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市场是自发分工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矛盾的产物，因此，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社会生产的无组织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调节所代替，这一论断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当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它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就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之后，发现或引入市场、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就成了过去一个世纪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探索和实践的产物。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庞杂，流派众多，把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和市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了。哈耶克曾经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问题的认识归纳为三个阶段（哈耶克，1936）。第一个阶段，认识到了不能使用实物单位进行经济计算，而必须求助于价值符号；第二个阶段，认识到为了等到正确的价格，应当使用计算机来求解复杂的方程；第三个阶段，主张引入市场用竞争的办法解决经济的平衡问题。虽然早在1908年巴罗内在《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般均衡问题，达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认识水平，但是，明确地把市场机制当作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并使这一问题永远不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无疑应归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中。在这场论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然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合理进行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以泰勒、兰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利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对这种理论提出了系统的反驳，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兰格—勒纳—泰勒模式（以下简称兰格模式）。兰格模式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和劳动市场可以是自由的，而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因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但可以由中央计划机构根据“试错法”，模拟市场加以决定。经过一系列“错了再试”的程序，中央计划当局最终能制定出一套不仅使一种产品而且使所有产品供求都相等的“均衡价格”体系。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经济体制动态的了解要比私人企业广泛得多，所以，中央计划机构通过“试错法”实现的经济均衡，比真正的市场调节要快得多。
兰格模式只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真正开始。罗默等人在哈耶克归纳的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把兰格之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两个新的阶段，即第四和第五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的第四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市场化的理论与实践。从理论上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卡德尔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等理论，都深入地探讨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和具体模式，对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实践上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了历史的潮流。这些改革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展开的，并且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改革的效果在改革初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改革步伐比较大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大增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化改革的进展是相当有限的。
南斯拉夫是最早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发挥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民经济一度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一种既排斥中央计划又排斥市场经济的“社会契约”体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由于财产关系不明确，企业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中央计划被取消了，但竞争的市场却没有形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无政府主义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和失业恶性发展；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陷入混乱之中。
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形成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的改革虽然陷于停滞，经济体制长期处于双重体制并存状态，但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80年代以后，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例如，1981年废除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982年建立了债券市场，1987年建立了股票市场，1986 年通过了《企业破产法》，1987年实行新的《双重银行法》，等等。由于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中持续推进，因而，1989 年以后，除了政治上的根本变化外，经济改革一直在以渐进的方式持续推进。
苏联实际上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他们的所谓改革只是在完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市场机制的作用一直受到排斥和限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僵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为了摆脱困境，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一次新的改革浪潮又一次冲击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新的改革浪潮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试验。1985年，在他上台之初，他并没有给改革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提出的“加速战略”完全是在重复计划经济的老路，结果只是导致了过度投资和预算的赤字。1986 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的方针，并制定了相应的改革计划，但是，首先由于这些改革都是在传统的国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超出“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的框架，因而，放权的结果导致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宏观经济的失衡，最后以失败告终。为了克服面临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又转向政治上的“公开化”，结果使各种经济和政治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陷入全面的危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成为了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全面否定。
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以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宣布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全面大规模地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受到了以罗默（John E。Romer）、巴德汉（Pranab K。Bardhan）、弗勒伯伊（Marc Fleurbaey）、威斯考普弗（Thomas E。Weisskopf）等为代表的自称是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西方学者的反驳，他们在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争论中发展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的理论模式。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从苏联和东欧改革失败的经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市场机制的成分应当多于社会主义的成分，市场机制应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而使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又在于产权制度。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标，公有制（主要是指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与社会地位方面获得更多平等的机会，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为此必须寻求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不同于传统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使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结合起来，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设计上想了许多新的办法，目的是既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能够摆脱私有制的影响，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
经过五个阶段近百年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应当看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以往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
1.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一直把市场化改革的重心完全放到了国有经济体制内部的调整上，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在市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因而，就无法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必然要求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集体理性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完全的市场化意味着对国有制根本性质的否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具有与市场机制兼容的一面，但是它的基本属性中同时包含着超越市场关系的特殊因素，这种超越市场关系的特殊属性也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所在。这个矛盾单纯依靠国有制内部经济体制的调整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形成借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脱离开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十分积极作用。但是，它具有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方面，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它曾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极不相同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是脱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机制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大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
简而言之，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理性与个人自由的统一，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之所在，深刻理解这一点，才能科学认识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