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与此极为相似。就算在生活哲学中性生活并不占主导地位或作用已经减退时，自我实现者仍能全身心地享受它，而普通人则很难做到这些。这是某种可以享受的东西，是某种能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某种别的东西可以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是某种像水或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某种完全可以当作水或食物来享受的东西。但是满足当被看成是理所当然时自我实现者一方面比普通人远为强烈地享受性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性活动在整个参照系中远远不是那么重要。这明显是一个悖论，但上面所说的那种态度已经解决了这一悖论。
需要重点指明的是，自我实现者这种对待性活动的复杂态度，极易造成这样一种情形：
性欲高潮时而可以带来神秘体验，时而又可以忽略。这就是说，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即可以十分强烈，同样也可以波澜不惊。这与那种认为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疯狂，一种心旷神迷的状态，与神秘体验的浪漫观点是背道而驰的。的确，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可以是十分微妙的，但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强烈。它可以是一种轻松愉快、试而不虐的的体验，不必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严肃、深刻，更不必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不总是生活在高峰之中的。他们也可以处在一个比较一般的强烈水平上，轻松愉快地享受性活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心醉神迷、试而不虐、妙趣横生的体验，而无须看穿迷狂与激动的最深刻的底蕴。当人们比较疲乏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时他们自然就会进行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性活动。
总体上来讲，自我实现的许多特征都可以通过自我实现的爱情体现出来。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接受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东西别人不能接受，但他们却能接受。例如，在这些人身上，婚外的风流韵事相对比较少见，但他们却比普通人更坦然地承认自己为异性所吸引。有学者认为，自我实现者倾向于与异性保持一种大方自然的交往，同时，他们偶尔还自得于为异性所吸引，但同时，他们对异性的魅力并不像其他人那般津津乐道。同样，他们谈论起性行为来也远较常人自由、随便，不拘泥于常俗。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对生活事实的接受，这种接受与那种更为强烈、更为深刻、更为惬意的爱情关系联系起来，使得自我实现者没有必要去寻求婚外的、作为补偿的、神经质的风流韵事。这一有趣的现象证明了接受与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我实现者比较容易接受各种性爱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容易相对地保持一夫一妻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实例。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长期分居，据可靠资料，她参与了乱交。她多次参与了这类性活动，并且明确地感到进行这类活动有极奇妙的乐趣。
这是一位55岁的妇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负罪感或者愧疚不安的情绪，也没有流露出作了一桩错事的感觉。显而易见，一夫一妻的倾向与贞洁的倾向或者对性欲的弃绝并不是一回事。事实证实，爱情关系越是深刻地使人感到惬意，就越没有必要对同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进行压制。
自我实现者之所以能从性活动中获得快感，正是因为他能够这样面对和接受它。我在健康人的爱情中发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并不对两性的作用和人格进行截然的区分。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性行为中还是在爱情中，他们都不认为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性别知道得很清楚，因而他们根本就不奢望自己承担起异性方面的一些文化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可以是主动的爱者也可以是被动的爱者，这在性行为与性交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亲吻和接受亲吻，在性行为中处于上面位置或是下面位置，占据主动，沉默或接受爱，挑逗或接受挑逗——这一切在男女双方中均可看到。各种报告表明，两性均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乐趣。仅仅局限于主动性交或被动性交可以看作是一种缺陷。对自我实现者来说，两性都能获得其特殊的快感。
我们如果把这一点再向深处想的话，那就是施虐狂与受虐狂了。在被使用时，在屈从与被动中，甚至在接受痛苦、被利用时，都自有一番乐趣。同样，在挤压、抱紧、吮吸时，在施加暴虐时，甚至在施加和接受痛苦时，他们都能够感到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快感，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在不够健康的情况下，一般的二歧就会显得正当合理。上述情况再一次表明了二歧在自我实现中是如何经常获得解决的。
这一点与达西的论点恰好吻合。达西认为，性爱与教友爱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最优秀的人身上，两者却能融为一体。他谈到两种爱情，他们要么是男子气的，要么是女人气的；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么是隐没逃避自我的。的确，在一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对立、处于相反的两极的，但在健康人身上情况则恰恰相反。
在健康人身上，两极对应得到了解决，个人变得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具有男子气又具有女人气，既以自我为中心又隐没逃避自我。达西承认，这一切虽极为罕见，但不是完全没有。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得出一个否定结论，即，弗洛伊德把爱情归结为性欲或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这个错误当然并非只有弗洛伊德才会犯——许多思想浅薄的市井之徒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但他可以被看成是在西方文明史上这一错误的代言人。弗洛伊德的着作处处都强烈地表明，他对这一问题偶尔会有另一种想法。例如，有一次他谈到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自自保本能，类似于在被喂了东西或得到关心之后内心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恩心情，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源于儿童最早的那些岁月，是在自保本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还有一点，他认为这种感情是对应而形成的，此外他还将这种感情解释为精神方面的性冲动。希区曼曾描述过弗洛伊德所作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弗洛伊德声称一切爱情都是儿童恋母的重复。儿童从母亲的双乳吮吸乳汁，这是所有爱情关系的模型。
性爱对象的发现不如看作是一种重新发现。
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各种不同理论中，能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就是在《文明及其不满》
中关于温柔的目的遭受到抑制的性爱：“这些人将主要的价值从被爱这一事实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爱的行为上去，借此独立于他们的对象的默许。他们不是将他们的爱给予个别的对象，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的人，以此来避免自己失掉爱。他们避开生殖器爱情的性目的，把本能变为一种含有遭到压抑的目的的冲动，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生殖器爱情的变化莫测以及对它的各种不满，他们通过这一过程引入他们自身的那种状态——一种不可变易的、毫不偏离的、温柔的心态——与生殖器型爱情的暴风骤雨一样的丰富多样性就几乎没有什么表面的相似性了，但那种状态仍是来自生殖器型爱情的。”
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温柔是目标转向的或乔装打扮的性爱。当我们遭到禁止，从而不能实现性交这一性目的之时，当我们一直企图实现这一性目的，但却不敢承认这一企图之时，妥协的结果便是温柔和感情，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每当我们遇到温柔和感情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们仅仅视为目的遭到抑制的爱。从这一前提还可以推演出另外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这就是说，如果不去压抑性欲，而允许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与其他任何人性交，那也就没必要再谈什么温柔的性爱了。乱伦禁忌和压抑——这一切都孕育出爱情。
生殖器型的爱情是弗洛伊德学派所讨论的另一种爱情，但他们给这种爱情下定义时往往只强调生殖器，却从未谈到过爱情。例如，这种爱情常常被界定为性交的能力，界定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为通过男女生殖器结合(无须求助于阴蒂、肛门、施虐、受虐等等)达到这种性高潮的能力。当然，较为精辟的观点虽然少见，但确实存在。在弗洛伊德传统中，麦克尔·巴林特和爱德华·希区曼的那些论断最有见地。
巴林特对生殖器型爱情的讨论其中有好多否定性质的强调。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矛盾情感的后生殖器型爱情，这种爱情没有矛盾情感的痕迹，而且也没有前生殖器型的对象关系的痕迹；不应该有任何口头的特征；不应该有伤害、侮辱、控制和统治对方的意愿。也就是说，不应该有任何施虐的特征；不应该有玷污对方的意愿，不应鄙视他(或她)的性欲和性快感；不应有讨厌对方的危险。也不应有仅仅为对象的一些令人不快的特征而耿耿于怀的危险。
也就是说，不应有任何肛门特征的残余；不应强迫自己吹嘘占有一个男性生殖器，不应有一种自己不完全的感觉和生殖器有缺陷的感觉，也不应该感到对方的生殖器有缺陷，不应有生殖器象征阶段的痕迹和阉割情绪的痕迹。
如果没有了上列接受生殖器阶段的特征的话，生殖器型爱情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爱自己的伴侣，是因为他或她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是因为我们能满足他或她的要求，是因为我们能够几乎或完全同时体验到性欲高潮。生殖器的满足对生殖器型爱情来说显然只是一个必要的而非充足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是，生殖器型爱情远远不只是由于对方向我们提供了生殖器满足而产生的感激或满足，而且这种感激或满足是单方面的不是共同的，这都无关紧要。那么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生殖器型爱情还包含一些什么因素呢在一种真正的爱情关系中，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理想化，温柔，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总起来说，生殖器型爱情确实是用词不当。我们所说的生殖器型爱情是各种不协调因素的融合，既有生殖器的满足，又有前生殖器阶段的温柔。人们时常害怕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紧张，但他们也从中得到了报偿，这就是说，为了寻求快乐的时刻，他们可以定期回归到一种真正的幼儿阶段上去。
温柔是如何包含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的，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人们在性交中是绝不会抑制性目的(的确是性目的)的。弗洛伊德对目的得到实现的性爱不置一词。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找到温柔的话，那么除了目的抑制之外，我们还必须找到另一个源泉，而这一源泉似乎是与性爱无关的。萨蒂的分析理直气壮地抨击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弱点。
莱克、弗洛姆，德·弗莱斯特和其他一些修正弗洛伊德主义理论者的分析也是如此。阿德勒早在1908年就肯定地指出，对爱的需要并非来自性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