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位启蒙思想家，他“给予国民的影响之大，恐怕比所有其他启蒙思想家之和还要广泛、深刻”。此人便是福泽谕吉。在日本有启蒙性质的“文明开化”运动中，他充当旗手，扮演了一个巨匠角色，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1835年出生在中津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丧父。少年时代的福泽谕吉一面从事家务劳动，一面学习汉文，阅读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学书籍。福泽谕吉对幕府那套封建等级制度深感不满，总觉得那些封建思想不合时宜。
1853年7月的一天，由四艘炮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柏利少将的率领下，强行闯入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同幕府将军就开港进行谈判。柏利声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战，以决定胜负。”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环境中的幕府官员，很少看到这种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炮舰，惊惶失措之余，只得同意开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签订了开港贸易的《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法国也相继闯进来，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强力打开了。日本的封建社会犹如长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鲜空气，迅速开始变化。
日本许多有思想的下级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风，这时产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时，他们看到平素骄横的幕府官员，在西洋人面前却束手无策，感到异常气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变革的思想。
这一事件对福泽谕吉震动很大，促使他立志学习西方文化。他怀着振兴日本的抱负，先后在长崎、大阪、江户等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多地学习了各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久，他在江户开办了一所荷兰语学校。
福泽谕吉一直渴望着能到国外参观访问，直接了解西方社会的情况。从1860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的翻译前往美国开始，他曾3次出国，历访英、法、荷、普、俄、美等国。多次出国访问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与欧美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尽快把西方文明之风带回国内。因此，他在出访期间，用点滴节省下来的外汇，购置了大批外文书籍，包括各种辞典，其中许多书籍后来被广泛采用为教科书。
日本被迫开港后，社会上“攘欧论”盛行。福泽谕吉因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处处受到传统势力的猛烈攻击。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仍以很大的胆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1862年起，福泽谕吉连续发表了60多种着作，其中以《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最负盛名，它们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西洋事务》一书完全是根据福泽谕吉的访问笔记写成的，它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户，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畅销书。当时日本朝野凡是谈论西方文明、主张开港的人，案头都有这部着作。
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称为“明治的圣经”的重要着作——《劝学篇》，吹响了日本向近代社会进军的号角。在这部着作中，福泽谕吉用通俗的语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他敦促国人要多读书，多接触新事物，钻研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学问。他认为一国文明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立志学问，充实力量。他主张放开眼界，将东西方事物进行比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劝学篇》力排传统思想，宣传功利主义和进取精神。福泽谕吉将批判矛头指向幕府，认为妨碍个人身心独立的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和日本的幕府统治。因为“国家权力集中于王室”、“人民不专于国事”、“国民的地位不受尊重”、“无信仰宗教权”、“无研究学问权”；进而告知那些处于卑屈之中的人们，要想走上独立的道路，必须立志向西方学习，树立文明精神，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样的学问，增长了见识，“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福泽谕吉号召人们打破传统的“轻视钱的习俗”，因为“争利就是争理”。这对日本后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本书一出版，人们争相购阅，销量多达70余万册，对日本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谕吉全面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他把世界上多元文化归结为三种类型，即野蛮、半开化和文明，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照由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的次序向前发展的。在他看来，当时的日本处于半开化，而欧美已进入文明。因此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标准”，学习欧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他说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为先进的所压制。”但是，福泽谕吉并不一味崇洋媚外，只是强调要学习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即“文明的精神”。他说：“使欧亚两洲相比，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应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
福泽谕吉还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学的创始人。1868年，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后来又不断扩充，建成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宣传文明开化的基地，为日本的维新改革事业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他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福泽谕吉极力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使日本逐渐走向文明社会。他主张以推进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办学宗旨。为此，他强调学校应讲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如同激荡的洪流，冲击着封建幕府体制和陈旧的社会意识，因而深得明治政府的赏识。他的启蒙思想被资产阶级加以改造、利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泽谕吉的视野又是狭隘的，他不可能去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甚至主张用宗教来愚化人民，使人民俯首听从资本家的摆布。明治维新后，福泽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对内主张“官民调和”论，对外则为日本扩张开脱，公开宣扬“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国和朝鲜“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局限性。他的启蒙思想本质上是为日本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工具。
