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着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着——《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尔泰说得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学、戏剧等方面也成绩卓着。除《君王论》外，他的代表作还有《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