄克强（兴），论才当推宋教仁，以德当推汪精卫”！
当时孙中山的名声如日中天，几乎是众望所归，独章太炎不断冷言相加，一些报社记者纷纷采访这位“国学大师、革命元老”，章太炎也信口开河，表扬谁就捧其上天，讽刺谁就踏其于地，“章疯子”在上海报界着实风光了一阵。
12月，孙中山回国，1912年元旦，民国建立。
在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同盟会根本没考虑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的领导们，各部部长基本是与清廷有旧的温和派，次长则由海外回来的人出任。黎元洪被推举为副总统还是经过黄兴争取，共进会主要人物孙武想当个陆军部次长也没干成，章太炎本被提名为教育部长，在“代表大会”上没能通过，章又想当国师，却遭到一干同志笑话：这都民国了，还搞封建那套？
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没捞到好处，与同盟会分歧渐巨，前二者力挺黎元洪，俨然形成第三势力，想以此对抗孙中山、袁世凯。
吊诡的是，在民国建立后的第13天，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居然被人暗杀！幕后黑手是上海都督陈其美与青帮小流氓蒋介石，陈其美曾说：“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武昌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陈其美想为同盟会争地盘，刺陶之事就不难理解了。
章太炎曾劝陶成章忍耐退让，但陶已经处于风口浪尖，根本无法抽身，陶被刺后，章太炎火冒三丈，与同盟会处处作对。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章太炎则和立宪派联合，组成统一党（后与湖北共进会并入共和党），还不断在报纸上指责孙中山，公开谩骂陈其美是“土匪”。章骂孙中山时最为滑稽，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同时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孙中山除我之外，谁敢骂之？”晚清实业大王张謇在他的日记中评价：“统一党开职员会，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
南北和谈之后，袁世凯欣然上任临时总统。在拟定国旗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袁世凯提议满清龙旗，黎元洪提议共进会十八星旗，此三者可谓代表了三股力量，彼此不想让。民间派章太炎提出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义”，后来居然得到一致认可。当然，北洋玩完后，青天白日旗重新上位。
共和初建，唐绍仪出任临时国务总理，举陈其美为部长，曹汝霖列国务员。章太炎闻之很是不满：“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世凯闻之大笑：“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浪漫恋情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了笼络社会名流，到处送官，章太炎也获得了一个“东三省筹边使”的头衔——袁不过用虚名羁绊，章却当了真，兴致勃勃刻了个“筹边使”印章，赶到北京报道。袁世凯当面勉励了几句，送了点“开办费”，没想章太炎真到吉林上任，还雄心勃勃制定了不少“宏伟计划”。到了之后才知道政府根本没这编制，只得垂头丧气回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想利用章的名头，恭请其去武昌，黎的一番款待让章大为感动，觉得“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此后章太炎以黎的军师自居，一力支持。
坊间还有个说法，黎元洪为了留住章太炎，给他娶了个美丽的老婆。
章太炎少年时发过癫痫病，后来又满嘴造反之言，尽管学问盖世却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母亲无奈，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做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女儿，于1903年不幸去世。后来章太炎一直为革命奔走，未曾娶亲，他把长女和幺女接到日本同住，次女过寄给堂兄。
等革命胜利，章太炎已经年届不惑，黎副总统一关心，章太炎在报纸上登了个《征婚告白》，提了五个条件：一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此举可谓相当超前，引得时人笑讽：“章疯子又发疯了！”
过了段时间，章太炎再发高论：“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章疯子狂妄世人皆知，普通女子谁敢嫁他？最后还是蔡元培做了月老，将浙江才女、《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介绍给了章。
汤国梨原是世家闺秀，精通诗词，但九岁丧父，家境并不富裕。在少女时代，即风闻本乡章太炎的革命事迹，于女学就读期间，曾参加收回苏杭铁路路权运动。武昌起义后，她又与同学张默君等组织“女子北伐队”，创办《神州日报》宣传革命。
也许是姻缘该到了，章、汤一见倾心，很快约定在上海安家成亲。
章太炎陷入爱河不久，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经调查此事与袁世凯有关，国内政治形势再次紧张。章太炎深恨袁世凯阴险，到北京向袁辞职。袁为了拉拢他，授二等勋章，并说：现在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淆乱人心，现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向上海各大报，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
袁世凯知道章太炎有点迷糊，明明白白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你自由处置。
章太炎被袁给忽悠了，拿着支票回到上海，对旁人说咱们是不是错怪老袁了？张謇得知此事，找到章太炎，问袁拨款四万元给你办报，咱共和党在上海的《大共和报》经费困难，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章太炎想想也是，就把支票给张謇了。其实四万元在当时办一百份报纸都够了，张显然是蒙了章疯子，将钱充了党费。
钱财总是身外物，得到佳人垂青是最大收获。
1913年6月15日，上海爱俪园内革命党人云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张继等国民党高层，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佬，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流济济一堂，出席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据当时《大共和报》估计有二千多人，热闹非凡。
章太炎一生痴迷国学，却举办了一场“文明婚礼”，相当摩登。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白色礼服。结婚典礼上，章太炎又闹了笑话，因为他习惯穿布鞋，当天皮鞋正反都没分清，穿出来一直嘀咕着问证婚人蔡元培：“老蔡，这洋玩意儿夹脚丫子啊。”来宾们狂笑不已。
当晚宴客，大家要新郎做诗，章太炎即席赋诗二首：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其二是谢媒：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新娘也当场吟诵旧作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争存。
革命成功，章疯子有了“家室”，但他的“家”家徒四壁，连家具也是借来的，汤国梨曾在回忆录中说：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十三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自己受穷不要紧，让佳人跟着遭罪就不好了，章太炎想着赚钱养家。但他根本知道钱是怎么来了，该怎么花，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吩咐下人买包烟，给五元大钞；女儿要做大衣，给五元；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五元。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
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人物，就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
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即便是办工程，也要先送计划书，交临时参议院定夺。章太炎天真浪漫，老实道，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章太炎很奇怪，问黄兴、孙文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就不能弄？接着纠缠了三四个小时。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十万。梁不同意，说最多一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可但婚后不到几个月，国民党就掀起了二次革命，章太炎接着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章大师在软禁中不免遥念娇妻，写信道“告归无日，如君思我，我亦思君，有怀不遂，如何如何！”“思君不见，发为之白！”
讽刺白话干将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得以自由，岂料内阁总理段祺瑞与新总统黎元洪不合，闹出“府院之争”，接着辫帅张勋进北京调停弄了个“复辟”大戏。段祺瑞赶走张勋后拒绝恢复国会，践踏临时约法。孙中山为维护约法，到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打算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章太炎也被邀请出任军政府秘书长。来者哄他“别看这秘书长，跟国师地位差不多”，章大喜。但写了几篇痛骂段祺瑞的檄文，他又觉得才非所用，请缨去联络云南督军唐继尧出兵。
唐继尧最终被章说动，章太炎相当得意，让人制了一面大旗，比唐的帅旗还要大上一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几字，耀武扬威一路显摆，唐继尧也不免莞尔。
西南军阀根本不愿与北方开战，孙中山看清“南北乃一丘之貉”，愤然离开广州。章太炎的“国师”也没了意思，落寞回到上海。
在上海这段日子里，章太炎只是埋头读书，很少过问政事。一次他从寓所坐面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回家居然不知道路了，随便叫住一辆面包车，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走了很长一段后，疑惑地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车夫一头雾水，无奈只好把他拉回旧书店。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二十余人在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适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在政治上没啥玩儿的章太炎又开始为国学辩护。但随着时代发展，文化普及已成必然趋势，章太炎崇尚的国学无法广为大众接受，他昔日的弟子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俨然成了新文化干将。
某次北大教授、白话文健将刘半农到上海，对舆论界说自己前来是专程拜访恩师、古文大家章太炎。
二者见面之后，刘半农问“老师对白话文有何见解？”
“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章太炎反问，“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
刘半农侃侃而谈：“白话文是以国语做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
章太炎哈哈大笑：“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
刘半农不假思索：“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太炎又问：“你说是明朝的话，有什么考据？”
刘半农呆住，无辞以对。
章太炎笑吟吟地，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发音与当时的北京话相去甚远，接着道：“现在的国语，严格来讲，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
刘半农半晌不语，章太炎却兴致很高：“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和唐代音韵讲话？”刘半农摇摇头，章太炎接着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音就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还有日本话，现在的日本话，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县、各道的发音，有些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不知道。”
接着，章太炎就像训小学生一样考刘半农：“美洲新大陆是谁发现的？”刘半农已经汗流脊背：“应该是哥伦布吧。”章太炎往桌子上猛拍一掌：“不认真读书，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去记叙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好好充实自己。”原来，刘半农在北京编了一本《赛金花轶事》，章太炎发现很多捕风捉影之事，深为不屑。
刘半农只得岔开话题：“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章太炎勃然大怒：“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可是敦煌石室的发现者是外国人斯坦因，他窃去几百箱的文物，多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直到他们在国外公布出来，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你们知不知道近来又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定，在西北发现了许多文物，究竟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所谓的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你们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
一顿臭骂之后，刘半农只得告辞。
胡适也曾被章太炎讽刺过一次，胡出了本新书《哲学史大纲》，为表示敬老尊贤，送了章太炎一本，封面上题：太炎先生指谬，胡适敬赠。按当时文化界新派规矩，在“章太炎”和“胡适”名字旁均用黑线标了一下。章太炎是近视眼，接书后骂道：“名字上画黑线，不是咒我死么？”旁人赶紧解释，说这是表示尊敬，而且胡适的名字旁也划了黑线，章才释然。有人问对章对胡适有何看法，他冷笑道：“哲学，他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连‘根’都没有！”
章太炎不仅看不惯白话文，连刚兴起的新史学也厌恶。历史学家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来，拜见老师时谈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务必须亲见才算真实。章不以为然，冷声问道：“你有没有曾祖？”顾说：“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哭笑不得。
嬉笑怒骂成文章
章太炎虽然不在参合政治，但狂妄脾气不改，经常拿政府大员开涮，即便人家去世了也不放过。如清末著名外交家伍廷芳，曾任清廷驻美公使，与孙中山私交甚厚，民国初建南北谈判时作为南方代表；其子伍朝枢留学英国，精通法律，一直追随孙中山。
1922年，伍廷芳逝世，伍朝枢过上海拜谒章太炎，谈及乃翁病故。伍朝枢说：“先父体素健，曾因总理蒙难，奔走港澳，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太炎笑道：“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尴尬一笑，又谈及父亲火葬之事，说：“火葬在欧美已极平常，惟在中国，实属创见。”章太炎又笑曰：“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即是火葬。”伍朝枢面色不悦，奈何对方是长辈。岂料章太炎意犹未尽，次日又遣人送上一副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简直有点恶谑了。
1925年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有两幅挽联。
一是：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大师神来之笔，很有必要解释一二。
上联将孙中山比作三国孙权，三分天下占其一。孙去世前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皖系段祺瑞；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广东国民党。
孙中山本来在广州，1924年底奉直开战，直系大败，张作霖与冯玉祥执掌北京政府，请皖系首脑段祺瑞出来担任“临时执政”，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想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先灭直系，遂接受邀请。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章太炎更是将北洋军阀势力比作三国时的曹魏“别有用心”，可谓相当贴切。后来孙中山果然被张作霖忽悠了。
“江表岂能忘袭许”说的是魏吴之间的一段“仇怨”，“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此指吴国。“许”指许昌，在河南省中部。东汉末年，曹操劫持汉献帝迁都许昌，携天子令诸侯，后来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争霸，东吴孙策想趁机偷袭许昌，迎汉帝回洛阳，但孙策意外身死，袭许一事作罢。国民党曾因宋教仁被刺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但很快失败。章太炎意思是国民党和北洋派都不会忘记“二次革命”这段“粱子”，如曹操记得“袭许”一般。
下联则是用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受秦昭襄王，意欲与“虎狼之秦”修好，至秦地武关会盟被劫持，终身不能回国、死于咸阳的典故。章太炎将孙中山死于北京，比拟为楚怀王死于咸阳。
章的这副挽联，只是认为孙不该去北京跟军阀谈判，并非“不敬”，结果他这副挽联却不能在大会悬挂。
章还有一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一联被人评为“不伦不类”，却也很是“恶毒”，上联讽刺孙中山联合苏联，难免失去东北主权；下联中的碧云寺始建于元朝至顺二年（1331），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庙宇，并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孙中山逝世后曾在该寺停过灵柩。章太炎骂那些神话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其实章太炎很想客观评价孙中山，主动提出要为孙写墓志铭，扬言“孙公之墓志仅我有资格来写。”其实论文采资历，的确非他莫属，黄兴、蔡锷、宋教仁、陶成章先后谢世，张静江、吴稚晖等人是孙的拥趸，只有他才能以常人眼光视之。只是国民党众人生怕他发疯乱写，谢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将孙中山灵榇迎到南京，举行“奉安大会”，章太炎又补了一副挽联：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洪秀全，去世时距孙中山逝世整六十年，“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墓所在地，意思是说孙中山和洪秀全成败有异，但和朱元璋恢复汉族统治则相同，对孙中山也算推尊。这副挽联，终于被挂了出来。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驾马车的带领下开始了风风火火的北伐。北洋军阀个个心惊，就想把章太炎请去充门面，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特意请章去当军师——章太炎曾提倡“联省自治”，孙传芳觉得很对味，为了博取章大师的垂青，请其去南京主持“国学复古”，弄个“投壶仪式典礼”。所谓投壶，是一种古代的游戏，比谁将箭投入瓶内多为胜。孙传芳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革命元老”章太炎即将来宁云云。
还没等章太炎动身，舆论界早已口诛笔伐，批评其是“倒行逆施”，昔日的学生们也纷纷不解，老师现在是文化象征，弘扬国学就罢了，还鼓捣这个干啥？
周作人在《语丝》发表《谢本师》一文，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壮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他在章太炎逝世后的悼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
其实章太炎根本没去南京，所谓投壶一事，只是孙传芳自己炒作。
北洋军阀已经失了人心，北伐军很快打败吴佩孚、孙传芳，定都南京，改组国民政府。章太炎因陶成章之死对国民党根本无好感，国民政府请他出来担任顾问，他拒绝了。不过此老恶搞之心未减，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元老、湖南政界巨头谭延闿去世，章太炎特意送上挽联：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汉主席，反共南京主席；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乾母卢太夫人，生母谭如夫人。
谭延闿是清朝翰林，后追随孙中山响应共和，北洋当权的时候任湖南都督，国民党得了天下他又干过“南京政府主席”，无意是“显达历清廷、北洋、南京三朝”，章太炎讽刺反复无常。孙中山去世后，谭先拥护汪精卫，代职武汉政府主席，接着追随南京蒋介石，章太炎讥讽“容共”在武汉，“反共”投南京，左右逢源，稳妥得很。
萱草古意代表母亲，椿树代表父亲。章太炎嘲弄谭延闿有四位“椿萱”：两位“父亲”，本父谭制军之外还有孙中山，两位“老母”，生母之外还有孙中山的元配卢夫人。因为谭延闿对孙中山简直是言听计从，章太炎骂其“侍侯孙中山如儿子侍侯老父”，最后还讥诮谭延闿的生母是小妾，“如夫人”。
谭家当然气得生烟，深恨这章疯子怎么能活这么长久。章太炎自鸣得意了一番，经人劝说再给谭家送了幅正式的挽联“治大国若烹小鲜，何曾识万钱，湖广理万事；乐与饵而止过客，负羁全其室，康成保其乡。”
谢蒋主席关心
章太炎晚年专心学问，无甚收入，还尤其喜欢跟人治病，不过人家基本不敢吃他开的方子。其实章对中医造诣很深，曾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等医学书，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得意地答：“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据民国中医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记载，章太炎曾跟蒋介石有过见面。
章太炎夫妇去杭州拜祭老师俞樾，陈存仁一路跟随，某天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正好蒋介石夫妇由杭州市长周象贤陪同在此游览，章蒋多年不见，开始没认出来，并未打招呼。等蒋介石夫妇吃完饭后，周象贤低声对蒋道，在楼下给饭店题字的人好像是章太炎。
蒋介石一听大为惊讶，这老古董居然还在，赶紧携宋美龄下楼来，客气打招呼：“太炎先生，最近好吗？”章太炎根本不认识对方，旁人介绍说是蒋主席，他哦了一声，答“很好很好”，蒋又问他近况如何，章说“靠一支笔骗饭吃”。
蒋面有惭愧，说“先生等会我用车送你回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象贤。”章太炎摇晃着脑袋“用不到，用不到”，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无奈，只好以自己的手杖相赠，章太炎倒是很喜欢那根手杖，喜滋滋的收下了。次日，杭州报纸头版“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关心故旧”。
其实，章太炎视蒋介石不过晚辈，而且因陶成章一案素来瞧不起国民党，蒋哪里够资格成为他的“故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在短短三个月丢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无意抵抗，章太炎怒不可遏，在报纸上痛骂：“有此总司令，此副总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日本）争，虽敝口瘍舌，焉能听见？”且与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联名通电：“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可惜当权者根本不理会民众的愤怒，东三省就这么白白丢了。
1932年2月，章太炎应弟子们邀请到北大讲学，记者问北上是否会访故人，他答道：“将访张汉卿（张学良）、吴子玉（吴佩孚）诸氏”，“对日本之侵略，唯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路可走”。到了北京后，章太炎大大咧咧去找张学良，痛骂其不争气，张少帅执子侄之礼，唯唯诺诺。见到吴佩孚后，张与其推心置腹，劝吴别为日本人所用。
章太炎到北大讲学时，可容纳几百人的北大操场座无虚席，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知名教授一一拱手而立，毕恭毕敬站在老师旁边。章太炎满头白发，穿着绸子长衫、开始用他的浙江余姚话演讲。刘半农当场翻译，章引经据典，钱玄同就在黑板上板书，北大文学院一干声名显赫的教授们则拿着小本本老实做笔记——排场可谓惊人。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常对弟子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不解。章解释：“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策之辈；而江永门下，竟能出戴震。”
虽然章太炎决意不问政事，但国民党政府实在窝囊。日本人占我东北后，又盯上华北五省，蒋介石不敢与之对抗，居然让何应钦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以“华北五省自治”，双方不得驻扎军队，作为“中日缓冲区”。章太炎十分愤慨，作诗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意思是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竟把中原丢了，这就跟南宋无耻奸臣卖国还在江心寺喝酒逍遥一样，可惜南宋奸臣伎俩不高明，今朝南京诸位，可是青出于蓝。
此诗一出，被广为转载，蒋介石十分恼火，可又动不得章疯子这位“民国元勋”，就委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主任张继去劝导，张见了章太炎道：“兄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愤然问“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还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清名被人揶揄嘲弄？”张继只能不吭声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号召政府收复华北、东北，历史上称之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镇压。章太炎闻讯，立即致电华北主席宋哲元，严厉责询：“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宋哲元不敢怠慢，只得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可蒋介石一直沉迷于“剿共”，无视人民抗日激情。章太炎突发奇想，致书蒋介石，“既然你不抗日，共产党抗日热情高亢，不如将察哈尔交付给共产党，让他们领导工农红军对付小鬼子吧。”还告诫蒋，对于抗日救国大计，切不可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言行一致，“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則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当然，如此“高见”，蒋介石自然不会采纳。
1936年6月14日上午7时，章太炎因鼻咽癌、胆囊炎、气喘病及疟疾诸症并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临终前，仍旧不忘国难时艰，留下两句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逝世时，全国政要、门生函电交驰，国民政府专门拨款，发布了以“国葬”资格相待：“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珍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
章夫人汤国梨坚决主张用五色共和国旗覆盖遗体，拒绝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说“先生一生特立独行，入土之时不能违其本性。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为青天白日旗效过什么劳。”
一代国学大师走了，夫人汤国黎的故事还得继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1月苏州沦陷，如狼似虎的日本士兵发现了章太炎的坟墓，怀疑内埋财宝，要挖开看。夫人汤国黎闻讯前去阻止，直接要见日军军官，对方一听是“章太炎先生之墓”，赶紧上报高层，几天后来了一群高级军官办了场祭奠——这些人在大学读书时，无不知道章太炎之大名。章家从此再没有日本兵骚扰。
伪浙江省省长派说客请章太炎之子章导出任伪职，汤国黎以章太炎遗嘱出示，说客羞愧难当，悻悻而去。后来局势越发紧张，汤国黎携带家眷到上海租界。汪精卫当了汉奸头子后，游说章太炎之子出任要职，并扬言“日本人很敬重章先生，连天皇也说要为先生举行国葬”，汤国黎严词拒绝。
抗战胜利后，汤国梨回到家乡苏州，热心教育事业，几经沧桑，于1980年7月逝世，享寿九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